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的《舟山日报》刊登了《顺利与小展余氏族谱考——兼与何雷书先生商榷》的文章(作者：庄世维、孙和军)，笔者作为余氏族人，对自己的始祖、先祖和祖先的生平事迹略有所知，对余氏家族“宗谱”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也略胜于外人。读了《顺利与小展余氏族谱考》(以下简称“族谱考”)，感到有些内容牵强附会，有违真实。为了避免以讹传讹，笔者认为有必要撰文就事论事予以澄清。
Q(gu ";& fKIwdk%!- “族谱考”第5段，摘录如下：
ftsr-3!Vm < 9eQ “余涤当时迁居很有可能并不是直接迁到北蝉小展，而是于南宋宁宗时期(1195～1224年)首先迁居今日石礁顺利村，在那里建立余氏老宅。这是迄今为止在史书上记载的唯一最早迁入定海的宗族。 ”
;^xlDN ')I/D4v 这短短81个字，存在着3个谬误：首先，把余氏最早迁居昌国的人物颠倒。笔者再次读了何雷书先生的题为《北蝉小展余氏宗族考略》一文，何先生写的最早迁居昌国定居的是余涤祖父余息庵，经与“宗谱”核对，何先生文章言之有据，现照《四明昌国余氏世系宗谱》原文所载，摘录如下：“鲁国公五世祖息庵先生，明州观察判官，巡历昌国，雅爱观海，遂谢仕归隐昌国”(直书，无断句，标点笔者所加)。这里的鲁国公就是去世后由皇帝追封的余天锡，息庵先生就是余息庵，余天锡是其五世孙，也是余天锡祖父余涤的祖父。关于余息庵归隐昌国的具体时间，暂无从考证。但余涤任昌国县学教谕时间是公元1152年，那余息庵归隐昌国(定海)时间，大致可定位为北宋后期，即公元1127年前。
Zu:cF+h l V ^nYG$si 其次，否定了余天锡是南宋昌国人。 “族谱考”所写，余氏(余涤)是于南宋宁宗时期(1195～1224年)唯一最早迁入定海的宗族。以前多见舟山报章及史书所载，都认为余天锡出生在昌国，生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卒于理宗淳祐元年(1241)。新版《定海县志》第794页对其生卒年也是记1180～1241年。
r|cl6s!P u*{hXR-" 现在根据“族谱考”所述，余氏来昌国时可勾勒出如下情形：余天锡出生在大陆，其随祖父余涤来昌国(定海)时，年龄已在15至44周岁之间。这样，客观地否定了余天锡是南宋昌国人。舟山余氏家族的历史被两位先生搅得迷糊不堪。
A{\7 HV 5 u-Ct-0 其三，搅浑了余氏最早定居地。 “族谱考”说：“很有可能不是直接迁到北蝉小展，而是……首先迁居今日石礁顺利村，在那里建立余氏老宅。 ”
=A9>Ej/ iyU@|^B"Wa 既是“谱考”，作者行文使用的却是“很有可能”、“或许也有可能”的文字，既然使用不确定性的词汇，那么作者“考”些什么？难道存心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其实余氏宗族最先定居地及其所建的老宅，既非在小展，也并非是在顺利村，应是在今定海城东街道甬东村。
UtG@0(6C D} px=? 关于余天锡夫妇画像问题“族谱考”中写道：“两张余天锡夫妇画像原本的幅面有‘番薯干笠子’一般大，后来被迁居于北蝉小展的族人拿去……”
Hs~M!eK 4O9HoX#-? 这样的言论是极不负责任。本来小展、顺利两村余氏同宗同祖，一脉相承，和睦相待，友好往来。 “族谱考”的文字无中生有、制造矛盾。据了解，现在小展村余氏没有“番薯干笠子”般大的画像，只有两张按照画像拍的照片。那还是早在石礁公社时，有位名叫黄泉龙的先生，时任石礁公社干部，他热心于历史文化研究，用自己的照相机为小展村余氏拍摄的。
c)#b*k,lw< m LPQ5`_ 在“族谱考”中，作者“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在括弧内特别注明说：“我的这一种说法可能对小展余氏族产生争议纠纷，但我是依据余德英原话写的。 ”很显然，作者大约也感到有些不妥，想推卸责任。据了解，余德英老人为人正直，通情达理，就在今年9月25日，他代表石礁顺利村余氏，也到小展甘溪宗庙参加过余天锡830周年华诞纪念活动，据此，这位老人是否讲过这样的话？值得怀疑。
c%>t(ce`Tl ` x~k } 笔者提请作者在百忙之中抽空看看《舟山晚报》2010年10月26日第7版头条《双桥一居民家里珍藏南宋余天锡画像》。 “大樟树下一带大部分是余姓，他们说老祖宗就是余天锡”，“我们也是余天锡后裔，你们看，画像还在呢……”
idvEE6I@ ;"!dq) “族谱考”第6段：“笔者认为：石礁顺利村余氏在先，北蝉小展余氏源于石礁。 ”得出上述结论，其有所谓三个“证据”：
fU !C: qnyFR P C “证据”之一，是1987年版(笔者：应为1994年版)《定海县志·人口姓氏》篇中明确载明：石礁顺利村余氏是“南宋宁宗时期余天锡祖父(即余涤)从余姚迁昌国，至‘忠’字下一辈至今已40代”。
kGc;j8>." gEIjG 这条“证据”，一是时间上大错，二是居地谬误。据何雷书先生文章所述：“绍兴二十二年(1152)县令韩昼兴学造士，礼聘余涤为县学教谕。 ”经核实，何先生这个时间言之有据，引自《定海厅志》这与《定海县志》所载也是“族谱考”中引用的宁宗时期要相差好几代皇帝，以序上溯：宁宗—光宗—孝宗—高宗，说明余涤在宋高宗时期(1127～1162年)早已居在昌国，并任县学教谕。
0@C`QW %m Lx8 ^V7 X 《县志》中这些文字是得顺利村余氏“宗谱”残本后加的按语，并非“宗谱”原文，而且早在130多年前，光绪《定海厅志》所载的是：“余涤，居甬东。 ”根本不是“从余姚迁昌国”。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应以《定海厅志》记载为准。
D2E~ c? V yf*MG&} “证据”之二，是余德英家有一本“宗谱”残本。据考，这本“宗谱”是清康熙四十四年(“族谱考”写四十五年有误)由当时的著名国学，后出家当和尚“托跡空门，独怀修辑家谱”的余明旭最后重修的，不止一本，以前小展余氏也有一本，据父老相传毁于火灾，所幸清同治年间小展岙里一位秀才，将原“宗谱”的序言部分作了抄录，那手抄本至今还在(也霉腐掉很多字)。 15年前，小展余氏几位老人，将手抄本与顺利村保存的“宗谱”残本进行核对，发现只要相互有字处，两本史料一字不差。可见这类“宗谱”不像封建帝王的玉玺是独一无二。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按旧时宗族规定，“宗谱”是由族长或德高望重者保存的，余德英家宗谱，只能说明他家的祖先是族长，或德高望重者，不能作为“小展源于石礁”的证据。
V7 N8m<Tf }=^YL u= “证据”之三，是距顺利村一里之遥的一座溪口庙，又说成是史太公庙。 “族谱考”说：“这个余氏的学生，也就是有资格成为溪口庙奉祗的名人，无疑就是史浩之子史弥远了。 ”这个“证据”疑点有三：
6?+bi\6 |n=m8X 1、溪口庙(说成史太公庙)，既然与余氏有渊源关系，为什么要建在没有余姓居住的溪口村？
&1F)/$ ,v 8n?P'iM 2、两村人都承认是言传，既然史太公是余氏祖先的学生，按常理只有学生为老师建庙(如孔庙)，没听说老师为学生建祠庙，行膜拜；
#i7! - /~^S] 3、溪口庙是以村命名的，所供奉的是“老爷菩萨”，诸如“三官菩萨”、财神、华佗、送子娘娘等。 “族谱考”作者对这个庙及与其相关的写了240多字，仍然看不出与“小展余氏源于石礁”有什么因果关系。就凭以上三点所谓“证据”，于是得出结论：“小展余氏源于石礁”。这个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5G_ *T GT YGm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的《定海乡土教科书》第三十二课《北蝉》载：“著姓者，首小展之余，相传为宋余太师天锡之后”，《定海厅志》第九册载：宋余太师墓在小展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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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Tl 本人认为，既然两村余氏都认为是余天锡的后裔，就可以了，没必要去争谁是主干，谁是枝脉；也没必要去争余天锡是出生在昌国的甲地乙地和丙地。任何教授级人物也好，高官也好，在作结论时都应尊重史料记载；任何凭主观想象所作出的结论是不能服众的，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qX0IHe S@Yb)">ZQ 关于两村余氏的户数、人口数
6y %BJ U.I y:iE'SRRK6 “族谱考”第7段：“然而正如何雷书先生所说，可能石礁顺利村的风水确实不及小展好，至少在人丁繁衍发展上是这样。现在居于顺利村的余氏仅只两户，而小展余氏族人已发展到了3000多户，6000余口。 ”
_"%d9B Fu )V2[TY 这段文字，使读者很自然地以为何先生对顺利村说过风水问题；对以上3则数字是以为从何先生的文章中摘引过来的。事实恰恰相反，何先生在《北蝉小展余氏宗族考略》一文中，根本没有提及过顺利村的风水之事，也只字未写过现顺利村余氏户数，只对小展余氏写的是500多户，2000余人。 “族谱考”是针对何先生的“考略”一文写的，现故意将顺利村余氏只写2户，而小展村余氏户数、人口数故意扩大了6倍和3倍，不知作者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5EFow -AH ^^jF*)DT@ “族谱考”一文名为考证，又兼商榷，却有那么多不负责任的错讹之处，伤害了小展与顺利两村余氏的感情，也是对何雷书先生的不敬。为此，笔者敦请作者扪心自问，史实能推论吗？读者能愚弄吗？下笔要不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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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BE OE< 资料来源：
http://dhnews.zjol.com.cn/dhnews/system/2010/12/24/01307480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