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明代移民略考》 T"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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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初的“禁山”与流民的形成 0l=+$& D
元末明初，秦巴山区汉水流域迭经战乱，生产力受到极大地破坏，该地人口骤减。据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的统计，整个兴元路(包括如今安康地区全部以及汉中地区之南郑、洋县、城固、西乡、褒城、凤县)在册人户2149户，总计人口仅19378人，还不及宋代金州的人口65674人的三分之一。1368年明政权建立之后，大批经战乱兵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军士兵为谋求生计，或逃避赋役官差,辗转流落入秦巴山中垦荒就食，寻求生路,统治者对此鞭长莫及。这对于新生的明政权来说，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且在财政上也是一个重大损失。为此，朱元璋诏令“禁山”，采用“大军点户” 的办法对南方一些大山区及秦巴山区实行封禁，“禁不许入”；同时又对全国户口进行清理注册，不准老百姓在山区居住。“禁山”政策的推行，使大批流民涌入川东地区，一部分流民则躲避官兵的围堵，于襄、荆、宛、邓及川、陕、鄂三省边区的秦巴老林辗转流浪。 安康包氏，始祖讳，必端公，就是明朝成化年间 （1465）从湖广德安府麻城孝感迁徙到金州（安康）石梯铺龙王山居住的。 SVa6V}"Iv
与此同时，中原广大地区历经战乱后已是土广人稀, 田野荒芜，很多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洪武十年（1377），河南、四川等布政司所属州县，由于户粮多不及数，以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而陕南经过战乱兵燹的浩劫之后，也是一派民生凋敝的景象。洪武十七年（1384），明政府令凡民户不满三千户的州改为县者三十七，如汉中府所属之洋州，于洪武三年就降州为县，改为洋县。针对这种情况，朱元璋采用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人力之足。其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广东、山西及江浙一带的农民被大批迁徙到河北、安微、河南、陕西、四川等荒芜之地。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富民被强迫迁徙贫脊之地，这些富户从此以后虽不敢再公开回到原籍，却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到处流浪。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辗转来到川陕鄂边区。 Um)> 2|rp}
明中叶以后，江浙及中原富庶地区的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流民问题也日趋严重和突出。当时，全国流民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荆州、襄阳、南阳、洛南、西安、汉中、夔州七郡所属州邑。项忠《善后十事疏》称：“荆州、襄阳、河南、南阳、西安、汉中、夔州七郡所属州邑，在山谷中者十三，介山地间者十四。国初，禁不许入，自驰禁，致流民啸众。今奉命留其已附籍者，尽逐其未附籍者”；他又说“英宗皇帝尝命处置流民，今宜申明榜喻，凡已获业者，复其家三年” 。马文升在《巡抚事宜书疏》中说：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而人民稀少，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所属八府流民十万余人，其中或因逃粮避差，或因畏当军匠及本处地方荒旱”，大批逃到汉中、金州(治西城)等地寄居下本，在那里的有利条件是有“土地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 。 D Y{cQb
（二）、对流民的处置与原杰出抚编籍 0@5E|< A
早在正统年间(1436—1449)，明政府就开始下令处置流民。当时，陕西之商、洛、金、洵，湖广之郧、均、上津等地涌集着大量流民。他们一面同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一面从事垦植、挖煤、采矿、烧炭、造纸、制茶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生产不断得到发展，总人口也逐渐增加，由于朝廷的反复搜剿，迫使流民不断起义。当时的流民领袖,“先之以刘千斤、石和尚、王彪，继之以李胡子、小王洪、王安” 。据《明史.白圭传》载：“刘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县门有石狻猊(狮子)重千斤，通只手举之，因以为号。时流民聚荆襄者，通以妖言煽之，谋作乱；石龙者，号石和尚，聚众剽掠，与通共起兵。”刘千斤与石和尚于成化元年起兵后，自称“汉王”，建元“德胜”，拥众数十万，纵横于鄂西北和陕南一带，金州一度是其往来冲突的必经之地。在白圭的围剿下,刘千斤次年阵亡于南漳，石和尚被义军内部的刘长子出卖，起义旋告失败。此后，李胡子(名原)及王洪、王安仍继续活动在陕南山区。 成化六年(1470年)，项忠又围剿和镇压了李胡子为首的流民队伍，引起了朝野的震惊，廷议对他大加参纠，指责他“以流寓良民作盗贼俘献京，以无罪边民作从贼谪戌边，以久居侨民作无籍逐还乡”。言官梁材在他的《议处郧阳流逋疏》中引用潘旦的话说：“照得臣抚属之地，湖广郧阳、荆襄，河南，陕西汉中、商州等处，乃万山之中，三省之界，实为流逋渊薮，岁丰则火耕水种以避差，岁饥则啸众争夺而为盗，其来非一日矣”。祭酒周洪谟也编著《流民图说》，提出应当增置府县，就地安置流民，让他们落籍为“编民”，这样也可以充实户口，让流民安居乐业，以后数百年也就没有忧患了。这一政治主张，经都御史李宾上奏朝廷，明宪宗准奏，遂于成化十二年解除“山禁”，并委派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 o<l 2 r
《明史.原杰传》云：“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为此，于三省边界地区新置白河、山阳(以上为陕西)、竹溪、郧西(以上为湖北)、南召、桐柏、伊阳(以上为河南)七县，并新置郧阳府及湖广行都司，兴兵设戌，悉心抚治。成化十七年将汉阴县改为厅治，并分汉阴之石泉堡为石泉县。为了纪念这位勤政爱民的都御史，陕南不少地方都建有“原公祠”,四时祭祀。城固的原公镇就是为纪念原杰而将原来的李村改名为原公镇的 。从成化十二年到正德末,各地流民进入陕南落户入籍形成高潮，使得各地户口大增。据汉中知府周东予弘治十四年(1501年) 赴金州之洵阳整籍编里所撰的一篇碑文中记载说: 弘治辛酉菊月，予奉命编查府属流户之愿入籍者万有五千，得里者十有三：金州曰金宁东里，金宁西里，白河曰长春，平利曰太古，汉阴曰新安，西乡曰金洋，城固曰文川，凤县曰□□，洋县曰员当、骆谷，南郡曰碧□、□□□，洵阳里虽编而里之名未立。予放舟于洵阳江上，忽二獭盘旋于舟不去……故遂以名未所编里曰双獭。 由此可知，到弘治十四年仅汉中府(辖如今安康地)流民入籍者新增一万五千户，新编十三里。 为加强统治，明政府在陕南又陆续增设或升格了一些县制。如紫阳县原系金州和汉阴县属地，正德五年(1510年)增设紫阳堡，正德七年十一月又升格为县。置县之初，该县仅有147户，1507人，到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增至14324人，增长9倍之多。正德十六年(1521)又在秦岭南麓( 今宁陕县地)设柴家关及五郎坝巡检司。 {%.Lk'#9
（三）、明代移民的两个重要源流 s$DrR
招抚流民而落籍者是明代陕南移民的主体，但是，非招抚而流移定居陕南者也为数不少。早在明代禁山之初，这些流民就自发地进入陕南垦荒就食，这是明廷所无法阻止的。他们在陕南分布极广,最多的是湖南、湖北、四川籍移民，除此之外，山西、江浙及中原广大地区亦有徙入者。其中，湖北麻城孝感和山西大槐树是陕南移民最多的地区。陕南居民中至今广泛流传着“山西洪洞大槐树”、“湖北麻城孝感乡”和“江西瓦屑坝”的祖籍源头，除少数家族有谱牒对祖籍记载翔实外，大部分都难以说情具体的来龙去脉。那么，数百年的口碑记载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调查资料来看，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确有其事。由于年代久远，迭经战乱，家谱及有关档案资料毁轶殆尽，现只能从仅存的部分残碑缺谱中去搜寻明代移民的足迹。 t` 8!AhOgc
（1） 湖北麻城孝感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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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的说法，实际上是随元末红巾军起义部队转战、流移或投奔进入四川和陕南的移民。元朝末年，徐寿辉红巾军在湖广发动起义，徐是湖北罗田人，与他一起组织起义的邹普胜是麻城人；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系湖北随州人，1357年明玉珍率所部红巾军进入四川，很快攻占了四川大部分州县，并于1362年在重庆建立了“大夏”农民政权，直到1371年为朱元璋所灭，明玉珍及其子明升在四川统治达15年之久，有“一方咸赖小康”之称。在这十几年中，有不少湖广人追随明玉珍红巾军或受其影响，先后迁入四川。其中以明氏家乡随州及其毗邻地麻城、孝感一带人居多。《南溪县志》记载道“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移任，何以独迁孝感一乡？……仰明氏隶籍随州，随州距孝感不远，彼从龙之彦，人众势强，本地或他兵冒籍求荫以自庇乎” 。川东北明代以前移民十之八九系麻城孝感人，而陕南也是同样情况。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麻城孝感乡”与麻城、孝感究竟是不是 一个概念？不可否认，陕南的移民的确有来自麻城和孝感两个县的人，但也有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的。有学者研究认为：清朝的湖北麻城县和今天的麻城市都已经没有孝感乡这个地名，加上“麻城孝感乡”的说法不见于正史记载，所以有些人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孝感乡，是出于民间讹传。但无论地方志、族谱，还是民间历代口耳相传，都一再提到“孝感乡”，不可能毫无根据。又据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发现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原来明初麻城县辖有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成化八年（1472）因户口减少，孝感乡被并入仙居乡。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麻城县的太平、仙居二乡的二十个里又被划入新设的黄安县，原孝感乡也就改属黄安县地了。那么，一个孝感乡缘何又有那么多的人口迁徙到四川和陕南呢？原来，孝感乡地处偏僻，“四距皆山，中有平原”，是难民的避难场所。元末明处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迁人，后来又迁人四川及陕南，故麻城孝感乡成为明清移民的重要发源地。 从一些仅存的移民族谱中可以看出,不少湖广人把陕南与四川混为一体(明时曾一度把汉中府及石泉、汉阴、紫阳划归四川)，有的是兄移四川，弟在陕南；也有的是在辗转流徙四川过程中，又因各种原因陆续移居陕南。 .5> 20\b2
例如：岚皋县东山乡金城村有李元仁墓碑一通，此碑刊石于光绪十六年（1890），系墓主生前自撰自书，碑文在叙述其祖籍时这样写道: 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始祖李白，字青莲；嗣二世祖智明……；三世至应魁祖，生正祖芝、荟弟兄共七，祖行六；…… 荟生嫡祖敬一，行二，业儒，……而移居紫邑，落业于兹。后嗣等继礼守成，螽斯绵远，川陕两省承兆相因 。 李氏自述其祖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并且建有楼房号称上下营，据此可认为李氏即为红巾军明玉珍部属，因为巴州正好是其势力范围，从李氏自述还可看出, 其始祖李青莲，嗣世祖李智明在四川繁衍了五代，人口成几何倍数增长，到李元仁祖父李敬一(为第五代分支)方迁入陕西紫阳，而李氏的大部分后裔仍居住在四川，故碑文化说“川陕两省承兆相因”。为了保持李氏宗脉的统一，李元仁为其后辈还续订了一个本支派行: 元德发祥，瑞兆家邦。 文儒应运, 永世恒昌。 李氏之入陕，可谓是最典型的实例。除了随军转战之外，因战乱而离乡背井或投奔亲友的麻城孝感人也为数不少，如：紫阳毛坝张氏，祖籍湖北麻城，明洪武时流徙四川,明天启中，其祖张洁由川东入陕定居紫阳，至今360余年已繁衍17代，其后裔人口众多，分布于毛坝、保坪、瓦庙、麻柳、联合等乡内 。 汉中天台山王氏，也是“明洪武初年，由湖北孝感迁汉”的移民。其迁陕始祖王仕先、王之琛父子初来汉中时“卜居天台山之岩穴”，可见其创业之艰难。经过明代至康熙初三百年的繁衍，王氏支派浩繁，后裔众多，无法详尽考证。从《天台山王氏山庄界碑》可以看出，仅其后人之一支到康熙初年又“别籍分业，列为三门”，“适异地分藉之多，不胜枚举”。王氏甚至建立起自己的山庄和两处“官业”，以作祭祖之用。天台山王氏山庄界碑慨自锡封赐爵，天子所以庆臣也；分茅祚土，诸候所以庆地也；至裂都会为郡邑，而后迁国移民，盛世有扦占基业之例也。我王氏系出太原周灵王之苗裔焉，前世本源，无所考稽。迨明洪武初年，由湖北孝感迁汉，尔时平阳横流，下湿难居，我始祖讳仕先子之琛，卜居天台山之岩穴。迨雍正八年，先祖某公，念创业之难，勒珉记迹，迄今字湮，故将父老之传述而略志之。溯夫康熙初年，我先祖别籍分业，列为三门，长曰自新，曰加尚，次曰养甫、曰孟槐，幼曰见喜，曰蔚留，遗子孙繁多，分住东湾、西湾、下湾、王家岭、岂儿口、田村、罗泉、汉上，适异地分藉之多，不胜枚举，均以西北两处官业作祭祖之用也。其第一处，座落红岩河北界岱顶后七个嘴，欢喜岭及红岩河沟为界，东至马鞍山头一柱香、亮垭子、二郎垭为界。西至鸡冠岩……沟分界，南至搭南坡庙后，黄茅粟子嘴，三道峡，大石顶交界，中峰天台山前古建东、中、西三庵，西庵庙基东，古有我王氏宗祠一座，为追远之所，今亡矣。第二处，西山丘家碥，东至双坪塞，东南角与双坪子交界，西南角纱帽石下坡沟心交界，西北角至莫名山梁顶交界。八方界清，并完南邑民粮。三门分租，均作拜祖支费。然恐租佃日久，遗失寸土，故勒石志之。（下刻大门世孙、二门世孙、三门世孙姓名，从略）。大清光绪三十四年秋七月吉日，王氏三门世孙等仝泐石与前相似，紫阳县将军河所存陈世拔墓碑（乾隆年间立碑）也记载云：“余家麻城之故人也，明初来紫，置业将军河，历经数世，房分星罗……” 。 * zVvQ=
湖北麻城唐氏是成化年间迁徙定居于陕南最为典型的移民代表，从目前所收集到的安康县下唐湾《唐氏合族置地碑》、安康石梯渡《唐氏新建家祠仓房厅舍碑》以及紫阳县牌楼乡香元村丁家坑唐氏祖茔《唐明远先生墓碑》、龙王山包家湾包氏祠堂碑四通碑石的记载来看，唐氏、包氏家族定居陕南已500余年，其后裔经过世代繁衍又陆续迁往陕南各地，成为陕南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四通碑文，真实地反映了移民的繁衍及发展情况，现附录于后：〔其一〕唐氏阁族置地碑（摘要） 始祖讳道忠、肖氏,原籍麻城人也。……大明成化时，此处有刘千斤、石和尚之乱，其乱平后，而居民鲜少，田地荒芜，吾祖因迁居于此，自占山林，给帖领粮，编入籍户。自明至清，盖十数世于兹矣。论生齿则不为不繁也，论产业则不为不广也。祖宗既贻以燕翼之谋，子孙必隆其湮祀之典……。乾隆五十二年，吾族唐安明、唐绍兴、唐赐琢等合户族商议，照丁拨钱一百文，共约十数余千文……至嘉庆〔缺二字〕年置地一份，座落白马关后面王家大湾，按年取课，以至嘉庆十三年，又置此基一所，座落老营后面。石匠唐国正 道光十年岁次庚寅梅月朔一日同敬立 。〔其二〕龙王山包家湾包氏祠堂碑（摘录）“始祖讳必端公，原籍湖广德安府孝感县人,于明朝成化年间口军差迁于陕西金州地方,自占江北龙王山开荒居住。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改金州为兴安州，又于大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改兴安州为府，立安康县为首县”。又如唐氏新建家祠仓房厅舍碑（摘录）祖自大明成化间迁处斯地，克勤克俭，以成家，兴谨兴仁而获报，俾俾昌，子孙众多。其迁徙汉中西乡、紫阳任河并岚河、沙沟等处，远近不一，贫富不齐，或数年一归，或数十年一归，或终身不归……。 d"~(T:=r
惟我祖谨守是土，独存霜露之心，不惮拮据之苦，创修家祠上殿，并建乐楼，历年多所，风雨漂洒……殊同治元年，乐楼被贼焚毁（桉：指太平天国陈得才部过境）。是以聚族商议……新建仓楼并重修厨房、客厅、栽植柏树、培补风气。自光绪十九年九月兴工，至三十一年二月告竣，费用二百余金。经理首人唐仕儒等六人唐化功撰文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季春月望一日中浣清明日 〔其三〕唐明远先生墓碑(额镌“钟灵毓秀”(横),“龙蟠虎踞”(右)“凤起蛟腾”(左)等字,碑身两侧镌“庸德庸言追踪前哲, 福源福绪垂裕后昆”楹联。中题“唐明远先生之墓”七字。) 此为先生藏衣冠之所,乙首辛趾。岁月变迁,墓碑倾圮。曾孙化治、化坤、化昶重治队(隧)道, 将立碑, 具将求为表墓之文。谨案状：先生讳文德,字子龙, 明远其别号也。性醇谨,喜读书, 以宗家枋故，未竟其业。遂一意教子孙忠厚，以敦宗睦族、好行利济闻于乡。嘉庆初，白莲教匪蠢动、蔓扰秦陇蜀豫间，日以煽诱杀掠为事。先生则遍历乡村,多方劝导,使其各尽农事，共笃守望相助之谊。又罄所居积,以工贷帐（代赈）,修筑塞堡，乡里避乱来依者踵相接也。先生皆妥为擘画, 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久而不倦,全活甚众。昭勇侯杨忠武公遇春,每督兵过境,恒造门褒奖，以为居乡好义者劝。遇岁歉，贷不责券,命子孙等减价平赇以济。尤好谈因果事, 闻者多化服之。先生卒于道光（十年）庚寅年七月二十一日未时, 距生于乾隆（二十四）已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未时,寿七十二岁。德配李孺人,继杨孺人,再继韩孺人。子一：学儒,贡生，韩出。孙二：长仕陵，贡生；次仕杰，候选县丞。曾孙：化均、化治、化宣、化新、化扬、化坤、化昶。玄孙：宝章、荣章、龙章、闰章、积章、元章,谨表其行谊于阡,且志颂先民之恩而为乡人知本务者风焉。谨表。赏戴花翔三品衔、前山西补用道、署泽州、武等府知府、安康谢仁溥手谨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谷旦 曾孙化治、化坤、化昶等. 第一通碑文记述了唐氏于成化年间由湖北迁居陕南的历史背景及繁衍概况；第二通碑文则记述了包氏从湖北于成化年间迁徙安康的经过。另一通碑文则记述了唐氏后裔从安康向汉中、紫阳、岚皋等地再次迁移的情况和石梯唐门修建家祠、乐楼、仓房、厅舍的经过；第三通碑文系麻城唐氏迁陕分支紫阳支派传人唐明远去世七十八年后，其后裔整修坟墓时请安康名士谢仁溥所撰。唐明远其时已发展成当地的富豪，在嘉庆初年白莲教农民军转战紫阳期间，他积极参与镇压，曾受到清军将领杨遇春褒奖。这是明成化年间湖北流民入陕最为典型的材料。再如紫阳县任河、洞河流域任氏，原籍湖北孝感，明末时因避兵燹迁徙于紫阳，先居于洞河三林关，后又迁居于鸡鸣坡。其子孙繁衍，后裔兴旺，成为当地大户族，其子孙分别居住于任河流域的大坝塘、八庙、高桥及渚河的尚家坝一带，至今约有数百户。《高桥任登举墓碑》对此记载颇详：任登举墓碑 (两柱刻墓联云：“一本渊源由琳始三房别派自凤今”) 公讳登举，任公凤之长子；任弘斌之孙；任少禄之曾孙；任琳之元孙也。祖籍麻城，由明来紫，世居洞河之三保关，代数代阅，邑志其详，时于有明，固望族也。厥后宗枝繁衍，而散居于此里者为最盛。河以任名其由来矣。雍正年间，公从凤公始迁斯土，尽有西河一带之地。其时居民寥落，此地本属老林，因以开木厂为业。奈功大本微，凤公一世大志示遂，公复继之，劲力其中，乘桴到鸡公滩，遂溺于水焉。……公殁，盖五世于兹矣……公生于康熙年，殁于嘉庆年而西归焉。葬于内权河西坡大香樟树坪，壬山丙向，卜去其吉。〔下列孝男、孙、曾孙、元孙、远孙、耳孙等共116人〕定居在安康、紫阳等地的湖北孝感徐氏家族也有着与之相似经历，据石梯乡九条沟《徐氏修建祖坟庄基碑》记载云：徐氏修建祖坟庄基碑：徐氏迁陕始祖徐应明，原籍湖北武昌省汉阳府孝感县槐树村人也。大明年间迁移陕南长安省洪州九条沟青游观落业居住；大清改于兴安府安康县石梯铺九条沟。子孙众多，各移杂住，恐后世以乱宗派，以我从等公议，于同治八年，占连念起先祖之恩，公等商议，将老坟树木柴草严禁……积三十余年，钱百串有余……众等公议，老坟柏树代卖钱四十余串，众户捐钱九十余串。本户徐家尚老坟公地及吕银、吕昌已地俸祖作为庄基，于光绪庚子年兴工，于主寅年告竣……总共花费钱二百七十一串七百八十五文。大清光绪二十九年桃月吉阳立徐吕连撰文 据汉中地区城固县发现的《文川何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0），湖北麻城何氏兄弟三人迁居城固文川镇，建何家坎村。另据城固县的一些有关碑文记载：永乐三年（1405），湖北麻城大槐树村杨氏兄弟三人迁居城固县今谢家乡，建杨家坡村；天顺四年（1460），湖北孝感胡氏迁居城固县今三合乡，建胡家湾村；成化元年（1465）都御史原杰抚治荆湘陕豫，招抚流民，部分安置城固县，其中以胥水河西岸较多；万历四十七年（1619），湖北余姓迁居城固文川镇，建余家山村；崇祯十七年（1644），湖北麻城余姓迁居城固文川镇，建余家营村；湖北张姓迁居老庄镇建张家营村。 x.$1<w64t
（2） 山西洪洞大槐树 wH"kk4^
陕南不少地区的居民都自称祖籍“山西大槐树”，据有学者研究成果表明，山西“大槐树”是明洪武时期的一个移民汇集点。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解决元末明初战乱兵燹及灾荒造成的人户荒凉、生产凋敝、赋役无着的状况，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决定用移民垦荒作为振兴农业的战略措施，这就是洪武时期的移民。在“靖难之役”后，又有永乐迁民之举。这样，我国历史上有组织的、最广泛的移民活动，大约持续了五十年之久。早在元末中原地区兵乱荒疫之时，由于自然地理因素，“表里河山”的山西却是另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水旱蝗疫较少波及山西，相对战乱亦少，加之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邻省就显得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这样，邻省的大量流民逃往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人口达403万之多，比河南、河北两省人口总和还多25万人。所以，山西就成了洪武移民主要输出地之一。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自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五十八个县，即以今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中心，而临汾附近的洪洞为最多，这与洪洞县人口稠密，又地处交通要道有关。古大槐树，在洪洞县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这里有座“广济寺”，为唐贞观年间的建筑，其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唐宋以后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大，常驻驿官，办理四方往来的公差事务。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遮荫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从树荫下通过。因临近汾河滩，河滩上的老鸹便在汉槐的枝杈间构巢筑窝。明初移民时，多由此处集中，朝廷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于是，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散之所，由此分赴外省各地。据《明实录》记载：移民活动大多在晚秋进行，此时槐叶已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频频回首，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因此，大槐树就成了移民们惜别家乡的标志。 LD (C\
六百多年来，在我国广大地区都流传着“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陕南此说当然也不例外。 尽管洪武、永乐移民时，陕南尚在“禁山”之时，但不少流民并未按当局的意图进行合法流动，相当一部分人带着“凭照川资”悄悄来到了有天然屏障的秦巴山区；有的则是在中原地区经过长时间的辗转迁徙后，最终来到了陕南。据有关资料称：商州商南县的富水、曹营、清油河、白玉一带就定居有大量的山西大槐树移民。从目前所能发现的家谱、墓碑来看，清油河的李氏家族，梁家湾的魏氏家族、段氏家族，县城西关的余氏家族，东关的王氏家族等20余个姓氏或家族，都是明初的移民。他们在县城西南角还专门建起了“山西会馆”。据嘉靖三十一年（1552）任庆云编修的《商雒商南县集》记载，明成化十三年全县已有人口1987户、10047人（其中：男6054人，女3993人）；到嘉靖十三年（1534），全县已增至2859户、14250人（其中：男8211人，女6039人）。这53年间，增长了872户、4472人。一县的情况如此，整个陕南的人口增长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对旬阳县小河口、观音、尖山等乡抽样调查，仅小河口乡平槐村23户人家，就有8户人家以家谱或口头流传为山西“大槐树下”人氏；尖山、仙河、观音三乡的栗、李、武、雷四姓，均于明末清初迁入，经十余代繁衍,今已达6000余人,占该三乡总人口的25%以上。 $_j1k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