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唐至清一千余年的
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中，出现了不少以刻书售书为业的家族，称之为坊刻。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沿，苦心经营，历久不衰，有的经历几个朝代、五六个世纪以上。他们的聚居地，形成了
历史上的刻书中心，不仅在刻书内容和版刻形式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为保存保存古代典籍、传播民族
文化以及促进印刷术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出版家 保留到今天的唐代印刷品已十分稀少、然而在有如凤毛麟角的几件实物中，仍可发现一个十分普遍，而且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大都标有“某某家”的字样。如国内现存早最的印刷品实物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一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印本中央刻一菩萨像，周围是梵文经咒正文，右边首题
汉字一行可认出“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字体圆活秀劲，饶具唐人
书法风格。 敦煌遗书中也有几件唐代印刷品实物。其一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此卷虽仅残留三行上半断片，但却保存上述书名及“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之题记，刻印时间、地点、刻印家姓名俱全，此外还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历日，也仅存下半一小条，为我们保留了刻书家题名。还有一些敦煌汉字写本中有关于民间刻书家的间接记录，如法国所存的一卷“阴阳书”，背后写的是《新集备炙经一卷》。书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时间为咸通二年（861），在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图书馆，保存着十多份带有“西川守家真印本”的字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是写在尾题经名之下，并有年月日明确题记。这些充分说明早在唐代我国就有印刷品广泛流传于民间。 以上所记的“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西川过家”等，是一批以印售历书、诗文集、字书，阴阳杂著为业的手工业者，他们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西川成都地区是我国最早的刻书中心。 临安陈氏和
建安余氏 到了宋代，我国印刷业进入了黄金时代，继
四川之后，又出现了浙江和
福建两个刻书中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地区聚居了许多
刻书世家。如南宋行都临安（今杭州）的中瓦子南街和众安桥一带，就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经坊”“书籍铺”，有尹家、郭家、荣六郎家、贾官人、张家等。仅陈姓书铺就有四家之多，以陈起父子最为有名。陈起，字宗之，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他在文学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好刻唐人诗集，有“字书堪称晋，诗刊欲遍唐”之誉。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陈氏刻的20余部唐人诗集，书后大都刻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牌记。陈宅所刻之书，雕印精良，为历代藏书家所珍重。应该说，后人所以能见到较多的唐宋之人诗词是与陈起等书坊刻书家的功绩分不开的。 福建的刻书世家，主要集中在闽北建阳县的麻沙和书坊二镇。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曾说：“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福建通志》中也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早在宋代就称为“书林”，后改称“书坊”，至今仍称书坊乡。
我国雕版印刷史上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在书坊镇。建安是建阳的古代郡名。《书林清话》曾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早在12世纪，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经书就为余氏赢得声誉，岳飞的子孙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评价当时的经书说：“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以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由于余氏刻本流传广远，清代乾隆皇帝还敕令福建巡抚钟音派人专门查访余氏家族刻书的兴衰始末。宋代余氏刻书家，除余仁仲外，还有余唐卿、余恭礼、余腾夫、余彦国等。元代余氏书坊有双桂堂、勤德堂、勤有堂等。其中尤以余志安“勤有堂”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至今仍可知见的刻本有30余种。明代余氏刻书家达数十人之多，著名的有余彰德、余泗泉等，余氏三台馆、永庆堂直至清代仍有刻书活动。 后来居上的苏刻本
cZt5;"xgr] Mw;^`ZxT 除四川、浙江、福建外，到了明代苏州、常熟、南京为代表的江苏刻书跃居首位。例如在南京的三山街、夫子庙、太学前集中了数十家刻书坊，其中以唐姓为最多，有唐谦、唐琳、唐贞予、唐晟、唐少桥、唐少村、唐锦池、唐惠畴、唐廷扬、唐廷仁、唐龙泉、唐金魁、唐鲤耀、唐鲤飞、唐振吾、唐国达、唐 宇、唐建元、唐绣谷、唐富春等十余家。其次为周姓，有周曰校万卷楼、周近泉大有堂、周对峰、周如泉、周昆冈、周氏嘉宾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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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zgwh/2004-06/28/content_54496.htm _p+q)#.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