官庄名人余英时:谈“天地君亲师”的起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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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0-11-10

— 本帖被 washington 从寒喧时间移动到本区(2014-05-21)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随伯父一家从安庆移居祖籍———潜山县的官庄乡(现潜山县官庄镇)，一直到九年以后（1946年夏天），我才重回城市。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虽然因此而失去了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身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因为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九年乡居生活之赐。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故乡———潜山官庄———是一个十足的穷乡僻壤，当时和现代文化是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我相信我当时所见到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在精神面貌上，官庄几乎相当完整地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这里没有新式学校，偶尔有一两处私塾，教的也还是《三字经》、《古文观止》、《四书》之类的东西。通俗化的儒、释、道仍然支配着乡人的信仰和行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独秀这位五四健将是怀宁人，怀宁和潜山是紧邻，但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因为有人说他写下了“父母有好色之心，无得子之意”这两句大逆不道的话（这当然是借用了王充的说法），又曾公开提倡“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可见城市知识分子歌颂了几十年的五四新文化根本没有涉足我们的乡间。我现在写这篇谈“天地君亲师”的小文，种因便在五十多年前的乡居时代。
　　
　　 1938年的旧历年，我第一次看见伯父写大批的红纸春联，其中有一个条幅是“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那是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的。伯父又向我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是民国时代，已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了“国”字。这一字之改虽然也透露了一点“现代化”的痕迹，但整个价值系统的结构显然原封未动。这五个字正是五四前夕陈独秀所要彻底铲除的。他说：
　　
　　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
　　
　　我现在不准备讨论这五个字的文化意义，而愿意作一点历史探源的尝试，即“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怎样开始在中国社会上流行起来的。五四时代那位号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点溯源的工作，他在《谈荀子书后》中说：
　　
　　《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而立。
　　
　　从思想的实质说，“天地君亲师”确已包括在上引《荀子·礼论篇》之中，先师钱宾四先生也说：
　　
　　 “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像。
　　
　　但这还不够解答这五个字究竟什么时候才变成红纸条，贴在厅堂上的。大概在钱先生逝世前的两三年，他也曾在素书楼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注意到文字记载，只能说：也许不会太早，大概是从清代开始的。经钱先生这一问，我儿时的记忆一下子复活了，从此我便留心寻找文献上的根据。但这像大海捞针一样，是无从有计划地搜集的。最近一两年内，我在浏览文集、笔记之余，居然碰到了几条线索，虽然不完不备，不妨先写出来，以供有心人的继续考索。清初廖燕在《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一《续师说》中说：
　　
　　宇宙有五大，师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亲；五曰师。
　　师配天地君而为言，则居其位者，其责任不綦重乎哉！
　　
　　我所看到的《二十七松堂集》是日本柏悦堂文久二年（1862年）刊本，文末又有魏礼（和公，1629～1695）的评语：
　　
　　 “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一经妙笔拈出，遂成千古大文至文。
　　
　　魏礼的评语尤其重要，他指出这五个字是“里巷常谈”，可见清初已颇为流行。则此五字连用不始于清代，也许要上溯至明代。然而我们还是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写出来供在厅堂上的。后来我终于在张履祥（1611～1674）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条明确的证据。张氏《丧祭杂说·序》云：
　　
　　《家礼》：祠堂之制则贵贱通得用之。乃吾乡千百家无一也。……惟家设一厨曰家堂，或于正寝之旁室置之，或悬之中堂而已……其稍知礼者，则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亲师，而以神主置其两旁。
　　
　　这就是后来陈独秀所见到的制度了。据《杨园先生全集》的《编年诗文目》，《丧祭杂说·序》成于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年），则这个制度至少在明末已流行。但看张履祥的语气，还不是家家户户都立此五字的牌位或“红纸条”。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天地君亲师”起源的上限，但是我偶然发现了一条记载，可以证明它不能早于13世纪中叶。南宋的俞文豹在《吹剑三录》中说：
　　
　　韩文公作《师说》，尽以师道自任，然其说不过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愚以为未也。记曰：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君以正而用之。是师者固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夫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则其为职必非止于传道、授业、解惑也。
　　
　　《吹剑三录》俞序作于淳祐八年戊申（1248年），此文所引“记曰”出于何书尚待考，因为它和荀子之说及《国语·晋语》“民生于三”之说都不同。但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此时“天地君亲师”不但未成为制度，而且也还没有形成“里巷常谈”。这是可以断言的。
　　
　　最后，我要补充一句，魏礼说“天地君亲师”是“里巷常谈”确是一针见血的话。这五个字是在民间逐渐发展出来的，而且重点也未必一定放在“君”上面。俞文豹所特尊的其实是“师”。《水浒传》宋江在将吃“板刀面”时也说：“因为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金圣叹批改本第三十六回），便包括“天地亲”三者。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要吴用坐第二把交椅，说“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这也是“尊师”的明确表现。可见宇宙五大，梁山泊已承认其四了。今天无论研究中国的上层文化或民间文化，“天地君亲师”所代表的价值系统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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