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将余玠传考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下一主题查看指定楼层

离线武昌鱼

总版主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0-11-28

— 本帖被 thinfo 从余姓名人移动到本区(2011-09-12) —

南宋名将余玠传考

作者:谢小明来源:山谷文学网更新时间：2008-7-28 16:49:25 点击数：2365

【字体：

】

南宋名将余玠传考
作者  枫叶

人物简介
    南宋名臣。余玠（1206—1253），字义夫，号樵隐，又号执恭。江西分宁长茅人（即今江西省修水县黄沙镇瑶村村），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是南宋末期一位卓越的、有远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富韬略，通兵法。初投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转战淮东八年（1234——1242），立下显赫战功，官至大理少卿，淮东制置副使；淳祐二年（1242年），入朝奏对，建策理宗改变轻武重文之风，深受赏识，升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至任，革除弊政，遴选州县官吏，招贤纳士，大兴屯田，整顿军纪，军势大振。针对蒙古骑兵善驰突的特点，纳冉璡、冉璞兄弟筑城守蜀之策，沿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长江两岸山隘、要道，筑青居（今四川南充南）、大获（今苍溪东南）、钓鱼（今合川东）、云顶（今金堂南）等十余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并迁沿江各州治所于城堡，广储粮、兴武备，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堡寨防御体系。率领军民抗击蒙古军进攻，屡获胜利。八年，升兵部尚书，仍知重庆府。十二年，击退蒙古军对嘉定（今乐山）的进攻。宝祐元年（1253），因遭诬陷，被宋廷召赴临安（今杭州），闻命暴卒（一说服毒死）。余玠受任于南宋危难之际，竭力经营巴蜀，为支撑南宋王朝半壁江山做出了杰出贡献。丹心照汗青，功业垂后昆；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爱国英雄。

一、传统教育  理学洗礼

余玠(1206—1253)
    余玠,字义夫，号樵隐，又号执恭。江西分宁长茅人（即今江西省修水县黄沙镇瑶村村），199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写道：余玠“分宁人，侨寓蕲州”。《江西通志》、《南昌府志》及《义宁州志》均载余玠祖籍江西分宁即江西修水。于宁宗开禧二年丙寅正月(1206年)出生于洪州分宁县的“一门三太守,四代五尚书”的长茅余氏望族的一户书香门第。其父是长茅余氏十世祖余绍立，字显祖，号槐堂，宋举人，母何氏生玠、璇二子。其父余绍立从教于青青轩书院, 青青轩书院系信州通判、黄庭坚之妹夫、长茅余氏八世祖、绍立叔祖余彦伦创办，其时在分宁负有盛名，据明朝版《宁州志》记载：“藏书万卷，弟子一千”。嘉定五年壬申岁（1212年）余玠7岁随父启蒙于青青书院，其时启蒙教育的课本为《杂字》、《百家姓》类。后在县城东郊的濂溪书院（周敦颐在分宁主簿任时创办）就读，课程内容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等五经。（其时朱熹修《四书》，尚未普及入课本。）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肓和传统教育，诗词、书法都有较好的功底。余玠成年后，进江西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列于李燔门下，精心研读儒家主要经典，接受“古今成败兴亡大致”，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等程朱理学理论的教育，这为余玠后来关心国事民情，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的实际行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失手致命  寄迹襄淮 ^k u~m5v

白鹿洞书院
    余玠，自小就聪明敏锐，勤奋好学，且有非凡志向，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16岁的余玠在就读于久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时，因与一茶翁口葛，失手致使老翁跌地身亡。此时的余玠面对身负命案的后悔与恐惧，唯一的办法只有隐身外逃。其弟余璇早已由分宁随叔父迁居湖广蕲州连城街（后其父也随迁居于蕲），投奔弟家隐身是上策。据谏草堂《余氏春秋》、明·张溥天撰《宋·余玠守蜀论》载：“……玠少为白鹿洞诸生，杀人亡命，寄迹襄淮……”。《宋史·余玠传》载：“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入茶肆，欧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如此等等“因事亡入襄淮”的记述在很多历史书籍中都有。
    逃到连城街后，随弟隐身经商几年，积蓄一定资产，平稳后在广济的一个叫白兔山庄的村子购得田亩，过着躬耕的生活，并将其父槐堂，母何氏从分宁长茅接迎至此寓居。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22岁的余玠娶邻村苏氏女为妻。妻为苏东坡后裔。次年生长子余如孙，取“生子当如孙仲谋”之义，字师忠。越4年苏氏病死，余玠继配黄氏，人称“黄婆”。生次子余如钧。
1234年理宗亲政，召回史弥远贬斥的真德秀、魏了翁等10多人入朝，委以重任，朝宇澄清。国号“端平”，史家称“端平更化”。
    2月9日，宋蒙“联军”，大破金兵，金亡。 6月，形势对宋有利，在主战派赵葵、赵范兄弟和金子才等人建议下，理宗决定“守河拒关，收复三京（汴京、应天、洛阳）”。赵葵、金子才率兵北伐，进入洛阳，旋因粮草不继，为蒙军所乘，7月败返。赵葵因战事失利受削职处分，然赵不改初衷，仍移师才收复的泗州，积极备战。
    满腹经纶,大志难图的余玠闻赵葵因“师退无律，致后阵败履”，受到处分而仍壮心不已，深为感动，决定出山。此年秋，余玠以词《瑞鹤仙》拜会淮东制置使赵葵。
    《瑞鹤仙》：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
    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昏。家僮卧困，呼不应，自高枕。待摧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赵葵读罢，深为感动，极为赏识。他认为能写出如此悲壮雄伟、气冲霄汉的杰作之人，定是非凡的奇才，决定收余玠入淮东幕府为座上客。厚礼相待，授其“进义副尉”（后勤官员）。奇将遇奇才，奇才乃有用武之地。
    他投身于赵葵幕下时，为避前嫌也只能以蕲州人的身份，投名投军，不可能依实报分宁人。千里之遥到襄淮投军，否则引起质疑，甚至套起命案的暴露。从军之后，仕途宏达，更不可能改变籍地，不然不仅影响仕途，反会招来欺君之祸。况父母亦徙蕲州。
    “因事亡入襄淮”其因有很多历史书籍都这么记述。《江西通志》第五十九册《修水人物列传》（清雍正年版）载：“余玠字义夫，长茅人。理宗时由诸生辟授将作监主簿，终四川安抚使行兵部尚书。按史载：玠少为白鹿洞诸生，因事亡入襄淮。……”《南昌府志》五十一至五十三卷《人物志》及《义宁州志》卷二十二都有相同的记载。谏草堂《余氏春秋》、明代史评家张溥在《余玠守蜀》载：“……玠少为白鹿洞诸生，杀人亡命，寄迹襄淮……”。《大冶县志》载：“余玠，字义夫，洪州分宁人，后寓蕲春”。

三、       投军效国  转战淮东

抗蒙战争
    负罪逃亡生活了几年，目睹南宋垂危的景象，深感匹夫有责，毅然投军效国，拯救民族危亡，以功补过。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年将三旬而立，已是满腹文韬武略、且心系国家安危的余玠以一首《瑞鹤仙》词拜会时任淮东制置使的赵葵。于是他就这样投身到了民族斗争最强烈的地方，淮东战场主将赵葵门下。
    余玠投戎赵葵时，正值赵葵乘蒙古侵宋的战场西移四川之机，把江淮的经营重点转为“修车马、备器械、固城壁、浚濠湟”上，以为“强边、固本”打下坚实基础之时。余玠由于以他的明敏的才智协助赵葵出色完成在江淮战场“强边、固本”的任务，而受赵葵所重用，不久以功补进义副尉，继擢“将作监主簿”（此衔实为“储才之地”的意思）说明此时余玠的才智已受到朝廷的重视，不久，因父丧去官服丧于蕲州（其父曾于1226年侨居蕲州）。
    端平二年（1235年），窝濶台（成吉思汗儿子）两次大军南侵，直捣蕲、黄（黄冈），兵祸甚烈。余玠在孝服未除之际应蕲州守臣的征召，毅然带孝组织领导军民，走上坚守城防保卫国土的重要岗位。由于余玠在服丧期间此一卓越贡献，宋理宗于1236年2月批复了余玠起复宣教郎、襄阳府通判兼京西置制司机宜文字制。这篇敕诏文曰：
“‘夺情非令典也，惟从戎则许其墨’（此两句出自《左传》，意为只有出征才允许带孝）。尔以明敏练达，受知于制阃。秋防孔迩，辟置自助。起之垩室，贰政要藩，且参幕府之画，不以家事辞王事，其礼之变乎！移孝为忠，勉图协济。”
    余玠也因此受召回军任职，为名将孟珙“参画”军务。
    嘉煕元年（1237年）10月，口温不花、察罕兵侵安丰。知安丰守将杜皋，其人老成于事。先入幕淮东，后知安丰，早有准备，凭城固守。赵葵则指挥各路援军“协办捍卫”，蒙军溃去。
安丰役后，理宗诏曰：“赵葵援安丰，俱能命将出师。捷书上闻，朕深喜叹。可令学士院奖谕其。”命赵葵以宝章学士知扬州府，恢复赵葵淮东制置使职。
余玠在安丰战役立了大功，进官三秩，以“权发遣招军”兼制司参议官，并给予京官工部郎官身份。
    1238年，蒙古大帅察罕率兵八十万围泸州未遂，改东窜攻招信军泗州之邻滁州，余玠毅然率招信军赴援，不料察罕转攻招信所辖之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余玠回军猛击，蒙军大败，此战之胜，理宗特别高度评价余玠，下诏表扬：“淮东所遣援兵，当此天寒，深为不易。”“招信余玠之援变来，军威不为不壮。”
    自蒙古灭金取代女真，立即图谋“镇抚中原”的大计，委任察罕、刘福、杨奂以军政财大权，控制河南三十余城，广制军器，大造战船，企图一举拿下南宋。由此南宋王朝惶恐以极，拟派精锐水军潜入河南腹地，消毁其造船设备，余玠被任为负责总领，率部转战汴、洛数州，以寡敌众，机动灵活，胜利完成了作战计划，全师而还。朝廷鉴于余玠有独立作战并取得胜利的能力，连进三秩。嘉熙四年（1240年）提升余玠为淮东制置司节制招信军，兼知淮安州。十月又委以主持濠州、淮河南北的防务，节制应天（江苏南京）、宿州（安徽宿县）、泗州、永平（江苏沭阳）、海州（连云港西南）、邳州、徐州、涟水等地节制军马，成为淮东战场的重要指挥者。
    淳祐元年（1241年），察罕会集各路蒙军攻破我军事据点寿州（今安徽寿县），余玠为解除首当其冲的安丰之围，朝廷调集援军二万人，支犒官会五十万贯，银五千两，经过四十天的会战，终于使蒙军溃败撤退。余玠以淮东提刑又立下了战功，官拜大理少卿，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1242年）五月，余玠奉命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入朝奏对，使他获得了一次当面向皇帝陈述自己政治见解的机会。在入朝奏对中，余玠针对时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习尚问题，针对朝中仅把革除虚妄浮华停留在对士大夫的空谈劣习的指责。他说：“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二是用人制度问题，他向理宗提出：“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致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当宋理宗听到余玠这种绝伦逸群的政治见解时，才发现余玠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实干家，是帅才，当即表示赞赏说：“卿人物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
    余阶在淮东转战八年，立过功，受过奖，提过职，迄至现在才真正得到朝庭的确认。为他后来的激浪扬帆，夯实了稳实的基础。

四、奉命守蜀  雄才大展

余玠赴任巴蜀
    宋理宗发现余玠的绝伦之才之际，正是南宋王朝一直把偏安的希望寄托在蒙宋议和以
求“苟安”，致使官恨民怨，上下相欺，战争失守，甚者退守郢荆，朝庭大臣强列反对之时。为此宋理宗在这样的情况下，便乘蒙古窝濶台崩驾（1241年）政权纷争激烈之机，确立了“稳定疆局，守必先行”的政治策略，因而把才华出众、见解魁伦的余玠推上“独当一面、拒外安蜀”的重要位置上了。余玠入蜀，是面对全川州郡十之八九已入蒙军铁蹄，而临危授命的。
在四川不守、京湖危急、临安难保的紧急关头，宋理宗与大臣们熟议之后作出决定，调余玠入川，并在举行“陛辞”典礼上。宋理宗以坚定的口气对余玠说：“今日之事，不必问胡（指蒙古）运衰否，但自靠实理会。治内规摹，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余玠深知此行是以收复失地为己任，面对理宗许下了“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廷。” 的气壮山河之誓言。
因孟珙原为宣抚，所以余玠入蜀原为宣喻使。今孟珙他调，按理宗交待余玠的内容，实则委以余玠宣抚之责。淳祐二年（1242年）理宗改任余玠兼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负责四川防务。

钓鱼城遗址
    余玠赴任后，革除弊政，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聚小屯为大屯等政策。采纳播州人冉氏兄弟建策，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略，先后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今四川南充南、苍溪东南、合川东、金堂南)等10余城，并迁郡治于山城。又调整兵力部署，移金州(今陕西安康)戍军于大获；移沔州(今陕西略阳)戍军于青居；移兴元(今陕西汉中)戍军于合州(今合川东钓鱼城)，共同防守内水(今涪江、嘉陵江、渠江)；移利州戍军于云顶，以备外水(即岷江、沱江)。诸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边防稍安。
    理宗淳佑四年（1244年）余玠制定《经理四蜀图》，完成了治蜀纲要：一、起用地方势力。动员流散在外的力量有组织地回川，“凭籍西归，共图克复”。对敌战区，则“俾守一境，官得自辟，财得自用，显立隽功，当议许功。”二、设险以步制骑。建立山城防御体系，“扼骑冲突路”；在建立山城防御体系上，他力破帅司畏难反对之论，遍令诸郡因地制宜据险筑山城。他叮嘱部下：城成，则赖以安；不成，独坐其责，与诸君无预也。任都统张实司全川建城筑寨之事，并选用一批官员分赴各地主持其事。两年完工16处，初具系统防御工程规模。在战术上则从多方面订出“制马良策”。三、兵民共守。建立了耕战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实行人民战争。四、确定合州钓鱼山的战略地位。六、接纳杨文“守蜀三策”：上策为御敌于蜀门之外；中策为择险建城以抵抗为根本；下策为保江自守，纵放来去。
    淳祐六年(蒙古贵由元年即1246年)，蒙古分兵四道入蜀，余玠继多次战胜蒙古军进攻之后，依靠新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余玠守蜀有功，淳祐八年（1248年）被任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
    淳祐十年(蒙古海迷失皇后二年即1250年)，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誓师北伐。以一部兵向陇蜀边界出击；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汉中(今属陕西)进发，三战连捷。次年四月，余玠率军号10万进占汉中西之中梁山，潜军烧毁汉中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栈道后，率军围汉中数重，昼夜急攻。蒙古军修复栈道，各路援军会至。余玠久攻不克，兵老师钝，只好撤军。
    淳祐十二年(蒙古蒙哥汗二年即1252年)，余玠率军击退进攻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
余玠守蜀，针对蒙古军骑术精良，善于野战的特点，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方略，利用山险制骑，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屡败蒙古军，为以后抗蒙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山城防御  功著千秋


山城布防示意图
    钓鱼城位于今重庆合川市合阳镇嘉陵江南岸的钓鱼山上，占地2.5平方千米。城名因山名而得，山名又得之于山顶一块凸起平整的巨石。传说远古时洪水泛滥，百姓逃奔山上避水，无以为食，天帝命一巨神持竿站巨石之上，垂钓嘉陵江中之鱼救济饥荒，钓鱼山名由此而来。城址正当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之处，南、北、西三面环水，壁垒悬江，峭崖拔地，地势十分险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雄关。
    13世纪中叶，蒙宋战争风云突起。志在征服天下的蒙古统治者没有因南宋出兵帮助自己灭金而格外开恩，在收拾金朝之后立即掉转矛头指向南宋。四川作为南宋的经济和军事要地，成为了双方争夺厮杀的主战场。嘉熙四年(1240年)，为阻挡蒙古军的进犯，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彭大雅命合州知州甘闰在钓鱼山修筑山寨，这是钓鱼城首次筑城，设置及规模尚很简陋，更没形成防御体系，对重庆的屏障作用有限。到了淳祐三年(1243年)余玠就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后，情况就大不同了。余玠其人极有抱负，受命之际曾许下“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的豪迈誓言。他到任后安抚民心，广纳贤才，号召军民为保川抗敌共同献计画策。为进一步加强四川防务，余玠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办法，选择三江沿岸险要处筑城结寨，屯兵聚粮，作为据点。各城寨之间彼此呼应，一处有事，他处驰赴救援。这样就建立了由沿江十余座山城组成的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易守难攻、点线结合、严密有序的大纵深战略防御体系，使重庆有了坚实的屏障。这一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作为这一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钓鱼城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了加固重筑。同时，余玠把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治所也都迁到这里。经过一番规划布置，钓鱼城堪称铜墙铁壁、固若金汤：城池依恃天险，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后来，避乱的四川边地民众纷纷到此，兵源问题自然也不在话下，于是一座兵精食足的巍然巨镇横空而生。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钓鱼城成为依托山地构筑防御体系的光辉典范。
余玠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为后来钓鱼城之战所用，钓鱼城保卫战长逾36年，写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钓鱼城因此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蒙哥在钓鱼城之战的死影响和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首先最直接的后果是宣告了蒙古侵宋战争的失败，南宋江山因此又维持了20年的寿命。宋爱国学者谢枋得赞扬余玠是“为延长南宋国祚数十年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叠山集》卷6）；其次是迫使蒙古军停止了第3次西征，欧、亚、非等国面临的威胁得到缓解。也就是说钓鱼城之战的作用业已超出了中国范围，对世界史也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不仅适用于古代平面战争条件下四川防御战争的需要，就是在现代战争的特定环境中也不失为凭险拒守的军事要地。在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由汉中入攻川北的进军中，当年余玠所经营的得汉城及其所在的苦草坝，便成为红军的军事要地和后方据点。当时红四方面军不仅“将全部伤病员和经理处属下的机构，都安置在这寨子之内”，而且还在这里设置了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等（参阅张国焘《川北苏区》）。
    1933年冬，国民党纠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四川军阀分兵六路进攻川陕革命根据地，当年余玠所经营的运山城（燕山寨）成为了红九军新编八十团驻守的据点。只用一个排的兵力，利用燕山寨防御体系，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安全转移的任务。
    抗日战争中的地道战，星罗棋布，兵民结合，点线结合的打法均得其启发。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余玠所经营的某些山城和战术，一直到七、八百年后，都还可以寻到其继续发挥作用的痕迹。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著名的考古家郭沫若到当年余玠入蜀坚守的钓鱼城考古时，对余玠经营的山城防卫工程给予了高度的历史评价。

六、       *佞诬害  毁我忠良
    余玠入蜀之后，对外建立了山城防卫体系；对内整饬了军政，整葺了经济，一个崭新的局面展现在四川大地，无怪乎一位游人会在重庆飞雪崖石壁上刻着“太平有象，民物煕然”的赏句和宋理宗对余玠的褒许诏书“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完全一致，对余玠治蜀之功得到帝王与百姓所公认。
因此，余玠的威望日益提高，十年之间，由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升兵部尚书四川制置大使，经华文阁侍制，进徽猷阁学士，再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功高一时，官盖一世。按世俗常规“满必招损”，以如此的晋升速度不能不引起同僚们的妒忌。

风波亭（理宗颁金牌处）
    余玠治蜀之所以“面目一新”，究其实况，除了充分显示出他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所具有主观才能和个人作用之外，一是正值蒙古王位纷争；再是得到了南宋大权在握的主战派余玠的老上级赵葵和支持余玠事业的郑清支持。淳祐十年（1250年）原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赵葵在反抗战派的妒忌下罢免了；另年，支持抗战的郑清又死去。早持妒忌余玠，破坏抗战的谢方叔、徐清叟得揽大权，因而无不对余玠加以“莫须”有的陷害，加之蒙古内部汗位争夺停止，蒙哥（成吉思汗之孙）登上了大汗宝位，立即部署侵宋事宜，这些内外变故便给余玠造成了极端不利的政局。
    王夔是一个“跋扈、慢令、遇敌不击”的四川宿将，余玠入蜀后，为了整饬积弊，维护法纪，早欲诛之而未得其便。余玠诛王夔之后，本属伸张正义，为蜀除害的正义之举，值此蜀中社会矛盾激化之时，既未赢得社会支持、朝廷嘉奖，反而却被对余玠不满的人谢方叔等权*们暗中勾结，大做文章，把余玠入川时的“置机捕官”说成是告密系统；一些尚未得归还田地的业主和尚未得到安置的，原来的商贾泄露不满言论，这都成了权*谢方叔等人攻击余玠的炮弹。
    理宗宝佑元年（1253年），理宗鉴于四川自唐以来，持蜀变节的帅臣颇多：有崔宁、王建、孟之祥等。往往“坐负险固，轻视朝廷，搞天子命，吐不臣之语”。延及南宋，僭王称乱的吴曦，也是持四世拐杖蜀有功，阴蓄异志背叛朝廷。因此在支持余玠抗战之时，又心生畏惧，耽心其拥兵擅制。左相谢方叔悉理宗心意，主张撤换余玠。在谢的鼓动下，徐清叟火上加油，对理宗说，余玠不知事君之礼。继而再次进言：陛下岂以手握大权，召之不至焉？臣度素有失率心，必不敢。” 农历5月17甲午日，理宗颁金牌召余玠，“以本职赴朝奏庚牌”。
    6月初三，朝廷得报余病急，理宗又颁发一道诏书，赐余玠“资政殿学士”。农历6月13日，朝廷“以余晦为司农卿、四川宣使”。余晦，字春明，宁波人。余玠此时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不是不知，由于壮志未酬，希望接替他的能是一位不负众望的大臣，他好把他的治蜀主张和今后任务作个交待，当他发现接替者竟是余晦这流角色，这不仅是对余玠个人的嘲弄羞辱，而且也是对神圣的抗战事业的玷污糟踏。壮志凌云的余玠怎能容忍，看来以其还朝待毙，不如赍（“赍”音姬，抱恨的意思）志以殁。 6月26日，病重的余玠不治逝于制司任所（一说被迫服毒自杀），时年四十八岁。农历7月18日，朝廷向外公布余玠死信。其时整个川地如笼罩着凄风苦雨，蜀地军民含泪相告，悲痛致极。《宋史·余玠传》载：余玠死后，“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余玠虽然死了，任从权*们的迫害摧残，却掩盖不了余玠治蜀功勋和铁的事实，更埋没不了余玠留下给后世的巨大影响。
    余玠所具有的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可贵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廷。”的“还我河山”豪迈气概和急公赴难、力挽狂澜的高尚品格以及勇于进取、志矢不移的坚定信念。仍值得我们学习。
    余玠治蜀的德业功勋，在他未死之前，四川梁山军民就为他建立了生祠；名人阳枋亲笔写了一篇《叙大使祠堂记》：玠治蜀立功，前与仲华后与孔明并列颂；大获人民修建“余公祠”以供凭吊；钓鱼城设的“忠义祠”，余玠二冉皆刻石立碑奉祀其内。
    余玠死后，作为一个非凡的历史人物，他受到了同时代宋人、元人，以及后代人们广泛的赞扬和推崇。
    宋著名诗人、爱国学者谢枋得称赞余玠是为延长南宋国祚数十年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在元人眼里，余玠虽为敌手，却也很敬重。元代学者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记述：“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钓鱼……筑垒，移成都……八府州治于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于斯。”在宋人编纂的《宋史》中，余玠传评就花了二千多字，实属难得。
    明人邹智在《钓鱼城志后跋》曰：“……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宋元通鉴》的作者薛应旂也指出：“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犹足为一木之支。……玠死之后，不特蜀非宋有，而国祚从可知矣。”著名史评家张溥也为此置论：“余玠卒则宋无巴蜀。”至明清以来，文人墨客怀古凭吊余玠的诗词作品，更是不绝如缕，难以尽搜。
    时隔近八百年的今天，怀念余玠不减初衷，近年来四川人民政府不仅大力保护这些文物，还为余玠及二冉塑像奉祀。陈世松教授继《余玠传》之后，在续写《余玠全传》。对余玠功绩大加褒扬。台湾大学教授姚从吾在《余玠评传》评价：余玠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为后来钓鱼城之战所用，蒙哥在钓鱼城之战的死影响和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余玠是修水地方先贤，曾被祀奉于修水八贤祠。1937年，修水《八贤祠志》修成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了余义夫公像赞：“十年西蜀，治臻上理。宋室屏藩，惟公是倚。功德在民，哀你考*。仪型百世，精神不死。”李培浩教授在《中国古代史纲》里载：余玠本人虽于1253年去世，但他的山城防御体系为以后合州保卫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修水县志·余玠传》授“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之荣。
    凡此种种，均展示着余玠精神永垂不朽。

七、籍里身世  拾遗考补
    关于余玠的世系源流和出生籍贯问题，浙、赣、鄂三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据清乾隆《浙江通志》引明弘治《开化县志》说，余玠先祖于宋高宗南迁时“渡江后，住开化县之金水乡”，也就是现在的芳林乡溪西村芳坞自然村。清雍正《江西通志》及《长茅余氏宗谱》则说余玠是江西“分宁（修水）人，侨寓蕲州”，至今修水八贤祠供奉有余玠神主牌位。而湖北蕲州的《余氏谱牒》和相关资料则说余玠“自称”为“蕲春人”，是“经分宁而广济”。真是众说纷纭，越说越玄乎。不同说法出现的客观原因，当是因为宋元之际改朝换代，战乱频仍，余氏和其他百姓一样，处于战乱徙流之中，相互投奔，居无定所。
    笔者查阅大量史料分析认为:余玠生长于江西修水,在白鹿洞书院失手致茶翁命后,寄走襄淮,定居湖北蕲春,后转战淮东,奉命守蜀,卒于重庆任所。其后裔主要分布在湖北、安徽、重庆、四川。
最早有关余玠记录的《宋史》载：“余玠字义夫，蕲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少为白鹿洞诸生，常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这一记述很不详，且有明显的矛盾。1.没有出生年月；2.“家贫落魄无行”怎能读得取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又哪来那么多闲钱“常携客入茶肆”呢？后来的《辞海》、陈世松《余玠传》、台湾大学教授姚从吾《余玠评传》记录“余玠（？—1253年），字义夫，号樵隐。蕲州蕲春县（今湖北省蕲春县）人。”也是由此误传。
    据《修水姓氏志》载：长茅余氏全宋时期，有榜眼1人，探花2人，进士53人，丞相2人，尚书8人。曾有“神童3人”，“兄弟九人同虎榜”的殊荣。
    宋孝宗淳熙元年（1179年）朱熹在《余氏宗谱序》中载：“御笔亲封‘一门三太守廉保勋名之振，四代五尚书能为帝王分忧；守俸禄如井泉，抚百姓如妻子；显江右之文献，竖豫宁之望族。’”
    又据《长茅余氏宗谱》载，余玠系长茅余氏第十一世祖，其父十世祖，培之长子绍立，字显祖，号槐堂，宋举人，*何氏、罗氏，生子二：玠、璇。璇由江西修水（分宁）迁湖广蕲州连城街。
也就是说，余玠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幼年受过良好教育，岂能成了一个贫家子弟，一个游手好闲的不学之徒呢？
    至于“杀人亡命，寄迹襄淮”是后寓蕲春的根本原因，余玠因是杀人案犯，脱逃后只能隐籍他乡，后来，他投身于赵葵幕下，也只能以蕲州人的身份，投名投军，不可能依实报“分宁”人，千里之遥到襄淮投军，否则引起质疑，甚至套起命案的暴露。从军之后，仕途宏达，更不可能改变籍地，不然不仅影响仕途，反会招来欺君之祸。就这样余玠与修水余姓断绝了联系，所以修水《长茅余氏宗谱》也只能将余玠这一支脉记录到余玠止，而湖北《余氏宗谱》就有余玠的后裔。且两《谱》比较，自长茅余氏始祖良公至十一世玠公是一致的。笔者日前专访了《中华长茅余氏首届合修谱》主修余昌让、副主修余翠儒，他俩均认为余玠出生于修水，侨居湖北，衍发无疆。并说对余玠的世系源流和出生籍贯问题，长茅余氏已达成共识。
    历代帝王将相士大夫们都很重视出身。各姓世系谱谍作为门第推究出身的文书档案，也自然受到重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史记“取之谱谍”。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讲究从姓氏谱谍中寻找史料。尚可喜（1640-1676年）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04年）首次尚氏《重修家谱序》云：“谱谍之兴，前代最重，凡名公巨卿，世家大族，莫不有谱。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宗之德流衍绵长。此家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就是不要数典忘祖的意思。由此可见，家谱是可信的。
    另外，修水《八贤祠志》的记载更为详尽：“余公玠字义夫，宋理宗宝祐元年癸丑七月卒于官，年四十有八。公盖以宁宗开禧二年丙寅正月而生也。殁葬钓鱼山东偏，子孙招魂致祭，蜀人迄哀思不置云。”还于《传》文中写明了余玠的出生地。对原作蔪州人，作了纠正，其文曰：“……按公少为白鹿洞诸生，侨寓蔪州。古今名人录作蔪州人，《江西通志》、府志、州志俱载分宁人，侨寓蔪州。今采补御批通鉴集览载分宁人存诸志也。特备著于篇，以正旧史之误。”
    修水“八贤祠”始建于元朝，祠内正主祀奉的八贤是：徐禧、黄庭坚、余玠、莫将、宋朝寅、祝彬、冷应徵、章鉴。都是分宁人氏，若余玠非分宁人，怎会立其主位第三。《云岩寺志》载：“修水八贤嗣裔为修水‘云岩寺’施产，余玠施田产三千二百四十担，为第三施产大户，其施产地域占当时宁州八乡中的安乡、泰乡两个乡。”若余玠非分宁人，何有分宁的余姓如此慷慨为其姓施产。
    因此笔者认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中国名人大字典·宋史卷》、清雍正《江西通志》、《南昌府志》、明洪武版《宁州志》、清道光版《义宁州志》、《大冶县志》等史籍对余玠的籍贯身世的说法，即“余玠，字义夫，洪州分宁人，后寓蕲春”。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丙寅正月生于分宁长茅，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癸丑六月卒于重庆任所，享年四十八岁。

谢小明自号枫叶
2008年7月27日脱稿于修城

参考书
1．《宋史纪事本末·余玠守蜀》
2．《宋史·余玠传》卷416
3．《宋史·谢方叔传》卷417
4．《宋史·理宗纪》卷43
5．《宋季三朝政要》卷2卷4
6．《宋元通鉴》卷94
7．《元文类》卷49
8．谢枋得《叠山集》卷6（山西古籍出版社）（再版）
9．明洪武版《宁州志》
10．清道光版《义宁州志》
11．民国《八贤祠志》
12．陈世松《余玠传》（重庆出版社）
13．台湾大学教授姚从吾《余玠评传》
14．《余氏谱谍》
15．阳枋《余大使祠堂记》
16．清乾隆《浙江通志》
17．清雍正《江西通志》和清同治十年版《江西通志》第五十九册《修水人物列传》
18。《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1994年版）
19。《辞海》（1988年版）
20．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人大字典·宋史卷》
21．李培浩教授《中国古代史纲》（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2．张国焘《川北苏区》
23．余炳松《余玠籍贯考辨》
24．刘忠彦《余玠》（军事大百科）
25．艺术中国-中国历史人物《余玠》
26．七秩龄童《余玠身世籍》
27．王晓波《余玠年谱》
28．修水《长茅余氏谱》（1993年）
29．湖北《中华余氏首届合修谱》（2008年）
30．熊宗望《修水姓氏誌》
31．《云岩寺志》
http://www.shangu.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2249#

良公四十代孙大冶果城果一里明甫公秀一支后裔：良→升→侃→晏→爱→懃→籍→珍→程→仲举→四十一→元章→国华→百七→思臣→明甫→秀一→胜二→思诉→凤仪→纲→文达→有君→方兴→世藩→宁加→一庭公→派忠公字派：名延锦策，昌盛显荣，敦原济美，万纪咸亨。

发帖回复

返回列表


	http://imyu.cn 访问内容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关闭您还没有登录，快捷通道只有在登录后才能使用。立即登录还没有帐号？赶紧注册一个


	关闭选中1篇全选

帖子

南宋名将余玠传考 [复制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