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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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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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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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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ao[yHcAs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DyA /!%g  
※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冯棠译 桂裕芳 张芝联校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离线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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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1楼 发表于: 2012-07-06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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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经冯棠翻译,桂裕芳教授校阅,最后由我审订,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欧美,托克维尔的名声和学术地位也是近几十年才最后确立的。 _1?Fy 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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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YNi3o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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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3QrYH @7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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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托克维尔之前已有梯也尔、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马丁等文人政客撰写的法国革命史和帝国史。这些著作对这场大革命都有独到见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叙述史。托克维尔不仅在历史写作方法上与他们不同(他几乎从不援引这些历史家),而且视野更为广阔、更为深邃:他把1789年以后的60年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统称之为法国革命。 ,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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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D!~-5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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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当过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这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在他的回忆录和书信中充分地流露出来。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异国(除欧美各国外,他还到过阿尔及利亚,发表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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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使少数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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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他为英国《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1836)一文(见附录)中,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些实质问题,例如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第三等级的兴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保持免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人自由。 >A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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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1848年1月29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当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H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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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m7zen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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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E|@3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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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6 8s9X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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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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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13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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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 I)#=#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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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法国1789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s2Gi4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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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 =P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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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 b AB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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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固然精辟,但并非定论,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史学家中引起争论。可以肯定地说,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他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hZnT`!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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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曾引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他又说:“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n !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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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当然,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X1<)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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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研究也是托克维尔史学方法的一个特点。他曾说:“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历史进行对比,特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英国贵族并未因革命丧失权力,他们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德国(除莱茵地区外)的农奴制长期存在,农民不像法国那样早已拥有土地……他甚至还批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王权的美化。 ~ $r^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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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在全书的结尾描绘了法国民族性的各种表现之后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Fg#*r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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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Q;5\( 0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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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尽管书中的某些论点——对旧制度下王权作用的评价、贵族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贫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处——旧制度末年的财政状况、国际关系和对外战争等——也被指出,但就整体说来,这部仅200页左右的小书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je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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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这不是偶然的。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人们越深入探讨法国革命的根源和特点,越感到有进一步研究旧制度的必要,特别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去进行探索。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其他著作已在这方面开辟了道路。当年鉴历史学派在法国盛行时,托克维尔注重分析政治结构的方法也自然受到了赞赏和推崇。《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至今已12年。这些恐怕都不是托克维尔本人所能奢望的。 Q`//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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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译文根据的是J.P.迈耶主编的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并参照《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迈耶主编,加利马尔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第二卷第一册第67-25页的原文。原注有一些过于专门,不得不割爱,只留下一些必要的注释。附录两篇都是比较重要的论文:一篇是“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篇是“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是朗格多克”,分别译自《托克维尔全集》第二卷第一册第31—66页和第251—261页。译者对有关的史实、人物和典章制度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欢迎读者对译文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t6"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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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法国文化部的支持,特此致谢。 MUo?ajbq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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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8—9月 Zu$f[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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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卡罗来纳
妙人儿倪家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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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2楼 发表于: 2012-07-06
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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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年12月26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写信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道:“如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我还觉得,比起15年前来,我今天更能著书。因此,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下同。〕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我常常想到帝国,帝国是人们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局的戏剧的特殊的一幕。但是看到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是想到我好像要重复去写前人已写过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却步。然而这次,主题以崭新的看来更可以接近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我想,不必去写帝国的历史,而需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这样,事实的叙述不再是本书的目的。可以说事实只是我头脑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据的牢固而连续的基础,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它的特点,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由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因此这书可能很短,也许一卷或两卷,但很有趣味,并且可能很重要。我在这新范围上绞尽脑汁,带几分兴奋地发现许多开始时没引起我注意的各种看法,这一切还只是在我脑际飘动的云影。你对这主题意见如何?” ;sAe#b  
X*M2 O%g`L  
  托克维尔写给路易·德·凯尔戈尔莱的另一封信同样发自索伦托,日期为1850年12月15日,它比前边引用的话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图。我们在这封信中读到,“重新尝试一部大作的念头早就萦绕在脑际,简直可以说苦恼着我。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辩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因而我自认为比起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更能处理好一个政治学专著的重大主题。但是选择哪个主题呢?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不仅因为需要找一个公众感兴趣的主题,尤其因为需要发现一个能使我自己也为之振奋并为之献身的主题。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欢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因此几年来我经常在寻求(无论如何还有一点安宁,使我可以观察一下四周,观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这一小团混乱),就是说,在寻求我可以着手哪个主题,但是一无所获,没有能使我满心欢喜或着实使我动心的主题。然而,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成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百般思绪,也可说所有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处的孤独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严肃、更加深入地再度寻求一部书的主题思想。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当今世界呈现的景象伟大奇异,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使之无法付出许多代价来满足有闲而博学的社会对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但是选择哪一个当代主题呢?最为新颖、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赋与习惯的主题,将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的总汇,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评断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 MS\?+8|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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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我去找同类主题的焦点,主题产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连结的一点时,我却没有找到。我看到这样一部著作的各个部分,却看不出它的整体;我抓住了经纱,但是没抓住纬纱,无法织成布。我必须找到某个部分,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连续的事实基础。我只有写历史才能碰到它;潜心研究一个时代,对它的叙述使我有机会刻画我们时代的人与物,使我能把所有这些零散的画构成一副画面。只有法国大革命这出长剧,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时代。很久以来我便有此想法,这点我曾向你表露,我把自1789年至今这个大时段(grandeétenduedetemps)继续称为法国大革命,从中挑选出帝国的十年,论述这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和灭亡过程。我越思考越认为要描述的时代必须选择好。至于时代本身,则不仅要伟大,而且要独特,甚至独一无二;可是时至今日,至少依我所见,它的再现都带有虚假庸俗的色彩。此外,它要把强烈的光线投向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这肯定是对全剧作了最好的评价,最能使人对整出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法国大革命的一幕。我的疑虑不在选择主题,而在论述方式。我最初想以我的方式将梯也尔先生的著作重写,就写帝国的功业,只是避开军事部分不写;相反,梯也尔先生再现了帝国的战争,写得春风得意,充满才华。但是,我对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主题仍然犹豫不定。著书立说是需要漫长努力的事业。历史学家的拿手戏是善于组织史实,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这种本领。迄今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叙述史实;就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言,我所知道的这种能力除非越出体裁并使叙述变得累赘,只应偶或以附带方式运用。最后,这有步梯也尔先生后尘之嫌。公众很少会因这类试图而感谢你;两位作家写同一主题,人们当然认为后者是老调重弹。这些便是我的疑虑;向你合盘端出,听听你的意见。 Jv kTfT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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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考虑主题的方式外,我又想出一种方式,即:不再写长篇巨著,而写相当短的也许就一卷的著作。确切地说,我不想再去写帝国史,而是写对这段历史的全部思考与评价。 s>%.bA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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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我要指出史实,要遵循史实的线索;但我主要的事不是讲述史实。特别是我要使人们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们看到由此产生的种种原因;帝国是怎样产生的;它何以能够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间建立起来;它所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缔造帝国的那位人物的真实本质是什么;看到导致他成功的因素,导致他败北的因素;他对世界命运尤其是法国的命运所起的暂时影响与长期影响。我觉得一部极其伟大的著作的题材就在这里。但是困难重重。最使我伤脑筋的难题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我还没看出怎样使二者结合(可是它们必须结合,因为人们会说前者是画布,后者是颜料,必须二者具备才能作画)。我担心一个损害另一个,担心自己缺乏那种要选择好支持思想的史实就必须具备的极大本领;叙述史实要充分,以便自然而然地通过对叙述的兴趣把读者从一种思考引导到另一种思考,又不能赘述过头,以便使著作的特点始终清晰可见。这一类著作中无与伦比的典范是孟德斯鸠论述罗马人盛衰的著作。可以说透过罗马历史会不断看到其盛衰兴亡;然而罗马历史有相当多内容仍需作者加以解释才能理解。但是孟德斯鸠抛开那些一向奉为楷模的上乘之作,在自己的著作中显示了在我所谈论的著作中尚不具备的才能。孟德斯鸠研究一个极其广大极其遥远的时代,他只能相隔很远挑选最大事件,而对这些事件,他只说最普遍的东西。假如把他局限在十年这段时间内,穿过大量细致精确的事件来探索路径,这著作的难度肯定要大得多。 |nm}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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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通过前面这番话使你明了我的心境,刚才我对你吐露的所有想法苦恼着我;但是现在仍然是一片黑暗,至多是半明半暗,看到的仅仅是主题重大,但并不清楚这广阔空间的种种事物。我多想让你帮我看得更清楚些。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更能把伟大的思想自由带进这样的主题,对人物和事件毫无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评说。因为对于人物,尽管他们曾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我可以保证既无爱也无恨;至于名为宪法、法律、王朝、阶级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不谈论其价值,只论我亲眼见到的它们的存在,避而不谈它们产生的效果。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无事业;对此,我可以保证;就这种工作而言,这类倾向与天性是有用的,正如在事情涉及的不是评说而是介入人类事务时它们常常有害一样……” TL)7X.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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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谁能比作者本人再清楚不过地界定《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目的与方法了。也许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在这两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头疼的难题:“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相结合”。实际上,赋予他的著作独一无二特征的就是这“结合”。托克维尔之前或之后写的所有大革命史,人们都可以推定其产生时代,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托克维尔的著作永葆青春,因为这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不论是维科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还是布克哈特的《普遍历史论见》,都没有陈旧过时,哪怕我们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已变得更为专门化。毫无疑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必须列入这一类经典著作。 @v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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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年6月,经过5年深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了。几乎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在英国出版,译者是托克维尔的朋友、已经翻译过《论美国的民主》的亨利·里夫;他的堂姊妹达夫·戈登夫人帮助进行了这一工作。“她干这行尽善尽美”,里夫写信给托克维尔道。在1856年4月27日同一封信中,里夫对他的朋友说道:“我越是钻研已收到的你的著作的各章,就越是为之感染和欣喜若狂。就像一件所有人都为之打动的艺术作品,在这里我重又见到希腊雕塑的痕迹与真面目。”里夫是托克维尔著作的第一位读者。他把托克维尔著作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与孟德斯鸠著作中的《法的精神》置于同等地位。(1856年5月20日里夫致托克维尔的信。) :zq 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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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56年到1859年——托克维尔早逝那年——这部著作在法国印刷了四版;1856年印了两版;1857年印了一版,1859年印了最后一版,该版本构成本版的基础,但它在1858年12月即已出版,是为第四版;另一个版本印行于1860年,也称为第四版。被误称为第七版的新版本于1866年由居斯塔夫·德·博蒙出版,作为他编订的《托克维尔全集》第四卷。 &-p~U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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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找到继1866年以后的各版本:1878年,1887年,1900年,1902年,1906年,1911年,1919年,1924年,1928年,1934年。本书在法国共印行了16版25000册。在英国,里夫的版本1873年发行第二版,增加了取自《托克维尔全集》(博蒙编订)第八卷的7章;里夫第三版1888年发行。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文版,附有G.W.黑德勒姆的导言与注释;这个版本于1916年、1921年、1923年、1933年及1949年曾经重印。此外在M.W.帕特森的关心下,巴兹尔·布莱克韦尔1933年出版了一个《旧制度与大革命》新英译本,可惜不带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上所加的重要注释;这个版本在1947年和1949年曾经重印。可见迄今为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英国已有13个版本,它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事并不难解释。20世纪开始以来,牛津大学校方即将《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定为基础教程。在美国,托克维尔的著作同样在1856年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名出版,由约翰·邦纳翻译,出版者为哈珀兄弟出版社。德文版本在阿诺德·博斯考维茨的关心下,于1856年出版,出版者是莱比锡赫尔曼·门德尔松出版社。 q5h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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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渗透到同时代读者当中,对此情况很容易写成一本书。我们仅仅指出些来龙去脉。夏尔·德·雷米扎在前述关于他朋友著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必须回顾他第一部著作中的深刻思想。20多年前,他把这思想运用到欧洲,他用如下结论作为他论述美国的著作的结语:‘这些人竟以为重新找到了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度,我觉得他们简直是瞎子。至于我,当我考察好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达到的状况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趋向时,我确信,过不多久在欧洲国家中除了民主自由或独裁者的专制,再没有其他的位置。’很久以来他就怀有上述思想,从那时起,他便能用这一思想研究事物中的强与弱,缩小笼统性,划定使用界限或验证精确性;但是民主不断地使他觉得是当代世界的主流,是在不久的将来现时社会的危险或希望,伟大或渺小。 7NWkN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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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著的前言里,他以生动感人的形式概括了当民主原则开始主宰社会时这些社会的特点。这幅图画是坚定稳健的手勾画的,毫无夸张,毫无省略,画图的精确性与着色的真实性融为一体,可见这位画家充满才华,保持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改变体系、方式或思想。无论是20年的沧桑经历,还是致力于著作而进行研究与思考的4年,都没有使他的信念改变。感谢他,他的信念始终不渝。” {D..(f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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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上述一席话之外再引证托克维尔的另一位朋友让-雅克·昂佩尔:“今天,德·托克维尔先生在议会和宦海浮沉之后,他的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他的原则也具有了他特有的权威性,他得以利用目前形势给他的闲暇来思考比美国的民主更广阔的事件,思考法国大革命。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产生。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试图重新发现与重建法国旧社会的真实状况,这在以前从未有人问津。这是一部真正博学的著作,取自原始资料,依据好几个省的手抄档案:置于卷末的注释旁征博引,足以为证。归功于他个人的这项工作固然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但是在这位有魄力着手此项工作并把它继续下去的人的思想里,这只是达到对法国大革命作历史解释、理解这场大革命并使它被人们理解的手段而已……” zT6nC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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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昂佩尔殊为详尽的分析中,只记下这些话:“从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我们非常惊奇地看到,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成果甚或大革命战利品的一切,在何等程度上在旧制度下便已存在:行政的中央集权制、管理监督、行政风尚、针对公民的官吏保障、职位繁多和酷爱职位、征兵本身、巴黎的优势地位、财产过分分割,所有这些在1789年之前都已存在。从那时起,真正的地方生活没有了;贵族只剩下头衔与特权,对周围事务不再起任何影响,御前会议、总督或总督代理主宰了一切:我们倒不如说参政院、省长和专区区长主宰一切。市镇要翻修本堂神甫住宅或修建钟楼,得花足足一年时间来获取中央政府的批准。这种情况为世所仅见。如果领主不再能有作为,除非在为数不多的三级会议省,市政府也无用武之地,在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精彩的附录专门对此加以论述。自从路易十四把市政府纳入营业所,亦即标价出售官爵,真正的城市代议制到处均已绝迹:这是一场没有政治目的而仅仅为了赚钱而完成的伟大革命,德·托克维尔先生说得对,这事为历史所不齿。中世纪的英雄市镇移到美国,变为美国的‘乡镇’(township),实行自理自治,而在法国却不理不治。官吏为所欲为,为使他们成为更得心应手的专制政府,国家精心保护他们,对付受他们损害者的力量。读到这些事实,人们就会思忖大革命改变了什么,大革命为什么发生。但是其他几章出色地解释了它为什么发生,它如何转变成这样……” yc3/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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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托克维尔著作的风格,杰出的比较文学历史家这样表示:“我简直不敢在如此严肃的著作中评价纯文学的素质;可是我不能不说这位作家的风格高人一筹。这种风格更雄浑同时也更柔和。在他的作品中,严肃并不排斥精巧,在进行高深的思考的同时,读者会遇到描述性的奇闻轶事或化义愤为讥讽的辛辣笔触。内心的火焰在这些如此新颖、如此智慧的理性的篇章始终燃烧,慷慨灵魂的激情永远使这些篇章生气蓬勃;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真诚而无虚幻,恳切而无狂暴,它使人为作者感到荣耀,同时唤起同情与尊敬。”(J.-J.昂佩尔,前引书) +8?18@o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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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那个时代的私人通信中,也可看到托克维尔著作的反响。因此,居维利埃—弗勒里致函奥马尔公爵道:“你是否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觉得,这部著作博大精深,一些部分具有真正才华(孟德斯鸠式的才华);不过该书结论有点含混,尽管充满对专制暴政最意味深长的憎恶,但像在指责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缺乏真正同情。无论如何,书中得出的结论——不管作者本人见解怎样——都是说法国革命是由最合情理的原因引发的,上层阶级的性情使它必然发生,不可抑制的人民的性情则使这场革命愤怒与理性并重。对我来说,这已足矣。从文学观点看,这部著作的过错在于作者竟以创始人的口气揭示众所周知并早就被人阐述过的真理,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所著《法国大革命原因史》出色的第一卷尤其阐述了若干真理。……”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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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马尔公爵回信写道:“……我想和你谈谈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我刚刚读完。我以最大兴趣读它,对它也最为重视,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见解,也没有把他提出的一切都视为新说。读后留下的印象可概括如下: 0%&}wU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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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托克维尔先生充分证明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唯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除流弊,解放人民,正如作者所说,解放农民。他宽恕法国大革命曾创造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许多专制工具:所有这些在大革命以前即已存在;他宽恕曾摧毁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专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大革命以前它们便已消失。但是,他指责大革命直至此时为止,尚不能创设任何制衡力量,当时并非没有一点可能性,这种制衡力量的地位在旧君主制下早已标明。他指责大革命恢复了旧制度的全套政府机器,并建立起这样一种局面,乃至过了60年,我们第二次——上帝知道要多长时间——被投到专制制度下,它比旧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为全面。 J{a9p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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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著作的不足是没有作出结论;这是有几分使人失望,没有把好的东西充分烘托出来,也没有指出诊治弊病的良方。向人民讲真理是好事,但不要用沮丧的口气,尤其不该摆出一种神态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说她不配享受自由:这使压迫者、奴隶和利己主义者感到痛快。“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好书,我赞赏它,我认为其内容与形式也值得人们称赞。因为正如你所说,人们在这里切实感受到了专制暴政的可怖,而这正是敌人之所在。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但是人们不可以以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不会再建起专制暴政或无政府状态: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儿,在上帝的帮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奥马尔公爵与居维利埃—弗勒里通信集》,4卷本,巴黎,1910—1914年,第2卷,333及随后几页) vAo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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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英文著作,我们就应提一提它在英国受到的欢迎。我们已经谈过了亨利·里夫;作为当时最重要的英国杂志《爱丁堡评论》的总编,加以《泰晤士报》主笔的身份,他对此书的热情见解便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他的朋友G.W.格雷格在这家像今天一样给舆论定基调的大报上发表了两篇分析文章,让我们引证一下这文章的话:“因为形势变幻莫测,冒险作预言是难得谨慎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德·托克维尔先生的光荣将与日俱增,后人还将扩大他同时代人的评价……”格雷格接着对这部著作作了长篇分析;这长篇分析终有一天要辑入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研究文集。在这篇深入的研究论文末尾,格雷格写道:“我们相信已向我们的读者指出,德·托克维尔先生写了一部极端重要的著作,一部几乎整个充满鲜为人知的史实的著作,从这些史实产生了堪称为发现而且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发现的各种史学观点。然而,这本书还只是他允诺我们的著作的一部分,他将倾注他的全部研究成果,因为目前这卷和以前论述美国的各卷只不过是,如果我们理解得对,同一作品——他一生的文学作品——分散的一部分,旨在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社会的前途进行评价。” )'7Qd(4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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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和杰出学者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勋爵感谢他寄来《旧制度与大革命》,并在1856年7月30日的信中给他写道:“这是我平生读过的使我精神得到满足的唯一著作,因为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与特点提出了既真实又合理的观点。……”我们还能举出托克维尔著作在英国受欢迎的例子,但就此打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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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离线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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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17
真实姓名
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3楼 发表于: 2012-07-06
  现在来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后来几代人发挥影响的例证。(在其出色的小书《法国大革命150周年史学史概述》,巴黎,1939年,24页,达尼埃尔·阿莱维写道:“然而必须提到一部重要著作,托克维尔的著作……1856年,托克维尔发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将起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以后再谈论它。”现在,我想谈的正是这种影响。) 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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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给《论美国的民主》所加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89页)中我们已经指出,制定1875年宪法的那一代人深为托克维尔、布罗伊和普雷沃-帕拉多尔的著作所浸透。布罗伊公爵的著作《法国政府之我见》(巴黎,1870年)恢复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气氛,就像许多参考注释所表明的那样。 oO?+2pT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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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对泰纳影响很大。若读《当代法国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纳,《旧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页。)泰纳在书中写道:“因为在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并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u|$H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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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纳在这里给他的原文加了如下注释:“德·托克维尔,第二编。这个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维尔先生以过人的洞察力所确立。”此外可见《当代法国的起源》一书附录的预备笔记摘要:《H.泰纳,生平与通信》(第3卷,巴黎,1905年),书中含有引自托克维尔著作的附注(参见300、319页)。深入研究托克维尔著作对泰纳的影响问题肯定是有意义的。维克托·吉罗的透彻研究《论泰纳。他的著作与影响》(巴黎,1932年)只给我们一个问题的梗概。吉罗写道:“……无疑需要很长篇幅才能颇为严格准确地搞清〔泰纳〕在托克维尔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托克维尔……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评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朴实无华的线条,取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体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 U5cbO{\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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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首先靠实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艺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263及随后几页)。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有一种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也违背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引向讲究的技艺,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遍的伟大思想,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荣著,巴黎,1932年;E.C.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亦见A.奥拉尔:《泰纳,法国大革命历史家》,巴黎,1907年;奥古斯坦·科尚:〈大革命史学的危机〉,载《思想与民主的社会》,巴黎,1921年。亦见亨利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载《小历史论文》,斯图加特,1880年,229及随后几页。)西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重要著作的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样要读者参阅托克维尔的“名作”。(参见H.冯·西贝尔:《大革命史,1789—1800》,10卷本,斯图加特,1897年。)西贝尔于1853年开始发表他的著作。 Jz&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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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受1871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的经历所启发而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偏重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托克维尔对西方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泰纳则从法国社会的革命这一观点涉及主题。 l96 A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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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年,菲斯泰尔·德·库朗日的《古代城市》问世。这部著作带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深深烙印。C.朱利昂在其宝贵的教材《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文选》(第一版,巴黎,1896年;我们根据1913年巴黎第七版重校本引用)中写道:“人们推测,菲斯泰尔·德·库朗日所受到的历史影响首先是孟德斯鸠的(政体的研究),可能还有米什勒的,而更多的是托克维尔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宗教情感的作用)。《旧制度与大革命》对菲斯泰尔的才华有决定性影响不足为奇:在《古代城市》中,我们将会找到同样的叙述方式,同样的归纳步骤,和同样的把书归并成两三个指导思想的愿望”(91和随后几页)。在更后边的好几页,朱利昂重又回到这个主题上:“在《古代城市》中,托克维尔的影响比米什勒明显得多。《导言》的标题本身:‘论研究古代人最古老的信仰对于了解其典章制度的必要性’,简直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开头的翻版。《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一大功绩是证明了1789年以后有多少过去的政治制度、习惯思想,在新法国依然存在,新法国不知不觉成了君主制法国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在其著作中证明传统与宗教习俗具有长期持久性;这个延续法则在《古代城市》下述话里阐述得再精彩不过了:‘对人来说,过去绝对不会彻底死亡。人能把它忘掉,但却总是把它保留在身上。因为,就像它在各个时代的样子,它是所有以前各个时代的产物和概括。即使它深入人的灵魂,根据各个不同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模样,也能恢复与区别这些不同的时代。’” vL"n 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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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可参阅瑞士历史家E.菲特的重要著作《新编史学史》,慕尼黑与柏林,1911年,560及随后几页;E.尚皮翁:《菲斯泰尔·德·库朗日的政治宗教思想》,巴黎,1903年;J.-M.图尔纳尔-奥蒙:《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巴黎,1931年,59及随后几页。 <g8{L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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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前引朱利昂的著作中,还可找到对托克维尔著作重要地位所作的一个简洁而又非常出色的评价,读了将有所裨益:“托克维尔的著作与《古代城市》一起,是19世纪所产生的最新颖与写得最出色的历史著作……”(参见前引书84及随后几页。)朱利昂将托克维尔列为哲学历史家;我们今天也许要说他是社会学历史家。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可能是当代社会学历史的典型范例。 j 2J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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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贝·索雷尔的名著《欧洲与法国大革命》(8卷本,巴黎,1885—1904年)同样带有托克维尔始终不息的影响烙印。 (K->5r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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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仁·德希塔尔在其著作《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自由民主》(巴黎,1897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出这部著作对阿尔贝·索雷尔的影响。我们引用一段:“是否需要提到阿尔贝·索雷尔在其权威著作《欧洲与法国大革命》中,出色地把托克维尔的方法与思想扩大到革命的对外政策上,证明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不是来自历史、不是由旧制度的先前政策可以解释的结果,哪怕是最特殊的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证明了托克维尔这段话中的真理:‘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勒普莱肯定通过阅读托克维尔著作得到了充实。在《由对欧洲各民族的考察推断出的法国社会改革》(巴黎,1874年,第三卷)中,有一段对《旧制度与大革命》非常有特色的评语;勒普莱写道:“路易十五野蛮的不宽容政策保留了某些人道形式,仅仅以摧毁新教基督徒为目的。1793年雅各宾派的不宽容政策则旨在完全摧毁所有宗教。”这段话以下列注释为依据:“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这一真理,这部著作若是有真正的书名并提出结论,就将成为杰作。”我们认为勒普莱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他的决疑论和道德家精神绝不可能理解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参见J.-B.迪罗塞尔:《法国社会天主教的开端,1822—1870》,巴黎,1951年,672及随后几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有名读者当中我们要提到乔治·索雷尔和让·饶勒斯;《进步的幻想》(第一版,巴黎,1908年)非常频繁地引证托克维尔著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A.马迪厄审订版,8卷本,巴黎,1922—1924年)同样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印记出现。 E)w^odw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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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还可以引证杰出的法国法律史家A.埃斯曼的看法,他在《法国比较宪法学要素》(第四版,巴黎,1906年)一书中显露出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敏锐理解力。 2.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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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不应忘记那些伟大的法国文学史家。我们只提几位。圣伯夫在《星期一丛谈》(第三版,15卷本,巴黎,未注明年份,96及随后几页)中,清楚表明他从未理解托克维尔著作的社会学意义。假如回想到他曾以何等热情在《星期一丛谈初集》中欢呼《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人们就只能推断他的法兰西学院伟大同事一定会对他嗤之以鼻……(见J.-P.迈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巴黎,1948年,156及随后几页。)但是即使是在恶言恶语中,圣伯夫也永远辉煌。 #@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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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圣伯夫形成对比,伯蒂·德·朱尔维尔在其《法国文学史》(巴黎,未注明年份,540页)中写道:“托克维尔在基佐的学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发表了自《法的精神》问世以来人们所写的社会哲学方面最扎实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0年以后(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完全独创、影响极大的新著,在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史》取得轰动成功后不久,开始在法国,至少在引起反响的思想界,改变可称为大革命神话的一切。人们不再把大革命视为一场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风,而承认大革命乃是众多遥远深刻的原因的结果。泰纳完成了这种对舆论的矫正;但托克维尔开启先河。”——费迪南·布伦蒂埃在《法国文学史教程》(巴黎,1898年)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以笔记形式提出对托克维尔著作的评价:“……这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在构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个时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托克维尔看得何等清晰:⒈大革命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⒉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归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⒊由于这一原故,要取消种种影响,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通过这两部著作〔布伦蒂埃前边已谈到《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足以使历史摆脱历史家的武断评价;准备好我们从当代形成的思想;并赋予历史以科学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特征。”(前引书,441页。) `*5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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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经典著作《法国文学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托克维尔著作的精彩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历史家的思想为基础。托克维尔像奥尔良派历史家一样,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结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国开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终结,而对于正统派和民主派来说,大革命几乎总是与过去的猛然决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发,一些人诅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或圣路易的法国截然不同。但奥尔良派用他们的历史观为党派利益服务:托克维尔则始终是严格的历史家,同时更有哲学家色彩,只求证实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风尚的发展连续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半,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权发展;封建权利与专制王权的最后障碍显得更加碍手碍脚,因为它们已是最后一道障碍。他阐述了文学与不信教对大革命的影响,平等感情压倒自由激情。托克维尔在阐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毁灭后,接着打算证明新法国如何从旧法国的废墟中重建:这几乎就是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实现了的庞大计划。但是托克维尔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前引书,1019及随后几页。)法国文学史史家们就这样把托克维尔著作的成果传给年轻一代,希望年轻一代从中获益。 ia'e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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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束《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法国的影响概观时,我们还想给我们的读者指出保尔·雅内的一本重要的小书《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巴黎,1875年)。雅内很有眼光地看到1852年在法国大革命历史观上是一条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我们在他的书中读到:“1852年引起了法国革命哲学的真正危机。一种深深的失望,一种对这个国家直到此时一直珍视的各项原则的闻所未闻的背离(人们至少这样认为),一种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而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倾向,一种在本应从世界上永远扫除专制暴政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新形式的专制主义,与此同时一种稍加扩展的科学,我们的状况与毗邻民族状况的比较,那令人悲伤的信念——过多地为经验证实——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没有经历如此多的危机与灾难,随世事的演变逐步达到了我们曾经梦想、曾经缺乏、甚至从社会自由的一些观点来看我们已抢先达到并超过的这种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伟大民族在其整个疆域同时实现了这个自由平等的伟大纲领,我们却早就开始牺牲掉一半,只待再晚些扔掉另一半:所有这些观点,所有这些思考,经验与比较,都使得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一向怀有的这种对革命的信仰……法国革命新理论由此而得到全新的方向。人们开始感到震惊,革命很少尊重个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信奉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想,革命在现代社会确立了社会地位平等,谁能说革命不会像昔日的罗马帝国一样为新形式的专制暴政铺平道路。没有哪一位政论家比著名的思想敏锐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更为这种思想所打动,他比大家都先有这种思想。他是第一人,在如此有独到见解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身居和平、温和、立宪的时代,便向现代各民族预示了‘恺撒专制的’危险,这奇怪的预见当时没有任何条件任何事件任何明显征兆可资依据。以后,上述思想在某种程度为事件所证实,他在其卓越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以最罕见的洞察力,重新加以论述和发展。……” :5YL!D/&  
Z1 7=g@  
  我们无法完整地引证雅内的透彻分析,兹摘要如下: uWtj?Q+M|  
tL>c@w#Pv  
  “因此,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辩护,在另一种意义上批判革命,但是他不同于革命的批评者或革命的拥护者通常对革命采取的行径。他替革命申辩,证明革命并不像守旧派所说的那样标新立异,因而也不是那样荒诞不经。革命极力设法在纯理性上,在权利与人道的抽象思想上,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但即使在这一点上,革命也只实现了先前所有各个时代已经准备好的东西。革命因此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同时在哲学上也是正确的。反过来,托克维尔力图唤醒我们对革命的一种可能后果的忧虑,即新专制主义的确立,民主的或军事独裁的专制制度,抹煞个人,无视权利,由中央吞并所有地方生活,并因此消灭各部门的一切生命力:托克维尔也许(但愿如此)夸大了这种弊病的意义,但这弊端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早已萌芽,通过革命毫无疑问繁衍和恶化到了极点。这就是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给我们提出的教训。……”(参见前引书,119及随后几页。) tg R4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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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是革命的这些潜在倾向——在民主进程中抹煞个人并实行平等,以及公民投票制度的危险——深深地影响了瑞士伟大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著作。不管他的沉思的唯美主义(esthéticismecontemplatie)如何,在所有我们提到的思想家中,他却可能是最接近于托克维尔的。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但是事情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人想训练人们参加集会;假如连至少百人的集会都没有,大家开始哭泣的日子就要来到。”自从沃纳·凯吉为《普遍历史论见》发表预备研究(《历史残稿》,斯图加特,1942年)以来,我们了解了布克哈特曾在多大程度上吸取托克维尔的思想。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的阶段,处在两位思想家相会的焦点上。我们早已提到菲特在前引著作中用贴切的几页篇幅论述在历史科学发展中《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占据的位置(参见前引书,557及随后几页)。在洛桑执教的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佩尔托的百科全书式的脑子无所不读,同样也没忘记研究托克维尔的著作。 x@p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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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大利,贝内代托·克罗齐的著作也证实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响。  84g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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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论美国的民主》(见《托克维尔全集》,迈耶编订,第一卷,第二册,393页)附录的参考书目中已经指出,德国思想家威廉·狄尔泰发现了托克维尔对于当代的重要性(《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载《狄尔泰全集》,第8卷,柏林,1927年,104及随后几页)。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这样写道:“在另一部著作中,托克维尔第一次深入到18世纪法国与大革命的整个政治秩序中。这种政治科学也允许政治应用。他沿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论点,表现得尤其丰富,特别是认为各国良好的宪法应该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正当比例上。否定这种平衡便会把权利变成特权,其结果国家就会瓦解。上述分析对实践的重要应用是意识到过分中央集权的危险与个人自由和地方政府的好处。这样,他从历史本身得出内容丰富的概括,得出对过去现实的新分析,对过去现实的新分析可以产生对目前现实的更深刻的理解。”在对大革命前法国历史的重要研究中,德国历史学家阿德尔贝特·瓦尔总是自觉地以他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为榜样。(见瓦尔:《法国大革命以前史。一个尝试》,两卷本,蒂宾根,1905年,以及同作者所著:《法国大革命以前史研究》,蒂宾根,1901年。) QR\2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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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里夫、格雷格、康沃尔·刘易斯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等人吸收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正是通过他们,这部著作的独创性才得以向下一代人显示出来。戴西在其著作《宪法研究导论》(第一版,1885年;我们引证根据第八版,伦敦,1915年)的一个重要段落中,为了阐明他关于行政法的重要论点,把《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结合在一起。他引用《论美国的民主》:“在法兰西共和八年,出现一部宪法,其中第75条如下:‘政府官员,部长除外,因职责有关的行为,只有根据行政法院的决定才能被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起诉在普通法庭前举行。’共和八年宪法通过了,但这一条没通过,留在宪法后边,根据公民的合法要求,每天都有人反对它。我常常试图使美国人或英国人懂得这第75条的含义,事情总是非常难办到。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在法国,行政法院乃是一置于王国中央的大法庭;这里实行一种专制制度,预先把所有申诉人都移交到这个大法庭面前。 z]R% A: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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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我力图使他们明白行政法院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司法机构而是行政机构,其成员隶属于国王,乃至国王在命令他的称为省长的仆人干一桩恶事之后,能够命令他的另一个称为国务顾问的仆人阻止人们惩治前者;当我向他们说明受君主的命令所损害的公民被迫向君主本人请求准许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荒谬行为,还指责我说谎无知。旧君主制常有这样的事,高等法院向犯罪的政府官员发出逮捕令。有时王权强行干预,撤销诉讼。专制这时已明目张胆,人们只得屈从暴力,表示服从。因为我们在公正的幌子下,以法律的名义放任和认可唯有暴力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见《托克维尔全集》,迈耶编订,第一卷,第一册,105及随后几页;亦见我们附录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92及随后几页。)这段引文之后,戴西继续写道:“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这一经典段落发表于1835年;作者30岁,却已获得他的朋友譬之于孟德斯鸠的荣誉。当他在生命末年发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最有力量最为成熟的著作时,他对行政法的评价当然没变。”戴西重新引用托克维尔:“确实,我们已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旧制度与大革命》,本版本。)戴西又加了如下评论:这些“话出自一位具有非凡天才的人,他精通法国历史,而且对当代法国也无所不知。他多年担任议员,至少任过一次部长职务。他了解本国的公共生活,就像麦考莱了解英国的公共生活一样。也许托克维尔的语言有些夸张,部分地可由他的品质和思想倾向加以解释;这导致他夸大促使他刻苦钻研现代民主薄弱与旧君主制罪恶之间的亲缘关系。”(戴西:前引书,351及随后几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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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西在牛津大学的杰出同事、专攻英国行政司法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勋爵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方法与成果传给了他的所有学生。经济史研究在英国刚刚起步。托克维尔的著作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间接但重要的影响。研究英国法律史的历史家E.W.梅特兰的经典著作带有托克维尔研究成果的深刻印记,对此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参见P.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理学纲要》,牛津,1920年,第一卷,152及随后几页;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1926年,法译本,1951年;E.W.梅特兰:《直到爱德华一世时代的英国法律史》〔与E.波洛克合著〕,牛津,1895年,同作者所著:《英国宪法史》,剑桥,1908年。) M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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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提到同样受到托克维尔影响的阿克顿勋爵。(见我们附录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91页。)阿克顿在其《法国大革命讲稿》(伦敦,1910年)中的大革命专题著作附录里写道:“将近19世纪中叶,当西贝尔著作的头几卷开始问世时,更加深入的研究由于托克维尔而在法国开始展开。他第一个证实,即使不是发现,法国革命不仅仅是决裂、颠覆、突如其来,而且部分上是折磨旧君主制的各种倾向的发展……在所有作家中,他是最令人满意也最严重地感到不足的。”(前引书,356及随后几页。) H^0`YQ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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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旧制度与大革命》只受最新一代人欣赏。年轻民族相当晚才发现历史科学。政治社会学中应用历史研究方法,像托克维尔著作中所显示的,乃是文明成熟的结果。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中开始飞翔。美国杰出历史家罗伯特·厄尔甘在其著作《从文艺复兴到滑铁卢的欧洲》(纽约,1939年)上附加了一个参考书目,让我们用从中取出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响概观:“《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h?2:'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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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迈耶 |UZhMF4/-L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离线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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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17
真实姓名
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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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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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5UK}AkE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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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oJE<}~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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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Kz]\o"K  
T w1&<S  
  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eK\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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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了解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样地、仔细地研究18世纪。 c+##!_[9  
2~yj =D27Z  
  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卓越人物的历史细节,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已使我们熟悉了18世纪显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但是,对于处理事务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认识。 sDBwD%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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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在年代上它离我们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们分隔开了。 .Y^pD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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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达此目的,我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这些著作并非精雕之作,却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我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大量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而我觉得它还不够。 alBn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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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与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今天,如果把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给一个外国人看,他很快就会了解我们,甚于我们自己。读者将会看到,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此外,它从不张扬,因而人们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 yw1Xxwc  
w{N8Y ~O  
  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 a.ij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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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是如何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整个面貌逐渐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点;这就是它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原因,而且也许更有甚者,发现了它将长期建树的目标的先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b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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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JXc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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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著作不应到此告终。倘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我的意图是穿过这场漫长革命的起伏兴衰,追踪这些法国人——不久前在旧制度下我还和这些由旧制度造就的人们亲密相处——注视着他们随着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丝毫不改变本质,他们不停地在我们面前重现,虽然面貌略有不同,但始终可以辩认出来。 "{jVsi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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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47=x1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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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j} F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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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写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业绩、新社会已诞生时,然后,我将考察这个社会本身,我要力图辩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qtL*;  
)`m/vYKWL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 z%L\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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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 _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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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声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 )6:n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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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HO(9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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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心什么自由。 wtDy-H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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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恳求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妨想想,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 u~,@Zg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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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_h4{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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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Y4]U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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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b&BSigrv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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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Vt-D8J\A 0  
GaMiu! |,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c`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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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对此人们不会不以为然。 g:bw;6^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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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的大多数反对者的分歧,也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小。一个人,假如他所属的民族有善于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生来就奴颜婢膝地仰赖某个同类人的好恶,而不去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我认为并不存在。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来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让我顺此潮流,恐怕尚须时日。 iY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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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我发表的这本书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节虽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 :s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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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可以把大量的注释放在每页下面;不过我还是把它印在卷末,并且为数很少,而且一一注出页码。读者从中可以找到史例和证据。如果本书对某些读者有所启发,他们想要更多的例证,我愿另外提供。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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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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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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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谦虚谨慎;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 p_N=V.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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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伟大的弗里德里希这样的天才,也没能预感到这场革命。他尽管接触到了,却视而不见。不仅如此,他预先就是依照大革命精神行事的;他是大革命的先行者,并且可以说他已经成为大革命的代理人;但在大革命迫近时,他并没有辩认出来;而当革命终于爆发时,它同历史上众多的革命迥然不同,具有独特的新面貌,因而最初未被人们察觉。 D~,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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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外,大革命成为举世瞩目的事件;它无处不在各国人民心中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概念,一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谁也猜不出大革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各国君主和大臣竟然缺乏这种模糊的预感,这种预感使人民一见到大革命就骚动起来。最初,君主和大臣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各个民族的体质都难以避免,它只是为邻国的政治开辟新的领域,别无其他后果。如果他们偶然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谛,那也是无意的。1791年,德意志各国君主聚集在匹尔尼茨,确实宣称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威胁乃是欧洲一切旧政权的共同威胁,它们与法国同处危难之中;但是实际上,他们丝毫不相信这番话,当时的秘密文件透露,这在他们只不过是巧立借口,以遮掩他们的意图,或者在众目睽睽下粉饰这些意图而已。 $P~a   
)*B.y|b #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从中渔利就行了。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密谋策划,多方准备,结成秘密联盟。猎物既然近在眼前,他们便争夺起来,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他们的准备可谓面面俱到,唯独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B'yrX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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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记忆犹新,他们长期实行政治自由,因而富有见识和经验,透过厚厚的帷幕,他们的确看见了迅速临近的伟大革命的面目;然而他们未能认清它的形式,不知道法国革命即将对世界的命运,对英国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阿瑟·扬正在法国游历,他认为这场革命已迫在眉睫,但对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却一无所知,甚至以为大革命的后果会使特权增加。他说道:“如果这场革命给予贵族更多的优越地位,那么我想,它就弊大于利。” wS GUN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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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法国革命爆发起,伯克心中便燃起仇恨,可是竟连伯克在某些时刻,对大革命亦无定见。起初他认为,大革命将使法国削弱,乃至灭亡。他说道:“可以确信,法兰西的好战能耐将长久消失,甚至会永远消失,继往开来的一代将像那位古人一样说:我们曾听说,高卢人自己古时曾以武力著称。” -7CkO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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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离不如远距离更能准确地判断历史事件。在法国,大革命行将爆发的前夕,人们对革命将成就的事业并没有明确认识。在大量陈情书中,我只找到两份陈情书表达了人民的某种惧怕心理。人们害怕的是王权——或者当时所称的宫廷——继续保持压倒一切的优势。三级会议表现懦弱,而且为期很短,令人担忧。人们害怕会对他们使用暴力。贵族对此尤其惴惴不安。许多陈情书说道:“御前卫队应宣誓绝不把枪口对准公民,哪怕发生骚乱或暴动。”只要三级会议开得自由,一切弊端会一扫而光;要实行的改革工程巨大,可是并不困难。 mI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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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法国革命按自己的进程发展:随着魔鬼的头部逐渐出现,它那奇特可怖的面孔暴露出来;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这场大革命很快便跨越了国界,带着前所未闻的各种手段、新的战术、致命的准则,即皮特所谓的武装的舆论,这个出奇强国冲决诸帝国的阻碍,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而且竟有这样怪事:把这些民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随着这一切的爆发,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欧洲各国君主和政治家最初视为各民族生活中的常事,一变而为新事,它甚至与世上历来发生的一切截然对立,可是它又如此普遍,如此可怖,如此费解,以致面对这种现象,人类的精神茫然若失。一些人想,这个闻所未闻的威力仿佛自生而且永存,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许多人将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显灵。自1797年起,德·梅斯特尔先生便说道:“法国革命具有恶魔的特点。”反之,另一些人则在大革命身上发现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仅要更新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在当时的若干作家身上,都有这种带宗教色彩的惊恐心理,好比萨尔维当初见到蛮族一样。伯克继续阐述他的思想,惊呼道:“法兰西岂只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必当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屈辱与怜悯的对象。但是,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 ugOcK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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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确实像当时的人所感到的那样异乎寻常吗?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奇、那样颠倒乾坤和锐意革新吗?这场奇怪而可怕的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它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效果是什么?它具体摧毁了什么?它又创造了什么? DdPU\ Z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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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和论述这些问题的时机看来已经到来,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切地位正好使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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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仝小余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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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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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即使在人们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之时,他们仍在反抗宗教的权威。拿破仑有能力制服法国革命的自由天赋,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制服它的反基督教天性,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仍看到有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便是弥补了当初对政府区区小吏唯命是从的过失,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却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为他们仍旧不信上帝。 2sXWei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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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人们今天不难明白,反宗教之战只是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一个事件,是大革命面貌的一个突出的却转瞬即逝的特征,是酝酿大革命并为其先奏的那些思想、激情、个别事件的暂时产物,而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 0"ZRJ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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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有理由将18世纪哲学视为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的确,18世纪哲学带有深刻的非宗教性。但是仔细观察定会看到,它有两个部分,彼此分开,截然不同。 hbn2(e;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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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包含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观点,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业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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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哲学家的另一部分信条是与教会为敌;他们攻击教士、教会等级、教会机构、教义,而且为了更彻底地推翻教会,他们还想将教会的基础连根拔掉。但是,18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既然产生于这场革命正在摧毁的各种事实中,它必然与这些事实一起逐渐消失,最终仿佛被埋葬在大革命的胜利之下。为了使我的意思更明白,我只需补充一句,因为我还要在别的章节论述这一重大问题: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Cs?F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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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想一想,时间的推移已经证实了,而且每日每时都在证实下面这一真理: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事业即告覆灭;随着大革命所攻击的一切旧政治制度更彻底被摧毁,大革命所憎恶的各种权力、影响、阶级被彻底制服,一去不复返,它们所激起的仇恨,作为失败的最后标志,也日渐减退;最后,当教士从一切和他们同时垮台的东西中日益分离出来时,人们便看到,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步恢复,并且更加巩固。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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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这种现象是法国所独有;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会无一不重新振兴。 |k,M$@5s  
8@rddk  
  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此外,历朝历代的历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终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经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顺应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种制度,到头来总是把人类精神推向不信宗教,岂非咄咄怪事。 9u0<$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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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对宗教的议论,更适用于社会权力。 B>r>z5  
i87+9X  
  大革命一举推翻迄今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和束缚人的一切机构和习俗,人们看到这些便可能以为,大革命的结果不仅要摧毁个别社会秩序,而且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要摧毁某一政府,而且要摧毁社会权力本身;从而断定,法国革命的特性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可是我敢说,这又只看到了表面现象。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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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开始后不到一年,米拉波私下致函国王道:“请把新形势与旧制度加以比较,从中会得到慰藉和希望。国民议会有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显然对君主政府有利。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难道这是区区小事吗?只组成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这个想法会使黎世留欣悦,因为这种平等的表面便于权力的执行。多少届专制政府都致力加强国王权威,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如革命在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是这样理解大革命的。 q~6((pWi|  
Dl=qss~g+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pa2cM%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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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由于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强大,下面将另加阐述。 D/TEx2.=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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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拉波透过行将垮台的旧制度的尘埃,已洞察到这个简单、正规、巨大的形式。尽管这是一个庞然大物,当时却还未被民众察觉。但是逐渐地,时间的推移使之大白于天下。今天,各国君主尤其对此瞩目。他们赞赏并羡慕这个庞然大物,不仅大革命所孕育的人们,连那些与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敌对的人们也表赞同,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努力摧毁豁免权,废除特权。他们融合不同等级,使不同社会地位趋于平等,用官吏取代贵族,用统一的规章制度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对于这番革命事业,他们兢兢业业。一旦遇到什么障碍,他们往往借用法国革命的各种手段及准则。在必要时,他们甚至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平民反对贵族,农民反对领主。法国革命既是他们的灾难,又是他们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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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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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国内革命及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祖国,并局限于这个范围内。法国革命却没有自己的疆域;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可以说已从地图上抹掉了所有的旧国界。不管人们的法律、传统、性格、语言如何,它都使人们彼此接近或者分裂,它常使同胞成为仇敌,使兄弟成为路人;不如说,它超越一切国籍,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各国的人都能成为它的公民。 }RDGk+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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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遍全部史册,也找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因此如果想用类比法来解释问题,就必须将法国革命与宗教革命作一比较。 ba^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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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勒在其《三十年战争史》中正确地指出,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使得互不了解的各国人民突然接近起来,并且通过新的共同信仰,紧密联合在一起。的确,法国人与法国人彼此交战之际,英国人前来助战;生于波罗的海纵深处的人竟深入到德意志的腹地,来保护那些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人。所有对外战争都带有内战色彩;所有内战都有外国人介入。各个民族的旧利益被忘在脑后,代之以新利益;取代领土问题的是各种原则问题。所有外交规章都互相搀杂,混乱不堪,使当时的政治家们目瞪口呆,大伤脑筋。这正是1789年后在欧洲发生的形势。 '/t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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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试看它有哪些具体特点与宗教革命相似:它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这是一场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在国内实现革命,又以同样的热忱向国外传布。试想这是何等新的景象!在法国革命向世界展示的闻所未闻的事物中,这件事确实是最新鲜的。但我们且莫就此而止,应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考察这种类似的效果,是否来源于隐而不露的类似原因。 g`I`q3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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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的惯常特征是把人本身作为考虑对象,而不去注意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在人们的共同本性上加入了什么特殊成分。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而不顾社会的形式。宗教所指明的行为规范并不限于某国某时的人,而主要涉及父子、主仆、邻里。宗教既然植根于人性本身,便能为所有的人同样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宗教革命因此常拥有如此广阔的舞台,极少像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域之中。如果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宗教愈是具备我所指出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征,便愈能广泛传播,不管法律、气候、民族有何不同。 Jf6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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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希腊罗马的异教或多或少均与各国人民的政体或社会状况有关,在它的教义中保留着某个民族的而且常常是某个城市的面貌,异教因此通常局限于一国的领土,很少越出范围。异教有时导致不宽容和宗教迫害,但是布道热忱在异教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因此,在基督教到来以前的西方,也就没有大规模的宗教革命。基督教轻而易举地越过那些曾经阻挡异教的各种障碍,在很短时间内就征服了大部分人类。基督教的胜利部分是由于它比其他宗教更能摆脱某国民族、某种政府形式、某种社会状态、某个时代及某个种族所特有的一切,我认为这样讲并不是对这圣教失敬。 \;AW/&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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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法国革命涉及现世,宗教革命则为来世。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 KI(9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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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处为人仿效。 (?-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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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 >j?5MI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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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不能认为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宣传的一切思想都是完全新颖的。在各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兴盛时期,都有这样的鼓动宣传者,他们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援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并以人类的天赋权利反对本国的政体。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18世纪燎原于欧洲的这同一火炬,在15世纪就轻易地被扑灭了。 *Q=-7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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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使这种学说产生革命,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准备。 DJ} x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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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如此迥异,以至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竟成了无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时代里,只要将某一法则的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便能立即辩认并趋之若鹜。 4Hzbb#  
D@ =.4z  
  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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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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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建立了近代国家的那些民族,在种族、国家、语言诸方面都各不相同;他们只是在不开化这点上彼此相似。自从定居于罗马帝国的土地之日起,长时期内,他们互相厮杀,一片混乱,而当终于稳定下来时,他们发现被自己造成的一片片废墟分隔开来。文明毁灭殆尽,公共秩序荡然无存,人际关系变得艰难险恶,庞大的欧洲社会分裂为千百个彼此迥异、互相敌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社会。 QBNnvg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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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这片支离破碎的混沌之中,突然间涌现出统一的法律。 f?ImQY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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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制度并非模仿罗马法制,而是与罗马法相对立,人们利用罗马法才能改造它们、废除它们。它们的面貌独特,与人类以前建立的法律截然不同。它们彼此匀称对应,共同构成了由一个个连接紧密的部分组合的整体,其严密程度不下于我们现代的法典条文;这是用于半野蛮社会的高深的法律。 ndSM*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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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立法怎么会形成、推广并最终遍行欧洲呢?这个问题我并不想探讨。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中世纪,这种立法就或多或少在欧洲各地出现,而且在很多国家,它排除其他一切立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h,Y!d]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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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机会研究了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十分惊异地看到,所有这些法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各个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赞叹。由于地点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出现不断的、无止境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础却到处都一样。当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章、权力时,我事先就已知道,如果仔细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找到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东西,而我也确实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只要研究其中一个,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 O*hd@2hd  
IrAc&Ehul  
  在这三个国家里,政府都是依据同一准则行事,议会都是由同样成分组成,并被赋予同样权力。社会以同样方式被划分,同样的等级制度出现在不同阶级之间;贵族占据同样的地位,拥有同样的特权、同样的面貌、同样的秉赋:彼此毫无区别,到处都一模一样。 u9WQ0.  
2gn*B$a  
  城市结构彼此相似,农村依同样方法治理。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彼此相似的制度,都源于同一种精神。可以说,14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文学制度所具有的相似性,比当今制度具有的相似性更大,尽管现代文明致力于开辟条条道路,冲破重重关卡。 yO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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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的不是要讲述欧洲的旧政体如何逐渐削弱颓败;我只想指出,在18世纪欧洲政体到处濒临崩溃。一般说来,这种衰落在大陆东部不太突出,在大陆西部较为突出;但是在一切地方都能见到旧政体的老化,甚至衰败。 ?^z!yD\  
WA-` *m$v  
  中世纪各种制度的逐渐衰落过程,从当时的档案中可以找到证明。我们知道,当时的领地都有名为“土地赋税清册”的登记簿,在上面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标出采邑和征收年贡土地界限,欠付地租、服劳役以及当地惯例。我看过14世纪的土地赋税清册,它们记载清晰、井井有条、十分确切,堪称杰作。尽管知识已普遍进步,可是离我们年代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倒变得模糊、杂乱无章、记载不全而且混乱不堪。看来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堕入野蛮之时。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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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古老政体在德意志比在法兰西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特征,然而即使是在德意志,它所创立的一部分制度,也已经到处遭到摧毁。考察残存物的现状比发现失去的东西,更能使人判断时间的摧残作用。 mrDIt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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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市制度早在13和14世纪就已经使德意志的主要城市成为一个个富庶开明的小共和国,到18世纪依然存在;但是城市今天徒有其表。它们的一套方法似乎仍在执行;它们设置的行政官员仍保留原先的名称,而且仿佛在管理同样的事务;但是积极性、活力、市镇的爱国主义,以及城市制度所激起的刚毅而取之不竭的品德,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些旧制度仿佛原封不动地倒塌在自己身上。 7N"$~UfC  
2't<Hl1qN  
  今天依然存在的一切中世纪权力都患有同一毛病,它们全都同样地衰落和毫无生气。不仅如此,有些本身不属于中世纪政体的东西,由于被卷入其中而带上强烈的印迹,也都立刻丧失了生命力。处在这样的形势下,贵族阶级沾染上老年虚弱症;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成就到处可见,然而只要它今天保留着中世纪的种种特征,它便得了不育之症。省议会虽原封不动地保留其古老政治形式,但它们阻碍着文明的进步,而未能对它有所帮助;看来它们同新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同时民心也背离了省议会,而倒向了君主。这些制度的悠久历史并未使它们变得令人尊重;相反,它们在老化,一天天地声名扫地;令人奇怪的是,由于它们更加衰落,它们的危害力越小,而它们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一位支持旧制度并和旧制度同时代的德意志作家曾说道:“现存事物已经普遍刺伤人心,有时还变得可鄙。古怪的是,现在人们对一切旧的东西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新看法竟然也出现在家庭内部,并扰乱了家庭秩序。就连主妇们也不愿再忍受她们那些古老的家具了。”然而,这同一时期的德国同法国一样,社会活跃繁荣,蒸蒸日上。但是有一点必须认真注意;这是点睛之笔: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都来自新的根源;这一根源岂止是新的,而且是对立的。 1g6AzU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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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根源便是王权,但与中世纪王权毫无共同之处,它拥有另一些特权,占有另一个地位,带有另一种精神,激发另一些感情;这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所有这些新的权力都遵循着中世纪闻所未闻或拒绝接受的准则和方法行事,它们确实关系到中世纪人连想都想不到的某种社会状态。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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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情况与刚才谈到的一样,虽然人们一开始会以为欧洲旧政体仍在那里实行,如果忘掉那些旧名称,抛开那些旧形式,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 :b)IDcW&j:  
^;jJVYx-PP  
  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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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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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以帮助解决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它的本身特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恰恰要这样发生?它完成了什么? 9 3)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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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不管外表如何,它在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在政治制度范围内,它并不想延续混乱,并不像它的一位主要反对者所说的那样要坚持混乱,使无政府状态条理化,而是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它并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要改变我们的文明迄今具有的特点,阻止文明的进步,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我们西方人类社会赖以依存的根本法律。如果撇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发生的曾经暂时改变大革命面貌的所有偶然事件,而只考察大革命本身,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z` 6$p1U  
By6O@ .\V  
  这些就足以产生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因为古老的制度与欧洲的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除此之外,这些制度还产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作为它们的附属物。要想一举摧毁并从社会躯体中摘除与各器官相连的某一部分,需要一场可怕的动乱。这就使这次大革命显得更加伟大;它似乎摧毁一切,因为它所摧毁的东西触及一切,可以说与一切相连。 4RDY_HgF6  
j_,/U^Ws|f  
  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这个问题我将在后边加以阐明。确切地说,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大革命从旧世界保存下来的只是同这些制度始终格格不入或者独立于这些制度之外的东西。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 QaLaw-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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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使人惊异的是,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事情,当初在那些上智者眼里却始终显得模糊不清,混乱一团。 Efe(tH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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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位伯克对法国人说道:“你们想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倘若你们无法恢复你们祖先体制的隐失的面貌,那么你们何不将目光移向我们英国?在英国,你们将会找到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伯克对近在眼前的事竟全然不察;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共同的旧法律;他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而非其他。 QsPg4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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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场到处都在酝酿、到处产生威胁的革命,为什么在法国而不在其他国家爆发?为什么它在法国具备的某些特点,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或只出现一部分?这第二个问题确实值得一提;考察这个问题将是下面各编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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