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发表在2008年7月3日的上海《社会科学报》第八版上，被光明日报社《文摘报》、《中国剪报》等转摘） OM&Gyp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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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三大谜团”新解 ybE 2N
文/余 音 fM4B.4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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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戊戌变法110年以来，其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是，仍有一些历史之谜尚未揭开。本期推出《东北之窗》首席记者余音的调查研究成果——《戊戌变法“三大谜团”新解》，抛砖引玉，以纪念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iP"sw0V8
□ “戊戌政变”根本就没发生过；发生过的，只是慈禧从光绪手里收回事权事件，准确地概括应为“戊戌收权事件”或“戊戌事变”。 3 yKmuu!
□ 袁昶在八月初六的史料发掘，很可能是破解戊戌事变谜团的一把新钥匙。 ji1vLu4|t
□ 极有可能是孙家鼐面授机宜，请丁韪良出面游说荣禄“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所以不能径废”，荣禄进而说服慈禧，京师大学堂才幸免于难。 }QE*-G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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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并不存在 R/Z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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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有特定、明确的定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所谓政变，通常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国家权力转移的行为。如果说“戊戌政变”的确发生过，那么，是因为慈禧太后等少数顽固派通过“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从光绪皇帝手里突然夺回了国家最高权力。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段乃至光绪年间，光绪皇帝何曾执掌过国家最高权力？ wc4BSJa,19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之后才开始的。据《崇陵传信录》记载：“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听到奕劻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鉴于废立阴谋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劻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随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慈禧表示：“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接着光绪才于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梁启超记述道：“御使杨深秀、伺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QfVpRnV=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从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伺早膳32次，伺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单程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简直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段，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着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可以断言，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权，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Ec@n <KK#
《四朝佚闻》中写道：“帝摄于积威，见太后则战栗，虽亲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亦事事请懿旨。”所以，当慈禧感到光绪“不听话”了，对自己的地位有威胁时，便主动出击，“如缚雏鸡”、“如薙枯草”，囊中取物似地收回了授予光绪的事权。可见，“戊戌政变”根本就没发生过；发生过的，只是慈禧从光绪手里收回事权事件，准确地概括应为“戊戌收权事件”或“戊戌事变”。 _xp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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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昶“告发”导致戊戌事变 7#0buX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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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事变是怎么引发的呢？过去，历史学家们在探寻“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时，曾提出了“杨崇伊上奏”、“伊藤博文访华”等多种解释。我认为，如果是八月初三（9月18日）“杨崇伊上奏”引发了戊戌事变，那么，慈禧在八月初四回到宫中，就应立即收回事权，而不必等到八月初六才施行；如果是“伊藤博文访华”引发的，那么，慈禧在八月初四突然回宫后，不必公布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至少应在初五上午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就应该收回事权。戊戌事变的突然爆发，很可能与袁昶有关。 AAevN3a#nI
袁昶（1846—1900），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1883年，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章京。1892年，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员，任上5年，政绩卓著。1898年4月21日，在戊戌变法揭开帷幕之前，他就敏感地看准了政治走向，撰写了一篇长约两万字的奏折，系统地提出练兵、理财、开矿、改官制、兴学校等变法建议，光绪皇帝十分高兴，在此奏折上亲书“戊戌条陈”，一时间袁昶声名鹊起。8月7日，光绪谕令“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切实妥速议奏”。经研究，其中关于“请筹八旗生计”、“清理屯田”等建议颁诏施行。 N o'?8 +i
光绪皇帝很赏识袁昶的才华。1898年5月，将他破格提拔，连升三级，从四品道员提拔为陕西按察使（从二品，未到任）；6月，改任江宁布政使（从二品）。9月上旬，袁昶进京领职，正巧与从上海启程进京的李提摩太搭乘了同一条轮船。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当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袁昶曾在总署干过9年，途中交谈，李提摩太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把康有为邀请他和伊藤博文担任皇上顾问，以及中国将与英、美、日本“合邦”的密谋和盘托出。作为一个爱国者，袁昶是不会赞成这些计划的。 _F;v3|`D@<
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9月14日，伊藤博文应光绪之邀入京；李提摩太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9月16日，康有为等人与伊藤博文谈话，内容全是变法之事。（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9月18日下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并告诉他：我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皇上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 }'$PYAf6
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双双“碰巧”来到北京，帝、后矛盾骤然尖锐。9月15日，光绪即赐密诏给杨锐：“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9月17日，母子围绕着康有为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光绪皇帝作出妥协，下明诏严令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办官报。从18日开始，慈禧太后从光绪手里收回变法等重大问题事权，戊戌变法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f<Hi=Qpm
9月18日14时，光绪皇帝按计划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奕劻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送达时，奕劻还特意提醒：“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9月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自信心过人的慈禧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晚上临时决定：次日回皇宫一看究竟，但她并未下定第三次训政的决心。 "?I#!t%'
9月20日11时，光绪礼节性地接见了伊藤博文，“觐毕，赐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天的军机处《知会簿》记载：“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祝版，毕，还海（指西苑）。办公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回养心殿）。满头班全知会。”这说明，至此，一切正常，慈禧还是计划初六日返回颐和园。可是，初六日却发生了“政坛地震”。 J?QS7#!%
9月21日，军机处《早事》记载：“江宁藩司袁昶到京请安。……召见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骙、军机。”另据宫中《召见单》“外官”册记中，也写有“袁昶（江宁布政使），冯汝骙（四川顺庆府知府），李征庸（简放道）”的名字。可见，当天，光绪皇帝按照先“办事”、后请安的计划，于上午在勤政殿召见了袁昶等人，然后，晚饭（晚清皇宫只吃早、晚两顿饭。早饭一般在8时左右，晚饭在14时左右）前去仪銮殿请安、跪送慈禧回颐和园。应在光绪去仪銮殿之前，袁昶面见光绪后，就按照“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的规定，去仪鸾殿向太后谢恩。慈禧之父惠征曾任徽宁池太广道员，在袁昶谢恩时，慈禧与他多聊几句也在情理之中；袁昶本来就反对“合邦”，所以，他也可能顺便把从李提摩太那里听到的内幕说了出来，请求太后出面制止。仇外心切的慈禧闻讯，岂能坐视不管？袁昶谢恩后，她就去勤政殿兴师问罪，“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此次犯错，便扑倒在母后脚下，承认错误，恳请母后‘示儿如何治国’。”（丁韪良：《花甲记忆》）慈禧还指使手下，将殿内的奏折全部收缴，返回仪鸾殿仔细审查。果然，她在一大堆奏折中，最先发现了当天刚刚收到的宋伯鲁的奏折：“……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袁昶的“告发”被确认后，慈禧太后终于下定了收回全部事权的决心。于是，她把光绪皇帝和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叫到仪鸾殿，对光绪进行了初次审讯，收回全部事权，并宣布八月八日在勤政殿举行“训政”仪式。 'r?ULft1
收回事权的当天，慈禧太后便开始对维新派进行报复。她在下达给刑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崇礼的懿旨中写道：“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显然是因为哥哥康有为而受到株连），均著步兵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其中，“莠言乱政”与康有为奏请聘用洋顾问等激进主张密不可分。处罚宋伯鲁的懿旨写道：“御使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与他奏请重用康有为以及建议中、英、日等“合邦”不无关系。 _ v,0"_"
反推一下，如果袁昶在戊戌事变时没有特殊贡献，那么事变后，康梁等人四处逃命，“六君子”血染菜市口，支持变法的徐致靖、李端棻、张荫桓等都被处罚……而“变法明星”袁昶不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官运亨通，“一载三迁恩遇无”（ 袁昶：《蒙恩量移直藩》）：事变当月，即调补直隶布政使；10月2日，调在总署大臣上行走；1899年3月，补授光禄寺卿。后来，又被提拔为太常寺卿。更不能解释，身为顽固派的徐用仪在光绪“二十四年，皇太后再训政，复直总署，乃密荐太常寺卿袁昶。”（《清史稿•徐用仪传》） _QPqF{iI
庚子事变时，刚毅等人借机消除异己，唆使头脑发昏的慈禧下令将反对攻打洋人的袁昶等五大臣杀害。据依然珞珈网《康圣人的心事》披露，事过多年，慈禧回想起来，颇为后悔地说：戊戌年要不是袁昶的及时告发，老身险些丧命。 Z[oF4 z
过去，历史学家在研究“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时，未见有人提及袁昶。现在看来，袁昶在八月初六的史料发掘，很可能是破解戊戌事变谜团的一把新钥匙。 @r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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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何以幸存 1)ue-(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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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唯一写进《明定国是诏》的变法举措。据统计，在103天的变法时段内，光绪皇帝“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连续颁布230多道除旧布新的上谕。期间，有关文化教育的多达32道，而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谕旨竟下达15道之多，大约每周就有一道。事关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一经上奏，基本上都是特事特办，光绪皇帝当天就拍板。7月3日，他特意指派自己的老师、与教育关系不大的吏部尚书孙家鼐亲自兼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也称管学大臣），还将全国新学堂悉数划归其管理，使孙家鼐不仅成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教育部长。 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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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戊戌事变后，重大变法举措都被慈禧太后一一废除，为何作为变法“天字第一号工程”的京师大学堂，却大难不死，并在事变百日后的1898年12月31日顺利开学？对此，后人提出了种种解释，有的说“萌芽早，得不废”；有的认为“新的人才，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改用新办法。”“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层考虑的，诚可谓‘老谋深算’了。” o*cu-j3
“萌芽早，不得废”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个“萌芽”、诞生、成长……的过程，戊戌变法推出了变法举措，像变科举、裁冗官、兴实业等，大多经过多年酝酿才推出。创建京师大学堂是写在戊戌变法纲领性文件中的，因此，她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毋庸置疑。 _f1o!4ocx
“只有改用新办法”也说不通。像兴办实业、废除武举、裁并绿营练勇等，对于巩固慈禧太后的统治，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为什么她网开一面，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 !J$r|IX5
京师大学堂为何能在戊戌事变后侥幸存活？我原则上同意陈平原的观点。陈教授在《北京大学：从何说起？》中写道：“据夏孙桐《书孙文正公事》称，‘赖荣文忠(荣禄)调护未获’，……刚毅、荣禄之争宠与争权，更属于当年报纸的‘热点追踪’。将朝廷的权力争斗考虑在内，方能解释以血腥镇压维新派著称的慈禧宠臣荣禄，会反过来呵护明显属于新政的大学堂。当年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北京围城》中，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可与上述说法相补正。据说，丁韪良担心大学堂会被取消，于是前往拜见荣禄，得到的答复是：‘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在最高当局看来，留下大学堂，既可装点门面，又可平衡权力，且不威胁其统治，因而也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了。” 6_C P?X+T
那么，为什么丁韪良会主动地去找荣禄要求“独留京师大学堂”呢？陈教授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根据我在撰写《天字第一号——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录》时所做的研究，我推测，极有可能是孙家鼐面授机宜，请丁韪良出面游说荣禄“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所以不能径废”，荣禄进而说服慈禧，京师大学堂才幸免于难。理由如下： nBh+UT}
一、丁韪良是孙家鼐亲聘的西学总教习。8月9日，孙家鼐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说：“丁韪良在中国日久，亟望中国振兴，情愿照从前同文馆每月五百金之数，充大学堂西总教习。”并请求皇上赏其二品顶戴。光绪皇帝当即批准。 c4Ebre-Oa
二、在丁韪良的任命受到质疑时，孙家鼐挺身保护。9月23日，意大利驻华公使就给总署发来一个措词严厉的《照会》，指名道姓地对丁韪良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他“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孙家鼐接到总署转来的《照会》时，“戊戌事变”已经发生，北京城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在个人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孙家鼐作了义正词严地答复：“查本大臣办理大学堂，皆遵照贵衙门原奏章程，期于中外交涉语言文字相通而已，非必各国皆有教习也。且中外交涉者，共十余国。若各国皆荐教习，贵衙门何以应之？仍请贵衙门斟酌回复可也。”孙家鼐的回答，既捍卫了中国主权，也维护了丁韪良的尊严。 HK;NR .D
三、“戊戌事变”发生前夕，孙家鼐与丁韪良仍有联系。丁韪良在《花甲记忆》说：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后，孙家鼐和顺天府尹胡熵棻宴请了他，应邀两人作陪，一个是李鸿章，另外一个就是丁韪良。 Q +:y
四、作为外国人，丁韪良虽然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但是，他对于清廷内幕，特别是“戊戌事变”后，各位大臣在慈禧心目中的位置并不十分清楚。只有熟知内情的朝廷重臣，才心知肚明。即使丁韪良想主动保护京师大学堂，他也需要高人指点。而在当时，唯有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既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又是熟知内情的朝廷重臣。如果丁韪良是主动采取行动，那么，事前向顶头上司孙家鼐求教也是合乎情理的。 -ss= c #
孙家鼐是咸丰状元、光绪之师，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开明而稳健的政治家。“戊戌变法”前夕，他担任了吏部尚书、管理官书局大臣；“戊戌变法”期间，他担任了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协办大学士。2003年7月，北京大学史专家肖东华、李云、沈弘在《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一书中写道：“戊戌政变发生，旧党保持朝政，新政多被废除。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遗憾的是，语焉未详，没有阐述孙家鼐勇敢保护京师大学堂的具体事实。由于庚子事变中，京师大学堂和孙家鼐府第都遭到了兵匪洗劫，历史资料荡然无存；又由于多年来将孙家鼐视为“帝党中的右派”，对其研究较少，所以，孙家鼐保全京师大学堂之功尚未发现直接史料。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妨反躬自问：京师大学堂还没有建成，丁韪良只是一个西学总教习，如果没有管学大臣的授意，他一个外国“打工仔”会主动去找荣禄游说吗？“戊戌事变”后，京师大学堂虽然侥幸存活，但是，却多次受到顽固派的弹劾、指责，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每一次，孙家鼐都是挺身而出，据理以争，使京师大学堂化险为夷。如果孙家鼐不是从捍卫光绪皇帝领导的“戊戌变法”成果的角度出发，他何必要坚持到底呢？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成功，也说明了“戊戌变法”并没有完全失败。1899年7月，在慈禧太后策划的废立阴谋开始施行的关键时刻，朝廷重臣“嘿无一言”，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反对，惟有孙家鼐冒着生命危险坚决说不，并辞职抗争，显示出高尚的节操。我相信，随着对孙家鼐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孙家鼐保全京师大学堂之功将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 e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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