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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法]泰格·利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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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2-09-04
四、十字军东征:夺取商路和传播市民意识形态
    十字军参与者动机各异,手段多样,但是,向“圣地”进军200年,种种后果却都十分明显。这些后果在地中海的地图上,在意大利商人、航海者和银行家的历史上,以及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由此而推广到北欧和西欧的商法复兴中,都可以看出来。总的说来,十字军东征乃是西欧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性事件。
  为了说明这些后果,我们必须先简述一下,那些宣传鼓动、号召参加十字军的人,是出于何种动机,而实际参军作战的人,又采取了一些什么策略。
  我们在此谈到的,是起自教皇乌尔班开始号召组织第一次十字军的1095年,以其最后一个基督教领地前哨据点亚克落入苏丹卡拉翁之手的1291年。东征将两个很好的目标——使“圣地”成为安全地区,既利于商人往来经商,亦便于教徒前往朝圣——与很好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藉此排除了一个日益桀骜不驯、暴戾恣睢而无益于社会生产的军人、骑士和小贵族阶层。
  “圣地”确是需要收回以有利于西方商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军队已于1071年在曼齐克特,被塞尔柱苏丹国打败;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统治了埃及。尽管君士坦丁堡还不失为基督教控制的重要商业中心,然而其他很多重要贸易转口地都落入穆斯林之手。穆斯林海上力量袭扰西方航运的规模日益扩大。可是,对东方商品的需求仍旧增长不止,那是必须得到满足的。
  还有许多宗教上的理由,要掀起十字军东征。因为塞尔柱人控制了基督教“圣地”的神殿,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基督教和基督徒朝圣者的毫不宽容。这类教徒虔诚的动机倒也并非全无杂念:教会在此以前即曾一反早先文献的教导,极力宣传朝圣可以有净化心灵的作用。只不过这种宣传,乃是亚马非人已在耶路撒冷开设了一座旅店,向朝圣者供应运输和食宿,并显然成为大好生意以后的事。
  东征大军,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最积极于与商人战斗的那部分招募的。教会势力较大的领主得到初生市民阶级的援助,开始进行斗争,要遏制私人封建战斗,以及各种封建工具、苛捐杂税和明目张胆的劫掠等对贸易的阻碍。掠夺行商的货物已成为贵族的标准作法,例如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就曾威胁过法国国王菲力普,若不交还其所夺取的教皇代理人的商品,就要将他革除教籍。菲力普只得从命,他犯不着贪小利而危及灵魂。
  十字军东征乃是一种手段,可藉以将私人战斗转向异域,同时又能解决贫穷贵族及其骑士随从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之一,就是依照长子继承制分配家产的问题。在封建法中,长子继承制——即土地归长子继承——取代了父母亡故将家产平均分配给所有子女的制度。这制度一经确立,其他儿子或者服役于另一领主充当骑士附庸,或者领受教会职务,或者依靠恩赐的小块土地和几个从事耕作的农奴勉维生活。这种靠小块土地过活的小贵族,其收入几乎全部仅限于实物地租,在货币日益通行和膨胀的时代全然不敷需用。应付的办法就是加重对农民的压榨。有一份当时的证书,曾提到“各种强迫性徭役……以及……骑士惯常要向穷人勒索的一切东西。”小贵族阶级内部往往由于人身侮辱导致不睦,从而要用私人战斗求解决,其目的则在于夺取土地或财物。向商人征收各种过境费是另一致富之道,还有很多领主则发现,城堡可为匪帮提供合用的大本营。
  十字军东征给予这阶级一个大好机会,既可前往“圣地”取得金银财宝和土地,更可以使灵魂得救和履行骑士战斗义务。这次机会与以前在西班牙和普罗旺斯与穆斯林教徒作战所提供的机会相类,只是等次大有不同。它的结果明显可见:渴求土地的贵族非长子集闭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实行全面统治的封建政府;在集团上层,产生了许多新封建领主,从其下层则产生骑士——骑在马背上作战的部队。徒步作战的士兵由贵族领主随地征调招募,或者依靠开垦新土地和增加城市居民的那些经济力量和人口力量来获得。对十字军政治方面的控制,开始时由封建贵族掌握,然而教皇施展手腕,使不同贵族集团互相倾轧,藉以左右全局。
  意大利商人直接干预巴勒斯坦,始于1098年,即教皇乌尔班发出进军号召后的第3年。在这一年里,热那亚在安提阿得到租让一个市场、一座教堂、和30栋房屋的好处,作为回报,并同意确保该地与意大利的交通,以及支持其统治者波赫蒙德,以为报偿。
  在此以前,一些意大利城市成长,是依靠同基督教和穆斯林双方当权者订立经济条约,而非大规模直接征服,所以它们的外交并未因拜占庭当局反复变化而有所更改。可是到了1098年,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占领了大片土地,热那亚便力图在安提阿获得租让权。其次是威尼斯,它由于曾与拜占庭帝国长期联系,早已确立了东地中海势力,这时又图谋有所增进。比萨所谋求的,是保持它在东方所具有的竞争地位,这是和它与热那亚关系的特点。
  不久,比萨和热那亚都积极展开对基督教各地区的贸易,同各种封建领主交易,经由海上的东方贸易,几乎全部落入它们掌握之中。其他一些意大利城市,也都同样在君士坦丁堡与占据有利地位的威尼斯竞争、从而发展了意大利与尼罗河三角洲之间的贸易,确保源源不断的农产品,从东地中海三大海口输往西方。
  然而,西方基督教贵族王公,却没有能够保住他们在巴勒斯坦那些封地;最后一个基督教前哨据点于1291年陷落。意大利各城邦为支持基督教的军事挣扎,损失了许多海船和人员,但总算设法保留了与那些地区贸易的权利。参加战斗的一些骑士团——平殿骑士团和慈善救护骑士团——在战斗中遭遇伤亡,但却保住了它们充当钱币兑换商的作用。有可信证据说明,许多商业利益集团都曾在巴勒斯坦活跃地和作战双方做生意。若要商队从东方运来贸易货物,就难免会有这类活动。不过,有些意大利商人更进一步,竟向穆斯林王公出售作战物质。
  因此,十字军东征所代表的,乃是与军事胜利无大关系的经济机会。然而,这种以东方贸易增长为代表的机会,若无法律和制度的体制保障就难以利用。必须有这类体制才可容许共同集资投入大规模海上和陆上事业,保证已筹集必要资本的商人能有受到保护的市场,并为如何将来自东方的货物交换成来自西方的货物作出规定。
  几乎没有什么留存下来的史料,可以使我们看出法律和法制上的这类变化,曾怎样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只有热那亚给我们留下大批12世纪中期商人签订的旧契约,我们从中可以大略看出当时一个集团的生活,并推测其他集团的生活可能与之相仿。
  1099年,即十字军刚刚打开东方门户,热那亚的经济空前增长的那一年,这个城市的一些头等商人和资本家便共同推选一人为首,成立了称为“康帕尼亚”(compagna)的组织。它不是商业组织,大概类似法人社团,具有虚构的“人格”,长期成员与组织仅有短期关系,大概为期1年。这组织当时是秘密成立的,成员在开始时或许没有意识到,但不久便都自信,他们乃是一个新阶级的先锋。“康帕尼亚”很快便取得政治权力,作为热那亚公社——以誓言相结合的领导集团——上台当政了。这一党人成了政府;政府就是这一党人。
  我们发现,这时期被提及的有一个新的专业集团,其中大部分认同于大商人,但也有为小业主效劳并与他们在一起的,有时甚至还与农民同在一起,这些人就是律师。他们的正式称谓有许多区别:“公证人”(notarii)一般是代人草拟契约和其他商务文件,“律师”则出席法庭代人辩护,此外还曾使用过别的名称,如“执法者”(magister),源出于拉丁文的master(主管人),这是一种官员,而“书吏”(scribus)则是代笔人、书记员,等等。不管他们使用什么称谓,反正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突然出现,而且已经开始采用适应各种新经济需要的种种手法,并表现出具有新法律学识的迹象。到1100年时,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各种契约,大多数便都是由受过训练的律师草拟的了。
  有了法律专家,又日益使用标准程式的语言来准确陈述各类协议,这表明存在着一种法律体制——即法律条例以及强制执行它们的法庭——这体制会使某些类型契约所约定的事项,具有可预知的合法效果。有些人愿意毫无异议如实履行契约的各项条件,对于这种人说来,其所以有必要作出书面协议,只不过是以此作为各方所承担义务的一种备忘录而已。但是,若有某人将大笔金钱,交付另一人去装备海船,条件是后者须袭掠穆斯林海岸,返航后共分所获,那末,书面文字就必须使那位商人能够得到他那一份掠夺物,并使船长只须按议定比例付款。
  由此可以推知,如果某时期有很多契约使用新法律词语,并且记录了新类型的商务交易,那末,当时的国家权力体制必定已经认可,或者将要认可这类词语和方式。如果法庭审判员对这类事物还无所知,那就连受过最佳教育的法律专家,也不会仅凭个人学识来填写一份契约了。
  一种新的、专门适应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这种法律须有熟练草拟契约的人员,律师于是以专业身份出现。在此以前,各种执照和契约都是由显然未受正式法律训练的人草拟,他们往往是某修道院雇用的人员,或者是政府小吏。在甚至更久远以前,“公证人”这个词语所指,乃是早期法兰克王国国王的雇员,他们从事缮写法令、诏书和特许状,在一位总是由教士担任的掌玺大臣指导下工作。新的公证人却是受过改进了的专门训练,可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们草拟的契约,用的是比早先更精致、准确而前后一致的拉丁文。(最初使用日常语言草拟的契约,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尤其在法国南部是如此——但它们一般表现出对法律类别和观念不甚了然。)
  这时期出现的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是:有了可以容许两个、三个、四个,并迅速发展到数十个参与者集合资本进行联合经商方式;有了可将存款从一处口岸转移到另一口岸的办法,这类办法后来演变成国际贸易中的信用证和信汇单;有了较细致的契约法和更周全的销售与交换办法;有了办理银行业务的方法,可容许成千上万笔小额资本集中于一位投资者即钱商手中。
  在经济扩展中积聚资本的方法,值得首先研究。热那亚在11世纪和12世纪,发展出了societas maris(海会)的作法,记录了新类型的近似于其他城市约在此同时以commend或colleganza等其他名称而采取的办法。由一位合伙人拿出三分之二以至全部资本,以供一次由热那亚出发的海上往返航行。此行如果失败,各方承受自己的损失;如获成功则按事先议定的比例分享利润,保证利率可达百分之一百五十。这类契约实际是一种伪装的货款或存款。它带有明显的罗马痕迹,特别是罗马的“委托契约”,但更近似于拜占庭对这类协议的概念。1163年有一个名叫斯塔比的商人,在一次“海会”中对加拉桐作如下委托:
  斯塔比与加拉桐结“会”,按照两人的声明,斯塔比入资八十八里拉,安萨多入资四十四里拉。安萨多携带这笔资本以谋增值,前往突尼斯或他将要乘搭之船——即格拉索和吉拉多两人的船——必须前去之其他不论何处。回程时他将把所得利润,汇给斯塔比或其他代理人以供分享。扣除资本而外,利润由两人对半均分。1163年9月20日签订于教士会堂。
  附记:斯塔比授权安萨多,将他的钱交由不论后者所定的何船送至热那亚。
  在很短时期内,由这种简单两方联合,发展出了两种比较复杂的方式:Loci (入股)联合和商人钱庄。“入股”乃是对一艘海船投入股本。当时已经有了大型海船,需要吸引许多人的闲散积蓄投入商业,因此,将资本分成许多股份,是很合逻辑的发展。大体上说,“入股”乃是由若干股份持有人,委托一艘船的船长去作一次航行。股份本身是可动产,是能够售让、交换、或用作债务担保的。常常会有很多小额款项,凑合起来购买一股。由后台经营者控制委托资本的用途,乃是海运联合契约的特征。
  伦巴底地区一些内陆城市,逐渐变成了由海上运到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各种货物的票据交换所,在那里发展出许多更为普遍的汇聚款项方式。大大小小的资本,从每一个阶级的成员汇聚起来——来自领主的地产、卖得现钱的许多手艺工匠的小作坊、土地不属任何领主的那些农民的现金窖藏,还有的来自工人或农民卖掉某件传家宝换得的小额款项。这些钱都交托给一位钱庄商人,由他资助海船驶往集市或市场所在地,作购售货物的航行。用这种方式托付款项,十分近似于罗马的“寄托契约”(doposit)。
  商务契约在此时也开始起变化,一方面反映新法律观念,另一方面反映出拥有资本及其积累手段的阶级日益增长的势力。售让契约作为权利来源,而不是仅仅是所有物的偶然属性,已变得很重要。在封建社会的不确定情况下,拥有财物是所有制的根本;纸上的权利若无体制保证其迅速而毫无疑义地得到承认,是没有价值的。据守着一块自耕地的小农,养了一群羊的农民,弄到一批羊毛的小工匠,他们都将实际拥有视为自己权利的首要特征。与此相同,1000年以前在地中海沿岸,售让契约实际上只不过等于是收据而已,是由卖方给与买方以表示承让货款已付和如实交割了财物所有权。这类最简短的文件往往根本不提及法律规定,有一些只仅仅写上一句警告称,任何人若干扰财物获得者的所有权,必将“招致上帝的愤怒而与犹大同受永恒地狱之苦”。还有一些则提到,“公教法和罗马法”要求书面证明售让。这类早期文件,都不过是罗马法传统的“化石遗迹”罢了。
  然而,到了11世纪末,在意大利西北部以及随后在通往北欧和西欧各条商路沿线,罗马的售让观点又开始在契约中重现。这时期出现的唯一最重要的法律观念认为,契约乃是不同意愿的一种结合,它反映一个、两个、或者更多人的诺言,这些诺言由于存在可对它们予以强制履行的法律体制,因而无需任何其他手续即可具有约束力。具体说来就是,这种较新的契约不需对售出的物品,按照传统惯例办理交割,或者部分举行那种仪式,来使售让成为有效。一次售让约定要用一份书面文字写明和反映出来。这样的契约便使售让者有了交付约定物品的义务,亦使承购者有了偿付价款的义务。这乃是罗马法售让契约的实质,罗马法售让契约原本就是双边约定和基于诚信的,同时却又将达成这种约定与如实交付约定物品和偿付价款分为两事——双方同意如实交物与付款才是它的实质。
  这一变化十分显著,以致有些初期契约,不满足采用罗马法售让契约的法律语言,而加以补充,例如加上“仅凭本约之权效”,购物人即可保有售与之物。
  如果说,一次售让仅仅在钱款和土地或货物交换以后才算完成,那末,定约各方所需要的就是,保护他们对其所得之物的权利。人们自愿地达成一次售让,便由于互相同意而造成交付土地或货物以及付款的义务,其前提乃是:售让者、承购者、或者——更可能地——他们的律师,都意识到存在着某种法制,可迫使双方的义务如实履行。
  这样的售让契约同时也造成商务关系。由于财物所有权的转移并不是在签字之时完成,签约双方因此可以同意售让未来的货物——将要收获的一季水果、尚未抵岸的一船商品等等。这种售让甚至可以涉及远非眼前得见的物品:某人可以同意在某个时期之内,将他全部产品售与另一个人,或者同意购买某一个或一伙商人某种商品的全部存货。从此可以看出逐渐摆脱封建性权力观念的趋势,那原是将权力视为纯个人性和直接行使的,武装领主或其部下常在眼前的一种观念。
  此外还有一个更富启示的迹象,表明初兴市民阶层的典章制度中,存在着罗马法的先例,那就是律师出现了新意识,设想出在售让、交换和赠与过程中防止欺骗和强迫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如果仅只研究法庭案卷,找出一些线索,看出曾用过一些原则来防止取巧,那就会得到与真实契约所显示的并不相同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很多契约中,特别是在法国南部和加泰隆尼亚那些与热那亚和比萨有联系的地区,我们见到有些农民、工匠和其贫穷的人将某项财物,通常是土地,出售、转让、交换、或者抵押举债。这类契约有些还说明,立意售让乃是为了筹得现款,以供朝圣之需;这些都是朝圣活动始兴、或者农民要当徒步士兵追随附近有势力的领主的史料。就无数其他售让契约而言,并无明显动机:在这时期向贸易开放的地区里,似乎曾经有过一次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教会团体的售让浪潮。有些契约反映出伪装借贷,售让物移交给出借人,隐含着日后偿清借贷还要收回原物的协议。许多这类售让所取得的小额款项,看来都带有这样的前提。或者小土地持有者作为最后一批抵制封建制度的人,已被逼得要将土地出售以后再租赁回来,俾取得资本以投入日益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之中。容许这种可能性的客观条件乃是:城市作为市场中心的持续增长,城市文化的独占性趋势,以及农业由于教会团体参与劳动而发生广泛变化。
  尽管如此,无可争议的是弱者在与强者签订契约,而律师往往为强者效劳。我们知道,律师当时已开始想到,罗马法中曾有过保护弱者权利的规定,因为它正是在12世纪开始在许多契约中受到详细论述。然而,对弱者的各项权利如此详述,却几乎始终等于是序曲,为的是要在契约中引进一项条款,宣布否认——放弃——那些权利:对地位低下者的保护被放弃了;所有一切基于性别的权利被否认了;售让者许诺不以未得到全部价款为由,亦不以所付价款少得可怜为由,而拒绝交付所售之物;或由售让者叙述,如果他的土地价值高于所付之款,他将慨然以那一差额作为对承购者的馈赠。
  当时必然曾有种种动机,要给契约加上诸如此类的条款。要写出这类条款,律师——1100年时最常见的是公证人——就须知道有这样的罗马法律,而且他们还须想到,那种契约在法庭上将会受到挑战,法庭可能会运用罗马法原则宣布售让无效。那些法律家是注意到了会引起诉讼的可能性,表现出这一点的是,签约各方均表示拒绝诉讼程序的延误——这原是罗马法给予定约者的一项权利。最后,那些契约在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一点又一次表明,法律是在摆脱普通人民的控制和认识。
  因此,根据许多幸存的契约和案卷,我们可以推断出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三大后果。第一,意大利各城邦的大商人开始进行斗争,为了争取掌握政府权力,或者争取受保护,以便容许他们从事贸易。第二,这种权力乃是用于认可诸如热那亚“海会”之类的经商方法,以求能够利用增加了的东方贸易所提供的金融机会。第三,罗马法有关契约和所有权的各项原则得到再现,为扩大贸易关系提供了一个法律保护构架。这些发展都是首先、而且是明确地发生在意大利,它们很快便沿着各条贸易路线,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我们首先要描述一下复兴了的罗马法与贸易扩展的联系,然后再对这种联系力求作出解释。
  在12世纪开始之际,或许还稍早一些的时候,出现了一本名为《佩特吕抗告录》(Exceptiones Petri)的书。它写作于普罗旺斯或多菲涅,或是伦巴底——当时尚无印刷术,所有书籍均系手抄本,以致“原作”论争难以判断。但是,佩特吕这本书的内容安排,却近似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多于《狄奥多西法典》等西方类编纂方案。此书看来曾经被加泰洛尼亚地区而不是普罗旺斯地区的律师使用过。
  1100年在普罗旺斯,出现了一本实用的《法典》(Lo Codi)。它究竟是由官方编定的法规集,还是出于私人之手,至今仍有争议,但是本集的重要之处在于,其中许多主张大多数是与幸存的当时契约相一致。凡有歧异之处,《法典》选择依照罗马法来解决问题——例如土地是否可在市场上出售的问题——而不顾种种封建限制。
  依据《法典》和《佩特吕抗告录》,并较全面地借助于幸存的当时契约,我们能够衡量出,罗马商业法在由意大利向东和向北推行时,实际进展情况如何。12世纪初期,正如我们已谈到的,热那亚和比萨已经发展了罗马法的运用技巧,也形成了许多实际运用它的人员。有一些城市的贸易步伐,仅仅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进行相当一段时期以后才开始加快,罗马法在这些城市里就来得较晚。在马赛和埃克斯,直到12世纪后半期,才出现有意识地采用罗马法的迹象。12世纪有一个短时期,马赛在巴勒斯坦享有某种独立的金融势力,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安如的富尔克,曾在1136年准许马赛占用一处贸易租让地。这项条约后来又曾在1152年获准重订。但是,马赛商人同那些控制巴勒斯坦贸易的意大利人比较起来,都是些小角色。到了1160年左右,马赛才在巴勒斯坦四个口岸城市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而热那亚人在同一时期,却已在十一个城市有了他们的贸易机构。当然马赛也有造船业;1190年狮心王理查就是在马赛登船,去进行十字车东征的。
  亚耳这城市在中世纪初期,从来没有荒芜过,它在马赛——埃克斯地区之后十余年,人口增加,贸易增长,罗马法得到了复兴。其他一些位于普罗旺斯和加泰隆尼亚两地区的城市,也都紧跟着。它们通过那些与十字军、与意大利各城市和马赛随军东征的商人最早发生接触的地区,贸易都得到扩展。罗马法从法国南部,沿着地中海西部沿岸直到法兰德斯各条商路全线,每隔一段时期就在一处地方的商务契约中出现,直到13世纪很晚的时候。有一些城市,它们的特许状、成文法和根本大法并非基于可辩认的罗马法原则,但在兴起以后,罗马法也传来了。它是随同有步骤的远程贸易的扩展来到的,所以来得较晚。它是响应汇聚资本、作出利便贸易规定这些清楚的需要而来,同时又还是在政治、经济集团的赞助下到来的,这些集团拥有资财,可以资助许多中心研究罗马法,训练出精通它种种奥秘的新手。
  有成千上万份这个时期的契约留存下来,使我们能对罗马法律观念的扩散获得极好的图像。我们见到法律技术专家的出现,他们辛辛苦苦,为一个新阶级——商人——效劳,也为商人在封建体制下的同盟者——教会和俗世贵族领主——效劳,这些贵族领主既有钱、又有愿望要通过贸易来增加财产(在这个时期意大利贵族家族参加贸易是通常的事;法国人则相反,他们仍抱守老观点,认为参与经商不合贵族身份,若经商就会丧失贵族地位。不过,这种观点倒也无碍于法国贵族拨出资本,暗中充当合伙人。)而且我们还可以猜想到,贸易振兴对农村劳动人口的某些影响。然而,我们并非总是能够确切知道每趟海船运的是什么货物、运往何地、价格如何,因为在当时的商人信条中,最要紧的就是隐瞒自己的商务详情,以防竞争对手获悉,于是便要在契约中写进一些无关大局的假话。
  我们在成千上万份私人契约之外,还得研究许多城市的特许状和“成文法”。这类带根本性的文件往往既包含有关行政管理的种种细节,同时还带有许多私法方面的规定。还有许多日记和历史记载,以及意大利一些研究法律的教授和大学的资料档案。
  关于12世纪罗马法复兴始于何地的问题,存在相当大争论。我们认为,罗马法——不是它的全部,而是其对商业既便利而又必需的部分——最初是沿着贸易路线产生,而学术界对幸存文本的研究,则是后来受到财界和政界权要推动和资助才进行的。我们摒弃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各大学对罗马法的研究,乃是商人行号和律师事务所发生理论变革的根源。
  其实,大学乃是教皇或者俗世政治力量的工具。但是作为工具,它们受教会或者俗世权要支持或者反对的程度,要依它们研究选取的实际方向而定。
  我们也不相信法律是在“自然”渐进中逐步演化,它奠基于贸易,而代表的主要是曾被遗忘的西罗马观念的重新发现。这种看法是很保守的,因为它将公元1000年以后的商业文明变为西方发明了。但是,我们翻阅一下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西方至上观念就垮台了。那些渡海东征者发现早已有一种文明——实在可以说是多种文明——远比自己的文明更为先进。他们发现了阿拉伯科学,其中包括医学。他们发现,而且我们知道还带回来以九个数目字和一个零为基础的计数体制,它不久便取代了累赘的罗马数制。稍晚一些他们又带回了粗浅的复式簿记法。还有圣汤玛斯·阿奎那,他以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一种阿拉伯文译本为依据,建立起他的新亚里斯多德派哲学体系。
  从东方归来的贸易者,同时还带回来罗马法,或者至少是带回来一种比西方任何地方残存的罗马法更有系统、也更合商业需要的文本。足以支持这一点的证据多得很。公元500年至1000年在地中海东、西之间,除了威尼斯和稍晚一点的亚马非以外,不曾有过任何持续不断的贸易。那期间有船只驶到过马赛港和其他港口,也有货物进行过交易,但是,西方此类活动既不要求汇聚资本这种进行持续贸易的手段,也不曾要求支持、保护和扩大商业的无数其他法律方法。在东方,情况就不同了;十分活跃的贸易,在君士坦丁遭受内、外危机迁都以后仍然照旧继续进行。罗马法律体制在地中海以东——包括埃及—巴勒斯坦沿海一带——仍继续反映商业事务的重要性。这种贸易法按罗马意义而论乃是一种“万民法”,它在西方贸易者随同着十字军来到时就已经有了。
  12世纪开始迅速获得流行的那种法律,其中不仅包含君士坦丁迁离罗马时就已存在的罗马商法的许多成分,而且还有多处明显是依据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部分地废除了先前的罗马法而制订出来的种种法律规定。
  拜占庭与西方之间的摩擦——后来发展成为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关于商路和货币的战争——在十字军初期的那几十年里并不存在。拜占庭乃是十字军一个早期的,虽不十分热心却也很有帮助的盟友,而且西方对于源出于拜占庭的知识学问,从来不曾拒绝接受。到了13世纪双方之间的决裂变得无可挽回和十分明显时,西方的经济增长业已容许建立各种典章制度,来维护和扩充那种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础。
  商人与封建领主相反,而且大概也与教皇为了装点门面而为的相反,对采纳各种异教、甚至不信教的观点并非不乐意;可证实这一点的是,活力充沛的贸易很快将穆斯林信徒和东方基督教徒结合起来。确实很有可能,阿拉伯人许多商业习惯,也曾如同他们的科学知识一样传到西方来。我们知道,12世纪在一些意大利城市,曾铸造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两种金币,因为这种金币都是众所认可的地中海贸易通货。12世纪甚至其上一个世纪的商人,都很熟悉阿拉伯人阿尔·迪密斯基写的一本书,内容是关于商业的种种美妙之处以及关于商品的优劣和骗子在商品方面搞的种种假冒伪造的知识。也许是通过远自罗马帝国鼎盛以来的种种地中海地区传统,阿拉伯人也熟悉包括集资建立合伙关系、赊账销售、以及信汇赁单等观念。有些研究者还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商务词汇中,发现了一些无可否认来源于阿拉伯的词语。
  我们当然并非断言,拜占庭和阿拉伯的贸易惯例和法律体制,乃是十字军东征以后罗马法在西方复兴的唯一基础:本书下一章就将着重讨论威尼斯和亚马非两个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在这里肯定有罗马法的教学和著述所起的作用;人们每当需要就要将罗马法的教学和著述重新搬出来。但是,东方的影响确是要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更大一些。
  当初发动十字军东征,表面上是为讨伐“异教徒”,然不久却变为讨伐拜占庭基督徒,弄到最后竟是借此机会向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庭文明,广泛借取法律知识和经商手段,这真是极大的讽刺。实际上,与远征巴勒斯坦所产生的那些真正而持久的后果相比,十字军公开宣布的每一项目标都显得毫无意义了。
  十字军东征在1095年曾被称为“圣战”,得到了许多贵族分子的支持,他们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种手段,要用它解决封建制度内部那些迫切而激烈的社会问题。然而,十字军参与者并没有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持久的军事力量,以他们为代表的各个封建集团也没有捞取到多么大的利益和光荣。最重要、最永久的受益者,是西方的商人,他们建立了许多经得起军事和政治变迁、能够长久留存的贸易前哨据点,那对于统治该地区的不论什么人,都是可以通过征收种种赋税和关卡捐税而大获其利的。
  商人和钱商得到了财务利益,学到新贸易技巧和新法律体制。他们的贸易继续不断而且有利可图,直到后来地中海商路被绕经非洲和通往美洲大陆的航线取代,不再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为止。而且,我们将要看到,由十字军助长的种种经济力量,促使有些人以为还可挽救那加速毁灭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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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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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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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威尼斯和亚马非:东西方之间
    在这一年里,教皇给查理加冕,封他为法兰克人之王……在圣使徒彼得的神殿里,给他从头到脚涂沫了圣油,并将……一顶王冠给他戴上……一位同时代的拜占庭历史家用这几句话,讥笑公元800年查理曼被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一事。这位拜占庭人可能很有理由嘲讽法兰克人。就连400年后,在拜占庭帝国已成为空壳时,西方仍旧没有一座城市,足以与君士坦丁堡相匹比。香槟地方的维拉杜安,是第四次十字军的一位首领,他于1203年6月24日在海上,首次望见这座都城:
  你们现在可以想见,那些先前没有看到过君士坦丁堡的人,都非常热切地凝望它,因为他们决不会料想到,世界上竟能有这么富足的一座城市;他们注意到它的四周环绕着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塔楼,还有那些教堂——为数之多若非亲眼得见不会有人相信——以及这座城市的巍峨与宽阔,简直是无上至尊压倒其他一切城市。所以不妨让你们得知,虽在场的人个个无比强壮结实,却没有谁不是在浑身肌肉颤抖;这倒也无怪其然,因为自从创世以来还不曾有过哪一个民族,能干出来这么雄伟的一椿事业。
  要知道,维拉杜安在这里谈到的,只不过是早先威尼斯曾经向它献过殷勤,而现在业已衰落颓败的那座雄伟城市的空壳;维拉杜安乃是随同威尼斯舰队,前来劫掠君士坦丁堡最后一批珍宝的。
  但是,我们若要探索促成城市资产阶级起义的那些经济和法律思想的根源,就必须考察威尼斯和亚马非这两个口岸和商人城市所处的位置。它们都曾是拜占庭的附庸,各种商品、货币和知识都是通过它们,才首先渗入,然后开始瓦解西欧的封建体制的。
  威尼斯的地理形势,大大有助于它所扮演的角色。许多泻湖和沼泽,为它提供免受陆上侵略的保护,并引导它的居民投身海上。从公元6世纪起,编年史提到威尼斯,就一直称它是航海的和商人市镇,尽管当时在西欧其他地方,商业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下一个世纪,威尼斯成了拜占庭贸易网的重要联结点,它的许多单层甲板大帆船,不断向那个帝国供应奴隶、木材、铁和其他“初级产品”。甚至教皇屡颁禁令,也阻止不了基督教徒的奴隶贩运。连查理曼大帝本人都承认,拜占庭对威尼斯有宗主权。
  亚马非也是这样,因名义上是拜占庭附庸而受益。它位于意大利西侧,既与东方贸易,也对西方——同非洲和伊伯利亚半岛上的各城市——贸易。到10世纪将结束之时,用当时一位阿拉伯商人的话来说,亚马非已经是“伦巴底地区最兴旺的市镇,由于它的种种实际条件而成为最华美、最著名、最富足和最丰裕的市镇。”
  当拜占庭帝国趋于衰落、拜占庭的地中海实力动摇不稳之际,威尼斯和亚马非却与穆斯林和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直接接触。威尼斯曾在公元992年同拜占庭订立一项很有利的通商条约。到1000年,拜占庭的远程贸易和海上防卫便都落入威尼斯航运船队掌握;1000年达尔马西亚向威尼斯表示臣服,将它对拜占庭皇帝名义上的忠诚转向于威尼斯。拜占庭商人在行会特权和高额赋税的重压下支撑不住,已无能力再资助费用甚高的海上冒险贸易。确实,意大利商人居于独享特权的地位,拜占庭人对这一点是深怀怨愤的,最后达到极点,以致1180年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骚乱,大肆屠杀拉丁族人。
  亚马非约在1030年前后,就已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有一处很繁盛的商人侨居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旅馆——“圣约翰旅客招待所”。这片小飞地作为拜占庭皇帝的附庸,宣称有权免缴赋税,并与穆斯林人进行有厚利的贸易,它甚至直到亚马非的商业繁荣衰退以后还能存在下去。1071年诺曼人征服了亚马非,使它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宣告结束。
  可是,威尼斯仍继续处于强有力地位,取得了对地中海沿岸许多小据点的宗主权。直到后来,意大利海上实力参与对十字军的支援,展开了争取恢复地中海贸易的战斗,威尼斯才受到比萨和热那亚两个后来者挑战,这两者都是与西方正在兴起的城市运动有联系的。
  威尼斯和亚马非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中,是起过很重要作用的。12世纪热那亚的“海会”,大概是从更早以前威尼斯的“伙会”(Colleganza)演变而来。对地中海贸易以及后来对大西洋海运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法规,其渊源须经由威尼斯和亚马非追溯到拜占庭。亚马非大概最早是在公元954年,最迟不晚于1010年,就曾公布过它的海事条例。公元900年前后,古代罗马和罗马以前的海事惯例曾由拜占庭几位皇帝恢复;威尼斯的海运贸易所遵循的,大概正是那种惯例。这类法规最重要的部分在于,要分摊货物损失时承受损失的责任,要管理货主与船主之间的纠纷,尤其要提供一套可在一切口岸和货物集散地通用的规章条例。
  银号经营技术和实际业务,也必定曾在威尼斯和亚马非的发展中,起过主要作用。钱业法人组织直到14世纪之前尚未出现,但是在这两个城市里,有许多建筑物遗址和当时的生活记载,都呈现出曾有过巨大个人和家族财产的迹象。10世纪和11世纪时银号业务的确切经营技术,从现存资料难以察明,我们只可通过现在人所共知的种种事实来作推想。携带大量金币或金锭去为若干艘大船的货物结帐,实际一定难以办到,而商人组成商队驮带大批现款则更难想象,因此就需要假定有信贷机构,至少在“中间商人”(mercatores)——专以买进卖出为生的人——作大买卖时如此。唯一可作的臆断是:在威尼斯和亚马非这两个城市及其周围的银钱行业的发展,要比现有的最早史料记录还更早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见到,威尼斯和亚马非乃是对西欧经济渗透的结集阵地,这种渗透当时既推动了、后来又深刻影响了西欧当地原有的革命性城市运动。经由威尼斯和亚马非,以及后来的热那亚、比萨和它们的联盟网传来的种种法律和商务技术,原都是在古代罗马的国际贸易所形成、而又在拜占庭得到过发展的。意大利各城市从拜占庭商人手里接过了办理货栈、从事海运、经营钱业等等活动,就将那些技术都传输进来了。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离线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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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27
真实姓名
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2-09-04
六、城市文化的某些根源
    在11世纪的大动荡中,家族受制于某个领主的那种封建束缚开始削弱。当时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讲的是英格兰农奴戈德里克蓄意经常去海滩,捡拾从海上起来的商品和其他东西,捡得多了就去参加商队。戈德里克东走西闯出售货物,日积月累发了一笔大财。我们得知其人乃是因为有一份教会记事录记载了他的生平,对他晚年虔诚信教安度余生表示赞扬。
  贸易得到扩展,十分明显的种种“非封建”观点也随之而扩展出来。朝圣者、旅行者、商人、以及逃亡者,外出归来后逢人总要夸说意大利的城市,甚至还要津津乐道拜占庭和亚历山大港。每一处贵族领主庄园不论大小,都已经有了一群手艺工匠和做买卖的人,听从领主分派,为他的利益效劳。在一些主教管区总部的教会城市里,许多受过教育、负责买卖事务的官员,也都开始从事贸易来为自己谋利。无可置疑,在不同地方,人接受新信息的方式各有不同,行动响应也不同,但结果却都完全相同:生产者和贸易者都懂得了,生产和销售过程是可以从封建经济中解脱出来、成为集中于城市的独立活动的。
  当时已经有了许多城市,它们都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年久失修的古城堡,可供遇到战事前往逃难避祸;这种罗马遗址有封建时代也得到保存,往往是作为封建领主同附庸接洽事务的中心。在普罗旺斯地区,附庸每天冒险出村,到山麓坡地种田;这与北欧乡间庄园中的领主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主教管区城市通常原是罗马人曾用作陪都的,它们也都成为了活跃的城市生活中心;还有许多中世纪商人城市,则是在某个主教贵族庄园所在地成长的。11世纪和12世纪的城市运动,使人受到鼓舞,力图摆脱封建制度,他们定居在那些老城的土地上,从事创建新的法律体制,来保护他们的经济生活。
  也有一些城市是新建的,有时环绕着一座领主府邸或教堂建立,不过它们大都出现得较晚,是由某些领主或者君主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促成的。例如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要参加十字军东征,鉴于法国须有一处地中海港口,便下令建造了埃格莫特港,因为马赛当时尚未归法国所有。
  大体说来,11世纪和12世纪的各种城市典章制度,都是在反抗封建生活限制的斗争中形成的。原是领主农奴的手艺工匠和货物收购代理人,纷纷要求有权自己做买卖赚现钱。土地耕种者力求有权出售某些农产品来换现钱,用以购买在庄园里无从得到的商品和生活用品,亦即购买那些业已争得自由、摆脱封建体制束缚的买卖人和工匠正在出售的东西。在领主的领地以内开设的市场上出售货物,是要缴纳各种捐税的,对于这种捐税,不论是土地耕种者、手艺工匠、还是买卖人,都同样力图修订或者取消。某个地区内那些在各个集市和市镇之间奔波的行商,往往必须寻求来源不同的各种保护。有时候由教会出面干预,来同领主理论,结果可使领主作出如下的认错:
  我,胖子兰德鲁,今承认因受到常曾潜入俗世凡人心中的贪欲迷惑引诱,曾拦截了行经我领地的一群来自朗格勒的商人。我收缴了他们的货物,扣押到朗格勒主教和克庐尼修道院院长前来要求退还之日。我留下一部分我所收缴之物,其余一律退还。商人为取得此留下的部分,并为了今后能够安然行经我的领地,同意向我交纳一定数额的贡金。这头一宗罪过启发我续犯第二罪,我因而立即着手,并责成我手下的人,对所有因经商或朝圣而行经我领地之人,一概强征一笔苛捐,称之为过境税。……
  兰德鲁放弃了他的征税要求,换来一次缴纳300苏的款项。
  但是,如果教会当局或者民间权威居间过问未能获得结果,手艺工匠和买卖人就积忿难平了。意大利商人比较精明,他们懂得各种经商的经济体制,也懂得由商人经管飞地的各种政治体制,因而必然会向北方传播此类信息。各条道路上往来奔走着各种各样的旅行者,他们所起的作用无从明确判定——有朝圣的香客,有往大学就读的学生,也有寻找安身之处的逃亡奴隶——沿途屡受阻挠,不是要交过境费,就是遭到暴力强劫,或者遇上封建战争。
  城镇里手艺工匠和买卖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组织起来共同对付敌人,而他们所选定的组织方式,则反映出一种新的法律观念,或者说至少是用一种新形式,反映出某种旧有观念。他们在罗马时代和封建时代的城镇围墙之内结成集团,大家作为同盟者(conjurationes)团结在一起,彼此平等,相约互助。原是封建关系奠基石的誓约,具备了对封建制度造反的显著特点。
  头一批这样的集团,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力求结束封建战争。这些集团往往得到教会支持,至少得到一些修道会的支持,它们都是半秘密性社团,有的特别崇奉圣母玛利亚——教会作为和平缔造者、而不是作为战斗者的象征。
  力量比较强大的一些誓约集团,更进而向领主提出要求,要将所有一切从事制造和经商的职能,与封建生活本体脱离开来,使之处于各种封建关系以外。为争取与封建束缚分离而进行斗争的誓约,称为“公共誓约”,于是“公社”一词便用来既指这一誓约,亦指共同盟誓者,还指已宣布可在其中享有劳动和经商自由权利的地区。
  典型的作法是,公社——由数十以至数百个手艺工匠、领主官吏、下级教士、自耕农民、逃亡奴隶、以及其他人等结合而成的集体——要求能在一座城市的地域以内得享各种权利,包括立法和执行权利。他们要求有权主持正规市场,免缴各种过境税,并举办定期集市,让远方的商人不受阻碍地前来参加。他们要求有权管理城市以内手艺工匠的劳动,而且一般地还希望能够获得谅解,让投奔城市的奴隶一旦跨进城门、或者居住一段时期之后立即成为自由人。这最后一项条件要求,比其他任何要求都更多反映出封建义务的普遍解除。
  公社成员同时还同意,如果由公社负责估税和征税,而且税率不是太高,则可以向领主缴纳某种正规赋税。公社对领主及其官吏独立的程度,视其所在地区而有很大的差别。现存的最早一份注明为967年的法兰西城市特许状(charter ),仅仅给予居民免受奴役的自由。另外一些有限度的特许状也只允许有开办集市或市场的自由。年代稍晚的特许状,一般说来对新阶级表现出较多让步,新阶级同时亦变得对自己的需要有更多觉醒,它要求有整一套法律来确定它在封建体制中的身份地位。Bourgeois(布尔乔亚,城市居民)这个词——拉丁文为burgens ——首次出现在1007年一份法兰西特许状上面,不久便转化为其他许多欧洲语。那些“公社”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它们宣布在封建阶梯上取代了它们先前的领主,甚至根本不再负担任何封建义务。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普罗旺斯地区,一些公社仿照意大利城邦,宣布成为小共和国。公社成员往往被解除到任何领主的军队服军役的义务,他们自己就能行使权力进行战争和执行对外关系。普罗旺斯地区有很多公社曾在不同时候与热那亚和比萨结成联盟。
  “自由市”则与此形成对照,要受封建贵族领主(可能是国王或皇帝)的统治,但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一些从事商业、贸易和制造业的权利。自由市的特许状,可能是出钱购买或经由人民起义获得的,但无可置疑的是,这种城市仍继续臣服于领主。
  从11世纪或者12世纪开始,不论是在北法兰西、南法兰西、英格兰、各低地国家、还是在苏格兰,城市特许状在格式甚至语言上,均呈现许多显著的相似之处。这部分是由于特许状的文本,以及产生特许状的那些起义的消息,经由各条商路沿线得到传播。许多相似之处还反映出,各地社会组织形式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是平行发展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从这一明证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对它这种地位有自觉意识的国际性阶级的发展。
  那些城市特许状每一例都反映出,领主被迫依顺新集团的要求到了何种程度。特许状同时告诉我们,城市居民的革命在地理上是怎样散布开来的。例如,1155年洛尔市居民所赢得的特许状,就遍传于法兰西中部;庐昂的特许状曾为英格兰金雀花王朝诸王的法兰西各领地仿效;理姆斯大主教颁发给波蒙特市的特许状,亦曾在现今法国东部地区为许多城市仿效。
  英格兰、威尔斯和爱尔兰在被诺曼人征服以后,有很多市镇被赐特许状,其内容同诺曼人在法兰西市镇所有者十分相似,尤以不列特尔市的特许状最为显著。不列特尔市所获得的种种“自由权”,于11世纪结束之时也在英格兰市镇普勒斯顿出现,宛若成为一部微型宪法,对很多封建性的苛捐杂税均规定豁免,并对领主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定出了罚款限度。过境税都已“固定下来而且数额适度”。这个市镇的市场,有权受到采用商人法的特别法庭的保护。任何个人来到这个市镇,只消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免受其先前主人的追捕;而且新来者虽然须经全体市民一致同意才能留住该市,但只要无人对那一年零一天提出非议,就可算是一致同意了。为了表现出市民休戚相关和市镇信用良好,其中第33条规定市民凡有无力偿付债务者,均可由市镇代为偿付,以债务人的货物抵充归还。这项规定避免了任何外地债权人(包括嫉恨城市自由的领主在内)宣称有权没收市内货物或财产的可能性。普勒斯顿看来不像是曾经成立过一个公社。
  另一份现存的特许状,属于法国圣昆坦市所有,它也曾广泛被其他许多市镇仿效过。它规定农奴一旦进入该市,立即成为自由人,虽然有些动产留在原地仍归原先领主所有,本身却可免除各种封建义务。一个人进入市区即可成为公社社员,从而有义务遵守公共誓约和留住市内,外出仅限于有商务必要之时,或是在市外有田产,每到播种和收割季节需要前往。城市居民的这种双重生活——住在市内又去农村务农——确实大大有助于削弱封建义务的种种束缚,因为土地耕种者与公社有了联系,就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面了。封建贵族的“庄园”开始失去它可能曾经有过的任何地理上的重要意义,一些特定农村地区甚至可能已归入若干不同领主名下。农村里的农民由于同住一地和参加共同农作,都与邻居相依为命;城市里的手艺工匠或者买卖人,则须参加城市居民的集体生活。他们依照封建义务,可能会对若干个主人仍像从前那样效忠,但是,任何意义上的人身义务都已消失了。
  因此,这类公社特许状的实质特点就在于,领主承认市镇为一整体单位,亦即一个集体附庸。这认可赋予公社一些本质特征——公社成员的团结一致和彼此平等,公社享有内部自治权,等等。这类特许状实际上默认了城市居民阶层正如骑士、军士、僧侣、修道院长、大主教,以及所有其他已有明确界定的社会集团的成员一样,是应有某种适用于其本身的法律,和属于其所独有的身份的。
  然而,颁赐一份特许状并非就保证城市居民的斗争宣告结束,有的时候,一份特许状是由一位俗世领主或君主颁发,丝毫未涉及城市区域内由教会当局管辖而往往分散甚广的地区。例如在马赛,市民阶层逐步而且平和地向子爵领主购得了从事贸易和经管下城区港口的权利。但是,市民阶层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觊觎山岗上大主教的宗主权,以致接连爆发了一系列激烈冲突。
  在其他一些地区,赋税、所有权、或者司法裁判权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往往拖延多年无法解决,如果领主法庭公然蔑视特许状,传唤公社的成员到庭受审,那就可能造成事故。赛勒市有个年轻人,在当地教会与市民阶层之间的一次战争中被俘,囚禁在圣克雷斯平修道院内,市民们便在院外燃起篝火彻夜守候,以防他被移送到市民法庭之外的地方去受审。为保持篝火通宵燃烧,市民砍伐了修道院附近的树木。有一个星期天,教区牧师跑来谴责砍伐圣坛树木,说树属于修道院僧侣所有。一位名叫瓦赫的市民挺身而出答复说,那些都是公社土地上的树木,是可以砍得的;他还加上一句说,如果有僧侣站在公社的土地上面,他认为也应当将他们统统砍倒。赛勒市当时是加斯底女王勃朗希的领地,她为求解决这场争端,指派附近一位僧侣进行“查究”,这是一次强制执行的审查,人们可能会受传讯和被命令作证。公社于是召开大会共同宣誓约定,所有被传讯受审查的市民均将发誓说一无所知,此外概不回答任何询问。
  在法国国王领地内的拉昂市,曾有一个公社在1108年前后,由一位主教授予某些权力,四年以后这位主教却又会同国王路易六世,对该公社加以查禁。禁令传来顿时引起全市满街上人人高呼“公社”;市民聚集在一起,有四十人发誓要杀死那位主教。他们由一个名叫大狼伊森格兰的前农奴带领,在主教的酒窖里找到主教并砍掉了他的头。市民为对抗国王路易的愤怒而进行自卫,与当地一位土匪领主结成同盟。这一对抗直到1128年才达成和解,由国王重新授权成立公社,并宣布永远赦免过去的罪行。
  赛勒和拉昂两个城市的斗争,不止证明公社具有战斗性,同时还显示教会对公社表现出的敌意,其所以产生,往往是因为公社所在的城市原为主教封建领地,市内建有主教管区总教堂,而教会领主往往坚决要求严格保持各种封建捐税。此外,公社又代表一种威胁,危及教会的根本法规和种种特权。
  例如,各公社均宣布有权控制教育体制,而教会则历来视教育为它的专管领域,唯恐会受到俗世思想渗透。更为严重的是,公社社员常被视为异教徒来看待,因为他们虽然也有积极的宗教生活,然而对教会组织并不重视,而且又不容忍教会所征收的什一税。
  正是公社的这种本性,导致它与教会组织发生直接冲突。公社组织核心是一个以盟誓结合而成的宗教性兄弟会。这兄弟会在各个拉丁语系地区称为“公会”,在日耳曼语系地区则称为“基尔特”(gild),即“行会”,它或者包括一个行业的所有从业员,或者包括某一地区内所有的手艺工匠和买卖人。10世纪时一个伦敦行会的会规宣称:“为了友谊,同时为了复仇,我们不顾一切永远保持团结。”入会的誓言往往约束会员严守秘密;它还明白规定公社的誓言高于一切其他誓言——这就不仅表示无须信守对领主的忠诚,而且也表示无须在被审讯作证时讲真话。我们知道有一些公社——例如康布雷、阿维尼翁、亚耳、迪尼、圣奥梅尔、里耳和阿拉斯等城市的公社——其夺取市政权力的主要集团,就是以盟誓相约束而秘密行动的宗教性兄弟组织。这类集团不仅信奉各种被视为具有危险性的教条,而且组织形式也向教会统治提出挑战,不再把教会当作是唯一有权在圣三一神和世间广大罪人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机构。
  市镇并非全都经由暴力产生。在普罗旺斯地区,领主往往就住在城市里,他们毫无异议地颁发特许状,而且对于城市事务继续起积极作用。在普罗旺斯以北地区,俗世领主和主教划定四界并且亲自督造,帮助建立起一些新市镇。他们这样做乃是由于受到分享市镇财源这一前景的鼓舞,同时也由于希望避免与自己的附庸对立。1175年特尔瓦伯爵亨利,给“塞纳河大桥附近新建的市镇”颁发特许状,规定手艺工匠和商人每年交纳一笔定额地租,即有权在市内居住和包租郊区农田,亦有权自由出售房屋、葡萄和租地。由市镇居民推选出六位 echevins (参事)“协助我所任命的市长处理民事”和管理市政。市镇的公民一律得到保护,可免受他们先前领主的追索。
  教会与新建市镇合作,这往往等于由教会宣布市镇所在之地为休战区或和平区,将它定为封建战争不得波及的地区。
  在英国,诺曼人的征服带来了——至少是在理论上——一种有效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制度。虽然诺曼领主曾经首开先例,对很多公社都授予种种特许状,但不久所有的城镇却都转归国王统辖,这比法国的相同发展早了一个世纪。国王不赞成下级领主容许新的封建义务层次成长,这一点后来由1290年颁布的法规Quia Emptores(《兹因承购人》)予以正式规定。
  现存最早的一份颁发于1130年的王家证书说明,林肯市的市民曾请求国王亨利一世确认,他们是由国王授权保有该市的,并未承担对任何其他领主的义务。同年,国王亨利还给伦敦市颁发了一份特许状:
  朕亨利仰承上帝恩宠受命为英格兰国王……今特致意全英所有法裔和英裔忠诚臣民,谕示尔等知晓朕已允准朕之伦敦市民,以包租方式保有米德尔塞克斯为农地,按年合共缴纳二百英镑……享有充分权力任命他们所愿的本市之人为市长,并任命任何一人或他们所愿的本市之人为法官,负责处理依朕王法而提出之申诉事项,遇有讼案即审理之;此外无论何人均不得对伦敦人民行使司法权力。凡属市民均不得因任何纠纷而到市区之外进行投诉;……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人等不得强迫施行战斗考验以证其于法无辜。任何市民若因依朕王法而提出之申诉受到控告,得立誓表明其伦敦市民身份,从而可在市内进行审理。……所有伦敦之人以及其所有货物均得享自由,在英格兰全境一切地方与港口一律免征任何过境捐税……以及所有其他费用。……
  在英国,王室控制发展较早,这可能是因为有中央性权威,而欧洲大陆则尚无此种权威,那里的大小领主各拥主权,封建并立的局面为期较长。独立于领主司法管辖之外的规定,尤其重要。伦敦人谁也不会受到领主法庭传讯,甚至只消申明市民身份,就可在伦敦市内受审。这样的独立性,成了这一时期人所共知的一个主要论题。法国国王菲力普·奥古斯特大概是模仿早期的一份特许状,曾对昆坦市的市民许诺“不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在公社参事法庭之外,对公社之人提出诉讼。”
  英国特许状对于军事义务,没有像法国特许状那样作出很多限制性规定,因为这类义务在英国,是由通行全国的立法规定的。1181年的《武器条令》就曾规定:
  自由信徒凡有货物或地租价值16马克者,均应每人备置一套锁子甲、头盔、盾牌和长矛。同时,自由信徒凡有货物或地租价值10马克者,均应每人备置一套铠甲、铁盔和长矛。此外所有市民和自由人,亦均应各备一套羽绒战袍、铁盔和长矛。……
  但是,当时的英国国王大概由于他们那些法兰西领地的经验,仍然十分担心城市居民起义,因此又在上述条令进而规定“任何市民凡拥有武器多于本条令规定应有之数者,应将多余武器售与、赠与或交换他人保留,以供为英王领主服役之用。”
  苏格兰各城市是在苏格兰国王庇护下,仿照英国范例发展的。城市居民还保留到乡间种地和放牧的习俗,只是日益转向做买卖和干手艺活。获得特许状称为“王家自治市”的一些最重要的苏格兰市镇,都是位于海岸边,成为出口中心,向法兰德斯制造业日益增长的城市输出羊毛。
  这样,到了11世纪之初,市民阶层便已经在封建体制内形成许多自治的割据区——飞地——其中种种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结构均不同于庄园时期。这些飞地内部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呢?
  在较小的城市里,市政组织体制取决于公社社员向领主或领主们争取到的各种让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成立市政议会权力的让步,即市政议会可经任何一种或多种方式选举产生,可制定法律和开设法庭,法庭可以作出对公社所有成员均具约束力的裁定。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马赛和布拉邦特,议会往往是部分由各行会推举议员、部分按地域划区选举产生。行会由各个行业或专业成员组成,往往将一种生产过程(如织布)分为数种不同行当,每一行当各由不同专业承担。在地域上则是由城市各个“居住区”选出代表,从而可能会与行会的选举重叠,因为同一专业的从业者倾向于居住在同一区内。此外还有许多变例:在亚耳,市民和贵族各选出六十名市议员,再由市议会选举市长。在埃沃,由当地选出的议会提名六位市长候选人,再由伯爵——该市领主——从中选择一人为市长。大多数城市均有市政议会,但其权力却各有不同。在某些城市,例如在奥里亚克,市议会的议员均为年满二十岁、并在该市住满一年零一天者。该议会每年必须开会,由议员重新举行公社宣誓保证互相支持,并选出该市官员。
  领主有时仍保留指派官员主持地方法庭的权利。而在独立性较高的城市,则由市长或者与市长相当的官员(执政,教区长),或有时由一位参事,负责主持法庭。终审判决这一职能,通常由听审的若干人员作为全体陪审员行使,其名称各地不同——例如,或称chevins(参事),或称scabini(会办)。这类人员的职能,是听取证词和阐明法理。在某些地方,这两样职能是分开的;诉讼一方可带人到法庭来,宣誓指称存在某种风俗习惯,使诉讼这一方占上风。有些纠纷能够毫无疑问地,依据城市所订的法规得到解决;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这类成文法规有的只是简略说明城市的独立性,有的是详细法典,繁简不一,差别很大,因此多数案件处理需要参照习惯——城市、地区、或者一般商人的习惯。要断定什么是通行习惯,既须依靠记忆和传统,亦有赖于编写法律著作——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典》和《佩特吕抗告录》即属此类。
  在那些将阐明法理和查究事实两种职能划分的地方,初次出现了陪审团,起到了使审判方法合理化的作用。合法决斗——诉讼当事人之间为求最后决断而进行的生死相斗——在一些市镇特许状中被正式宣布废除。为了取代决斗,便用陪审员来充当事实查究者。在最初,陪审员是由诉讼一方带到法庭上,而不是由法庭传召的;他们据其个人所知发言,而不是宣誓听取旁人所作的证词。我们从苏格兰四个自治市的习俗志中,可以看出商人法与早期陪审程序是如何结合的:
  若有某个市民被某个同国人指控,在他本人住宅中发现了被偷盗的货物……并能作为一个自由市民而对一个同国人否认偷窃,且能申言他虽无保证人,但该货物确是曾在自治市市场上受到合法盘查而由他购得,则该市民应由12位邻人起誓证明无罪,其所受损失仅为该项要求退还的货物。他还应起誓说,对于他向其购买该项货物的那个人,他全不知晓其住宅所在之处。
  这一节所论及的情况是,货物确属偷盗品,但购货人在市场上并不知情。购货人受损失将货物交还原主,不再另受处罚。他若是自治市市民,则只要由本人和十二位邻人起誓,便可确定为购买了不知其为偷盗之货。
  自治市或城市法律,也还监管集市和市场的其他细节。市场是每周或每半周开放的,当地农民前来出售食物,手艺工匠亦可出售货物以供贸易所需。就典型情况而论,市场是自由的,除了或许要由市政当局课征捐税充作原先领主的收益外,不受领主任何干涉。倘若有城市法规管理市场,它们一般制定得十分详细,要管理物价,要限制宣传和叫卖,要保护赴市商人,总的是力求控制利用商品销售和交换的各种力量,使之合于市民群体需要。
  竞争精神还没有在城市法规的市场规定中出现,就连像马赛那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所有公社社员都要受到同等保护。往日在领主统治下,是由亲属关系提供团结力量,如今是公社造成新的结合,使人共同对付敌人和致力共同追求。例如在过去,农民借钱以应下一收获季节之需,往往是由全家担保债务;加入公社以后,就由同一城市市民担保,甚至由全市对每一市民的债务承担集体责任。
  手艺工匠来到城市出售货物和购买原料乃是自由的。但这是免受封建义务约束和免缴封建捐税的自由,而不是也得到节制竞争的自由。城市法律通常规定,原料可由来市谋求该项原料的任何工匠以较低价格购买,使其获得裨益以对付潜在竞争。对于劳力也采取同样原则:法律规定如果一位工匠手下有两名工人,另一位工匠没有工人,前者必须允许同行在他的工人之中雇用一个。正如瑞善·珀鲁所写的:“人们把生产所需原料,和可雇用的劳力,看得有点像是人人都对之拥有权利的不可分割的总体,而把公平分配物资和劳务者看作最重要的事。”这类有关生产和销售条件的规定坚持实行了数百年之久,主要行之于以地方商业为限的行业——如面包师、屠户、以及其他食品供应者——就这些行业来说,对当地和相对稳定的顾客施加保护始终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那些从事生产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商品——如布匹——的行业,以及对于口岸大城市和内陆货物集散地的贸易商这些专业,种种经济情况变化产生的压力,终于打破了反竞争的规定,迫使生产不断地改组。
  贸易增长不可免会使公社某些成员获得超过其他成员的利益。在很多城市,手艺劳工和师傅工匠之间,或者居民中的生产者和贸易者之间,屡屡呈现斗争局面。我们可以康布雷为例说明这种局面。康布雷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许多公社之中的第一个,位于今天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从900年左右到1100年左右,康布雷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是个主教管区城市,领主就是一位主教。该市居民早在958年就已形成一个conjuratio(同盟),即以立誓相互约束而结合的组织,来反对主教。然而直到1076年,趁主教不在时举行了一次顺利的起义以后,同盟者组成公社式政府的权利才得到承认。这样各行业有了组织,城市法规明文制定,公社生活也得到节制。但是,过了几乎不到一百年,康布雷便失去原有的团结,分裂成两个战斗不休的阵营。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滑铁卢的兰伯曾这样描述:
  它〔指公社〕起初得到大家拥护,因为它是由极受尊敬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平生公正、诚实、不贪。人人满足于其所得;正义与和谐遍布人间;贪心甚是罕见。公民互相尊重;贫富和睦相处;人人极力避免争吵、不睦和兴讼。……这个公社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它突然之间变得很可耻,由于种种非常明显的原因,那么美好的开端却带来了耻辱和堕落的局面。公民由于繁荣变得麻木不仁;他们挺身起来互相对抗;他们听任邪恶和罪行不受惩罚,人人不想别的只想使用不正当手段使自己发财。大人物一点一点地想方设法,用种种流言和伪证、甚至公然用武力来压迫穷人;权利、平等、信誉,等等,全都消失无踪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谴责,虽然大都来自于各地教会和修道院这些对贸易怀有敌意的宗教集团,因而须在某种程度上扣除难免会有的夸张成分,但却无可否认其基本属实。城市的各种法制机构也如同其他公务机关一样,逐渐为富人掌握。而且,在那些城市里,委任官员和依习惯法判案的权柄一旦落入一小群人手中,当初曾经保证共同目标和利益均受尊重的制度——用习惯法或由地方参事负责行政管理和裁决纠纷——就变成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在按行业或专业组织起来的城市,富有作坊主逐渐控制了行会生活,而他们较穷的竞争对手则被迫歇业变成雇工。不久,按专业选举地方官员就不再是全体市民的选举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散结合的市政组织通过人事上的互相勾结,落入少数几个家族掌握之中。我们将在下一章查探其中的线索,但其种种早期迹象在12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就已在富人和穷人的紧张关系中表露得十分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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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陆上和海上运输
    有效率的大规模商品运输,乃是商人资本主义求生存和扩展所不可缺的。小巧奢侈品——黄金、珠宝、香料、甚至丝绸——可由陆路或用小船运输,但保持经济运转的物资——小麦、酒类、羊毛、木材、兽脂、皮革、以及十字军军队——却需要大规模运输。
  罗马人遗留下来形成网络的许多军事道路,路面宽达64英尺,纵横贯通欧洲各地。仅在伊伯利亚半岛,罗马劳工就曾筑路12000英里。甚至从热那亚到尼斯,沿途山地崎岖难险,也有奥古斯塔统治时期修建的朱利亚大道沟通。但是到了1000年时,这些道路几乎全都不能通行了,若天气恶劣情况尤为严重。由马或牛队驾辕的重型四轮大车,常常实际证明不合用,因此从法兰德斯到意大利,轻型两轮车和成串驮畜成为普遍运输工具。但是,这种小规模运输使较轻的商品价格增加25%,使谷类、酒类和食盐价格增加100%到150%。路上遭匪盗劫掠和交纳各种捐税,也都使成本增加。皇室与商人结盟的早期迹象,就是君主越来越坚决要求修复和改善穿越他们各级附庸领地的道路。据博玛诺瓦记述,1226年至1270年在位的法国国王圣路易曾下令,所有宽度在16英尺以上的道路,均须由受封为男爵的领地总包租人负责经常维修。128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曾颁布过《温切斯特法令》:
  凡从一处通向另一处市场城镇的道路必须一律加宽。道路两侧200英尺以内凡有树木、篱笆、或壕沟之处,均须铲除或填平,以免有人用作掩护潜伏路旁图谋作恶。但栎树和高大树木若其间有开阔隙地,则不应伐除。若领主未能尽责,且有意拒不填平壕沟或不清除树丛与灌木,以致发生抢劫之事,即应负责赔偿损失;若发生谋杀则得由国王酌情处罚。……国王意旨为,凡通过其本领地与林地之道路不论是否在森林之内,均应同样扩宽。如有领主之借园靠近大路,该领主应即收缩其地界,让出与路侧必须相距之200英尺开阔地面,或者修筑十分厚实宽阔之围墙、树篱或壕沟,使歹徒不能往返跨越逞凶犯罪。
  从12世纪起,过境税开始有了区别,一种是贵族为图私利而征取属没收性质的过境税,对此城市法规和教皇敕令均极力反对;另一种则是贵族为改善道路而课的过境税。已开始改善道路和修建桥梁的领主和国王,都感到应向商人征税以供支付费用。
  道路状况既然大都如此,使用它们更有种种风险,这就不是人们所最喜用的运输方法了。只要有可能——例如舍弃从热那亚到尼斯那120英里的崎岖山路——人们就经由海路贸易。而且,从西欧到亚洲尽管有三条经过拜占庭的陆路,人们也还是宁愿选择海路。意大利人——从1100年开始还有普罗旺斯和加泰隆尼亚两地贸易者——驾驶载重200至500吨的船只,往来航行于东地中海和拜占庭、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由于尚无精确导航术和航海图——这类科学后来才由十字军人员从阿拉伯人学到——大多数船只都紧靠海岸行驶,晚上一律停泊,而且每到冬季地中海风暴猛烈,海上航行便完全停顿了。从威尼斯或者热那亚出发,将货物运往东方,然后返回意大利,再向北欧交换商品,最后回到威尼斯,完成这样一趟贸易循环可能需时两年。但是,即使计入所需时间和随时会遇到的海盗风险,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经由海路运货的费用,也还比陆路少一些,按增值计算,毛呢或绸缎为2%,谷类为15%,明矾(丝绸加工所用)为33%。因此,对商人说来,使用海路乃是利益攸关的头等大事。地中海沿岸各城市的商人集团,都有武装护航船队;商人控制下的公社政府都要挑选海军上将,来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作战,以求控制海路,或同其他意大利城市战斗,以求控制贸易地域。这些海运商人有许多既是贸易者,同时也是航海家:威尼斯就曾有一项法令规定,每艘船上的一切号令均取决于一个由五人——船长、舵手以及从随船商人中推选出的三人——组成的集体。
  从地中海到葡萄牙、法兰西、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大西洋口岸的正规海运贸易,直到1300年左右才建立起来,但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到欧洲大陆,以及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往南,却都很早便开始有地方贸易。到1200年时,诺曼人已控制了爱尔兰很多地区,爱尔兰口岸城市如新罗斯,都已经在向英格兰输出农产品了。贝里克和罗克斯勃洛,是苏格兰两个与法兰德斯有联系的羊毛输出站。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了。在欧洲北部,也发现有一些意大利商人航海家;据我们所知,他们不时受雇于一位公爵或君主,充当海军上将。
  所以,海上航行和海上作战这两种技术,主要经由商人推广是很自然的。他们自己发财致富靠的是前一种技术;掠夺竞争对手的财富和保护自己的财富,则须具后一种技术。
  各条内陆河道也都曾被广泛利用来运输商品。有几条大河水系——莱茵河系、多瑙河系、波河系、法兰德斯河系,以及从12世纪开始为扩充这几大水系而修造的一些运河——都是重要贸易轴线;例如,莱茵河所运的是法兰西葡萄酒。位居大河附近,乃是城市繁荣的可靠保证。1200年一位帕辰察商人在尼斯签订了一系列售货契约,清楚显示出河流对于确定整个地区经济格局的作用。这位商人名叫鲁福斯,他出售的是从香槟、意大利和法兰德斯弄来的呢绒和其他毛布。这类货物无疑是从香槟由内陆河道运到帕辰察的,帕辰察是与热那亚结盟的内陆货物集散地,同时还是重要的钱业中心。毛布运到这里以后,或者由热那亚转船运往马赛,然后经陆路运到尼斯;或者由航行于热那亚—马赛线上、而要在尼斯停泊过夜的船,直接从热那亚运往尼斯。(当然,船只可以从马赛逆河上行驶往内陆各市镇——有许多尚存契约可以确证,曾出现过这种沿海贸易的合伙关系。沿海航行所用的,是载重约50吨的船只。)
  鲁福斯向尼斯地区居民售货采用赊销的方法,货款可在下一个收获季节交付。他同时又用现款定购未来季节的收获物。这类“定购”有一些无疑等于是对农民的贷款;由于鲁福斯同时还在那个地区和其他地区出售小麦,所以他的某些定购是期货交易的一种形式。他还向人放款,那实际上也等于是期货交易。他这种交易方式沿着瓦尔河和拜容河向陡峭的河谷地区推行,一直进入尼斯以北、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地区。鲁福斯以及与他同属一类的人所作出的贡献在于,使农民日益卷到现金经济之中来了。
  就是这样,一方面由于商人同怀私心的贵族领主以及市政府结成政治同盟,使得各条主要陆上贸易路线得以确立,并得到改善和受到保护;另一方面,许多河流和海洋则成为大资本家的活动领域。而且,城市日益成为贸易中心,促使它的周围地区形成现金经济,每一个城市都各有其独立贸易地域,由许多较小河流和道路构成的网络将其联系起来;又都各有其商品供应来源,由一些较大的道路和河流系统或者由海洋与之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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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皇和商人
    从城市居民阶层最初兴盛之日起,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就已经有势力集团对贸易抱赞成态度。这个教会尽管宣扬其统一性和普遍性,但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观点上却存在惊人的多样性。现代作家习惯说,16世纪基督教的大分裂是突然,又认为唯有新兴的新教能有自洽的道德神学,与贪得精神相适应,那都是与事实不相合的。那么天主教会对于商人法律思想的形成,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是很值得仔细考察的了。
  1000年时的西欧生活,是被教会阴影笼罩的。不论在农村、城镇、还是在领主庄园,教会都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团结人民,宣讲熟习的种种故事,许诺生活可在来世改善。因此,商人和城市居民的各种秘密社团都采取宗教兄弟会形式,就不是惊奇的事了。连富有城市居民也都对贸易是否合于道德抱迟疑心态,因而加深了新阶级对宗教的关切:1065年亚马非有一位商人,在君士坦丁堡为主教府邸定制了两扇青铜大门,用他的船队运了回来。”当时还流传着很多故事,叙述有钱商人如何放弃财产进修道院,隐居潜修以度余年。人们可能盼望在位教皇早日死去,可能想使当地主教立即死去,也可能大讲某位神父与其新近情妇的艳史,但仍然归属于教会。
  教会对于教育,尤其是对高等神学和法学教育,实际上掌握垄断权;它的教职和俗世官员,大多数都是当时很有学问的人,更无须说是受过教育的人了。没有教会,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
  就我们所要探讨的,教会影响市民阶层,主要有四方面:(一)它将行商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二)它动用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北法在内的罗马法;(三)它掀起贸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其种种结果归根到底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四)它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10世纪时各地兴起了和平运动,教会因而开始以穷人保护者的面目站出来。教会震骇于地方当权者的无能,故此制定法律以保和平,并提出法制结构来强制施行。例如989年,波尔多大主教就曾规定,在私人战斗中若有行动损害教会人士和教会商品,或夺取穷人的货物,都算是违反公教法。990年,这“上帝的和平”的保护扩及于商人及其商品。为了巩固这类立法,贵族领主都受敦促宣誓放弃使用暴力,违反这一誓言可算作对教会的罪行而予以惩罚。
  对于血仇,最初是禁止在星期日施行报复,后来扩大禁期,将星期三到星期六也包括进去,以求为星期日“作准备”。随后又对贵族领主施加了压力,要他们从复活节开始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均避免使用暴力。接着又将播种季节和收获季节也包括进去——“从5月第一天直到万圣节那一天,我将不抢夺公马、不抢夺母马、也不抢夺马驹……”包菲地区1023年的誓言这样说道。这些休战期和和平日,首先在各个主教管区定为法律,随后又由全教会多次在宗教会议上予以规定,由一些“太平绅士”负责监督实行,他们要检举违犯者,并向特设法庭提出相应起诉。此外还有其他实行的办法:1038年布尔日主教征招所有满15岁的男丁编成民团,来强制执行休战和和平的誓言,这帮农民烧毁了不止一位敢于顽抗的领主的城堡。在另一些地区,有势力的领主都被要求举行宣誓确保和平,违背誓言的人要受他们自己的法庭审判,这样就给他们加上了精神惩罚以外的约束。教会官员自知并无力量施行钱财或人身处罚,因此求宣誓的领主交纳抵押品或保证金。如果保证金由法庭——不管是俗世法庭还是教会法庭——收缴,这种宣誓就称为“保证”(assuremens)。其后不久,加贝王朝的几代国王日益热衷于维护和平的职能,这种作法便以这个名称纳入了法国王室法规。某些城市的习俗志还载有这类办法更加发展了的构想:市民阶层由于本身部分职能即在于保持成员之间的和平,因而会迫使任何可能会违害和平的市民出具担保,保证行为良好。例如亚眠地区的古代习俗志,就详细记录了有关这类规定的实例。这种“担保”直到今天还在美国某些州里,以“和平保结”的形式存在。教会法学研究者对罗马法研究得以系统化、合法化和组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格列高里七世(1073—1085年在位)改革运动的附带收获。这位教皇所期求的,是确立罗马教区主教对整个教会的最高权力。为此,他求助于据称出于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的伪造文件,让许多法律学者为他效劳,从各地藏书处和档案堆中搜寻引证文献和早期教皇立法,以求为伪造文件添增合法性。
  从格列高里七世直到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统治时期,教皇对教会享有至高无上权力和很大俗世权力这一宣称,不断有改进和发展。教廷僚层日益扩大并提高职权;教皇与大商人之间发展成为同盟。许多僧侣教团,诸如西妥教团(Cistercians)之类;以及许多武士集团,诸如在巴勒斯坦的圣殿骑士团(Templars)和慈善救护骑士团(Hospi Atalers)之类,都在主教和大主教这样的教会等级制度以外建立起来。教皇能够从西妥教团的大片领地直接获得收入,而圣殿骑士在巴勒斯坦变成了国际钱商和放债人以后,教皇也能分享他们的利润。有一个时期,教皇对于开采和销售明矾石予生产丝绸的大部分西欧地区享有垄断权;并将这垄断权包给意大利商人航海家,按年向他们收取承包费。这些风险投资收入,使教皇能向大学教授捐赠基金,促进公教法和罗马法研究。这收入也使教皇成为各大商业利益集团的伙伴。1243年被选为教皇的英诺森四世,就是热那亚市最富有的商人世家大族之一费希(Fieschi)家族的成员。
  这种教廷至上思想所拟想的,是一个重生的罗马帝国,而罗马皇帝的职责则由教皇承担,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让神圣罗马帝皇帝分担。罗马法的许多实质性要点,都被直接纳入教会立法,但却摒弃了俗世领主向皇帝宣誓臣服这一节,尽管由此而导致作出让步,容许每一个国王成为“其疆域以内的皇帝”。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都被加之于教会,从而既增加教皇的收入,又提高其权威。
  教会法“博士”,在《狄奥多西法典》和重新发现的《查士丁尼法典》里面,找到了许多他们需要的答案,来回答对教皇权威的质疑。这批人为早已远离它最初的革命要求和殉道精神,而变得官僚化的教会,竭力对它的内在权威性作出合理解释,并加以巩固。他们费心尽力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就是1140年前后出现的《历代教令提要》,它的总编纂者一般认为是波隆那大学的格拉奇教授。这是一部共有3500篇片断节录或摘要的汇编,分别取材于罗马民法、教廷会议立法、一般公认为伪造的论述教皇权威的文件,以及加罗林王朝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立法。格拉奇这部汇编并不是什么法规集;那些节录只不过是以一种便于研究和采用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它却成为西欧各大学学生和教授手头必备之书。
  有系统地精心制定教会法规各项原则的工作开始了。教会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各走一条道路,在大学里分别成立各自的教学研究建制;他们的研究和理论反映了俗世司法权和教会司法权的分离。甚至直到今天教会法学者所用的基本资料,同“民法”学者所用的比较起来,仍是既很广泛(因为各种立法、判案理由和学说只要严格说来是教会提出的均包括在内),又很狭窄(因为并不包括全部世俗罗马立法),而“民法”学者的基本文本只是《查士丁尼法典》而已。
  但是,比基本资料的选择意义更为重大的,乃是理论见解方面的差异。教会法学者所作出的复杂论证目标在于创建注入了各项神圣原则的法律秩序,它导致他们时而反对一切经商活动,时而支持仅足以代表小型公社的限制性立法,忽又断然支持各大商业利益集团。例如我们在前面曾讨论过的禁止高利贷的问题,就是曾被这些理论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对待过的。
  “公平”价格理论实际证明也同样是可变通的。就罗马法而论,公平价格原则乃是用来作为一种手段,以保护承购者和售让者双方,但对于早期教会法学者说来,这项原则却变成了道德规范。买、卖双方均应将市场价格和供求规律置于不顾,而须寻找既对卖方包含了公正劳动报酬(Stipendium Alaboris)又可反映所卖之物的内在价值那样一种价格。这对于公正的关切,与各公社法规中价格管理的共同惯例相一致。然而,随着封建制度解体以及教皇与大商人、大钱商日益增多接触,更具有普遍性的“诚信”(goodbaith)原则和“自由意志”(freewill)原则开始压倒其他一切原则,道德原则于是便向诡辩术退让了。公平价格这一观念,被教会法理论家颠倒过来,变成了“市场时价”,不管这种价格究竟是由于缺货或有人囤积哄抬,还是由于存货过剩而被人为压低。
  “诚信”这一原则,贯串于教会法学者有关土地时效权的理论之中。例如,某人在别人的土地上诚信地居住了30年毫无犯过,便有权占有那片土地,但某人若在此时效期内曾发现土地所有主,却仍继续占据该地,则被禁止取得对该地的占有权。罗马人仅只主张在起始要有诚信,但在教会法学者看来,缺乏诚信是有罪的,因而不能作为享有权利的依据。教会法学者对自由意志的关切,使契约法产生革命性改变,最终推翻涉及贸易的一切其他原则。教会法学者认为,契约若未履行——不论它是否牵涉神圣誓言——便等于定约之时就已经说谎。这一点在理论上极其重要。罗马法的形式被撇开了,注意力集中在立约人的意志上。只要当初作出约定本来是有某种原由(causa)的——不管是为了要交换某物、或履行某项道德义务,或为了其他无论什么原因——它就是可以强制履行的。学者和法官,连教皇本人在内,都不断扩大教会法庭会为有违约而允许作出的补救。
  自由意志原则的解释,对于惯用书面契约的大商业投机活动,实际影响最重大。在民生需用商品市场上,由于教会明白宣称对普通人民关切,也由于公社管理继续存在活力,所以对价格和质量,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劳动条件,还能保持控制。但是,就书面契约——意志的正式表达——而言,契约自由主义就可能被推至极端:立约原由若在书面提出来,就被认为确实存在,否认其存在的一方如果被起诉,必须证明他的说法属实。更重要的是,种种保护性规定,包括有关公平价格的规定在内,都可以——作为一种“自由意志”——通过协商不予遵从。一项协议用书面写成,就被当作协议内容不带强迫性的表面证据,这样一来,自由意志原则不仅抹煞了种种例外情况,而且事实上变成骗局。尤其是因为,力量较强一方可以雇用公证人并决定立约条件。
  教会法庭原是按照案件性质和涉案者身份来界定其权限的。因此,它所审理的,是涉及婚姻、遗嘱和誓言的案件。它后来扩大了司法权限,不仅限于教士,也包括据说应受特别保护的人,诸如寡妇、孤儿和穷人。此外,教会法庭又接受曾由一方应承要由教会法庭审判的案件。在契约中选定纠纷裁判处所,这种称为prorogation(搁置)的作法,在封建时期司法还多少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情况,具有极大重要性;从格列高里七世时期开始,教会便凭藉其明确界定的法院体制,享有远比封建法庭或王室法庭更巨大的审讯传唤权力,从15世纪起才开始逐渐减弱,因为其后国家法庭在组织上变得更为正规了。
  博玛诺瓦曾在论述司法裁判权的一章里举出证据,说明教会法庭享有较大权力。在俗世法制中,如果克勒芒郡的法庭监守官签发传票,传唤某个“属于另一位伯爵或领主司法管辖之下的人,而且这个受传唤的人在克勒芒郡一无所有,那末,这个人就无须服从这一传唤。”简单地说,选错法庭告状的原告倒运了——一位领主无权发布在另一位领主的领地上具约束力的命令。而且,在封建晚期那种百衲衣式的领主权模式内,要找适当领主法庭来告状可能极困难,使告状变为不值得。相反,在教会法庭体制中,被告是肯定能被迅速传讯到庭的。这一体制还能提供诉讼程序上的便利条件,这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教会法庭与领主法庭不同,对审讯和判决均留有书面记录,而且至少理论上要引证一套成文理念以作为裁断依据。因此,同俗世法庭相较它的审讯往往更有可预测性,这可能是那个时期订约的各方,都同意由教会法庭裁决的理由之一。
  当然,教会法庭的裁判权限要求,并非没有受到过挑战。博玛诺瓦就曾反映封建和王室等世俗当权者的意见:“好而且有利的事情是……负责信仰司法的人仅仅关注信仰,让俗世司法去管世俗事务。”
  但是,博玛诺瓦等王权维护者也都认识到,君主要同教会法庭竞争,就必须向商人提供迅速而且合理的司法,以使“他们不因延误而丧失其可在诉讼中赢得的一切。”实在说来,教会法庭业已成为人们怀着畏惧的尊崇对象,既招致嫉妒,又引起竞争。教会的成文理念所以受到尊重,不仅由于俗世领主的立法所提出的理念远未被普遍接受,而且由于教会法庭推重证引文献,“因为人的记忆常有错误和遗漏,人的生命又很短暂,所以没有写下来的很快就忘却了。”
  教士和律师在当时被视为同一阶层成员。律师的拉丁文一般都习于教会学校,他的法学训练,也大半得自教会机构:他不是在教会大学里念过书,就是曾跟随教士作研究,再不然就是曾到某图书馆去读过教会法学家的著作手稿。
    拉丁文特许状,复杂的书面规则,文件、契约和著作的尊崇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把咨询、代表出庭、订立契约和审判这些事务推送到一个专家阶层的手里。训练和维持这样一个阶层所需要的大量财富只能来自各大机构,卓居其首的便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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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200年的市民阶层
    以法律和律师为中介的新、旧混合,在1000年至1200年间各城镇市民阶层起义和远程贸易体制中,十分明显可见。这个时期市民阶层的重大成就,乃是在数以百计的各个地区争取到领主认可,得以在封建等级制度以内享受有独立身份。城市中的运动起自社会下层,其成员有很多原是农奴。运动所要求领主作出的让步是:按照当地法律草拟特许状,明白宣布存在——以往不曾存在过的——布尔乔亚、城市居民,亦即市民这种身份,并确定这种身份所当有的权利和义务。城镇内部生活,由这些市民集团,依照为其服务的律师所撰写的宪章管理。这类宪章的要旨,就是人们屡屡提及的“依据当时当地各种实际情况的要求、而自由地逐日修正和改变他们的习惯法使之不断趋于妥善的权利。”这些规章的构架,即其中包含的宪章式条款,乃是各种城市习俗志最引人入胜之处。在公社成立之初,这类条款起到了保证作用,使诉讼个人所受法律裁决,确实是当地法官依据他对当地共识和习俗的理解而形成的规例所作出的。
    允许一个集体性团体(universitas)享有内部自治,并不是本身具有什么重要意义。远在公元1000年以前,很多修道院僧团都曾享有自订团规的权利。这类规章就像城镇习俗志一样,反映出一个明确界定社群内部的劳动和礼拜节律,但它们都只不过是历史遗迹而已,和它们曾治理过的地区那些断垣残壁一样,几乎毫无近代意义。但城镇的特许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城镇公社在其内部建立的社会关系体制,向外扩散,开始对封建性农村经济起摧毁作用。颁发一份特许状,允许实行自治、举办集市和建立市场,这一行动表面上如此简单,何以竟能产生那么深刻的后果呢?毕竟说来,城市居民原来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能在封建体制中享有各种平等权利而已。但是,随同对他们身份的承认而来的,却是对一种全然不同的人际关系的默许——那种关系乃是建立在买卖基础之上,因而是与封建忠诚纽带的基本观念不一致的。
    分散而独立的城市起义的领导者,对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最初并无理解。在争取摆脱封建霸权而获得自由的斗争中,他们所创造的法律手段不但包含内部矛盾,而且最终消解了他们当初藉以为名而共谋聚义的团结盟约。他们在缓慢地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又曾对他们自己建立的体制所产生的某些后果作战。这是1200年至1400年那一时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加以探讨。
    只要城镇生活仍然倾向小生产和有限远程贸易,那末共同储备货物和劳力、共同付出努力和达到目标的法定观念就受保护。在公社式城镇里,货币是交换媒介,仅只是用以衡量一切物品价值的手段:一个普遍的相当量。在社团目标的架构中,它是个有用的会计方法。货币作为抽象商品,从来不曾脱离供使用与消费货物的生产和交换。但在集体以外采用现金,可能会严重破坏旧有关系,因为农民与城镇居民不同,他在所参与的交易过程中并不起导向性作用,这一点在集体以内却是最初就非如此的。
    然而,生产技术和社会稳定却与市民阶层所发动的力量结合,使商业成为可能——以增加货币的储存为目的、通过买卖而持续不断地做生意。这种商业超出了任何特定市镇的限度。它的资金提供者为图发财而对货币大感兴趣;商品生产将生产者的注意力,从可以明确认定、而主要是地方性的市场,转移到一群无名的,广泛散布的商品使用者身上去,他们在生产者面前,仅由一个零售商或批发商所愿出的现金来代表。这样城镇生产者便开始被异化于他们的产品之外了。在这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法律构架重新恢复了罗马—拜占庭地中海的贸易原则。原来的城镇集体,是以许多彼此不相同的地方习俗志和它们内部的,往往不可上诉的司法管辖权为特征的,而新的商业法则则具有较固定、连贯而普遍通用的内容。许多执政官法庭经领主或君主授权建立起来,配备了为大商业利益集团服务的法律专家;各地开设了集市法庭来处理暂时性定期集市上的大规模交易——这类法庭乃是较大经济活动单位的机构,它们可以忽略或者凌驾于地方法庭之上。
    货币逐渐变成了自在和自为之物——成为一切商品(包括人的劳动)的抽象概念——城镇本身也就逐渐脱离其成员而变得抽象化了。这一法人团体——universitas——越来越不再是城镇全体人民的代表者,不再是他们用以表达其统一性的手段,而被视为一个单独存在、虚构性的个人,赋有罗马法学家曾认为它所应有的人格个性特征。它拥有城镇的财产;它制定法规、开设法庭、与外人打交道。它的命运的控制权,掌握在享受有合法权力和权利、可以用它的名义签字和盖印的那些人手里。这种权力和权利,又必然会逐渐落入有财有势的人手里。作为国家权力的体现者,这个法人团体藉着对公社成员资格施加新限制,或者对其领导阶层遴选办法加以改变,就成为脱离城镇人民而单独存在的事物,一个商业——以及法律——发展的新时代便到来了。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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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16楼 发表于: 2012-09-04
第三部分 市民阶层律师、王权和城市发展(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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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引言
    城市居民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始于1200年左右。在其后200年内,种种力量脱颖而出,它们至终将会促成18、19世纪的几次市民大革命,同时西欧的商业社会也就逐渐获得了甚至今天仍界定它的种种特质。
  在13世纪,十字军东征完全结束,拜占庭权力终被摧毁,西欧确立了地中海控制权。西方商品生产对于东、西方贸易,已开始具有重要意义,而初次大量铸造西方金币——后来众所公认的国际通货——乃是西方经济地位日趋重要的明证。1226至1270年在位的法国国王圣路易,装备了最后一次十字军,他被土耳其人俘获,为交纳赎金而向意大利银行家谈判,所获得的借款及其日后的偿还,用的都是法国通货。这样一大笔交易若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大概就会使用拜占庭的贝占特、或者阿拉伯通货了。
  与东方的奢侈品贸易仍然继续,但西方却越来越少购买制成品。除香料和纸张以外,原料成了主要贸易商品,特别是精制布匹所需用的染料和化学品,以及木材和兽脂。
  在1200至1400年间,地方化城镇法规——它随同市民阶层被承认为封建秩序中的独立成分,那原是先前多年最瞩目的法律和社会发展——开始受大规模远程贸易需要的影响。作为市民权力中心的城市,促成了劳动密集、效率不高的农业生产单位瓦解。远程贸易则既引导、也帮助了民族性和准民族性的各种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自觉地形成,这些制度不仅得益于贸易,而且为它的运作提供了合适架构。从各地大学,从新近强大起来的民族君主国(英格兰和法兰西),从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以及从日耳曼城市的汉撒同盟,涌现了大批法学文献,对当时普遍遵行的商法和航海法作出了钩画和评注。各地民事政权(包括教会法庭的民事管辖权)都按照商人要求,为实施这种法律而开设法庭。各国俗世政权为了保护贸易,极力使这些法庭对某类案件具有唯一的审理权,并许可向王室、公爵或市属终审法庭上诉,从而分割了封建司法裁判权。
  法国和英国君主夺得立法权力,对贸易事务强制或者容许实施较简便、合理的抗辩和作证办法。从圣路易在位的时期开始,尤其在他的继承者菲力普三世(12701285年在位)和菲力普四世(1285—1314年在位)统治时期,群集君主周围的律师发展出对封建当局十分不利的种种理论,要求政、教分离和中央集权。如果说,1000至1200年是罗马商业法在欧洲经济生活中日趋重要的时期,那末,1200至1400年便是罗马公法得到发展和修改,以适应支持俗世当局的时期。(俗世权力观念包含了公共信贷和财政权力,它倾向于将经济实力强大的人物,带进大地域单位的政府中来。)我们初次见到,对越来越大地域所行使的公共权威,是建立在武装暴力之上的,然而它却是由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官员,以可预知方式来行使的。市民在这官员阶层中,成了领导角色,他们的权力开始得到承认,他们的出面受到容忍;为了这一与王权的不安稳休战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捐税、关税或向他们贸易保护者的贷款。
  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法学和神学论文表明,有多种不同力量对社会发挥作用。在这封建制度已行将死亡之时——或更该说是被了结——它的形式却最为清晰可见。
  为了评价市民阶层的重要性及其对于新式王室集权的关系,我们要对法国南部一个二级贸易中心格拉斯市作一番考察。我们试图重建该市生活原貌,一如它的市民和周围乡村日益依赖城市经济的农民所曾见到的那样。不过,在对1200至1400年这一时期进行考察之前,我们还先要讨论一下市民阶层生活日益受其影响的法律理论构架。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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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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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博玛诺瓦和其他人等:新秩序的理论家们王权的仆人
    我们将博玛诺瓦(Phillipe de Beaumanois)的生平和著述,放在它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就可以如实看出,这位法学家对于王权和市民权力的统一,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因此,我们要对照着13世纪这一背景,来讨论博玛诺瓦的著述,还要将他的著作,同当时活跃于其他地方的法学学者加以比较。
  博玛诺瓦主要的现存著作《包菲地区习俗志》,表面上是一部包菲地区习惯法汇编,他本人曾有一个时期在该地区任郡守——代表法国国王主管当地财务、行政和司法等职责的官员。实际上这部《习俗志》乃是巧妙地改造地方风习的一部杰作,它将整个地区的风俗习惯统一起来予以重新表述,并按照法语世界的习惯法来加以说明。博玛诺瓦著述的文笔和政治观点令它得以长期发挥影响,那当然也是他把本人所执掌的法律表面上相当忠实地记录下来的结果。他的陈述十分明晰,甚至可使对中世纪矫揉造作的文风很不习惯的现代人也感到明白易懂。评注说明罗马法的学者,历来都很写意地有一套现成体系——《查士丁尼法典》——可供评说;相形之下博玛诺瓦所面临的任务,则是要对风俗习惯和旧例那些纷乱、难以确定而又不完备的口头传说,作出系统的详细说明。他说,他的目标在于理解和记录这些风俗习惯,因为“人的记忆——escoulourjante(稍纵即逝的)记忆——容易消失,而人的生命又短暂,所以没有写下来的事物很快就被忘怀了。”然而,他的政治意图却是要伸张王权以促进贸易。
  我们对于博玛诺瓦的生平所知无多,只知他出生于皮卡第,曾受过法学训练。他究竟是生来即为骑士,还是后来才由国王加封为贵族,我们不得而知,虽然看来后一种情况比较可能。那时候学习法律已成为侪身于专业阶层的手段,进入那一阶层就可望晋升为王室顾问,并获得特殊的骑士身份——“法学骑士”(chevalieres-lois)。从菲力普·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统治时期起,已有些市民家族开始将子弟送往波隆那大学、或该大学与蒙皮立大学合办的法学院去学习法律。学习民法也像学习公教法、医学和神学一样,要由给学生讲课和授予学位的名家负责指导。学院及其教师所享有的声誉,可使其所授予的学位通行整个罗马基督教世界。从这类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开始是在法兰西南部一些城市任职,充当法律顾问和法官。巴黎和牛津不久也成为学习民法的中心。一位著名罗马法注释家法卡留斯于12世纪中期从意大利来到牛津,给英格兰学生讲授罗马法,并写作了一本论述罗马法的专著。
  博玛诺瓦大概曾就读过的巴黎大学,是在1200年由国王颁发特许状建立的,成为了第一所由俗世君主批准的大学。这份特许状正式规定了如下的习惯法例,即学位乃是授予从事某种专门职业的权利。不久,在土鲁斯、普瓦泰、卡奥尔和格勒诺勃,都相继出现了大学。(在很晚以后的1312年,大概由于受到诸如博玛诺瓦的著作之类书籍的影响,菲力普四世在奥尔良建立了一所法学院,以研究法兰西不同地区的习惯法为主。)很明显,建立这么多大学所不赀,只有中央权力——国王或教皇——才能够办得到。大学对于推行王室雄心的重要性是不足为奇的。
  巴黎大学特许状对大学生和教师的身份作了规定。大学生免受封建义务约束,除非犯有重罪,也可免受拘捕,大学生犯罪须送交教会法官审理,这一点反映出即使是俗世教育,在实质上仍带有教会性质。反对市民阶层的教士,都满怀敌意来看待大学生,他们感到大学生在败坏学习的真正目的。有一位教士作家维特吕,公然自称是市民阶层的敌人,他后来在对法兰西南部商人倡导的种种邪说的围剿中成为主力。他曾经写道:
  几乎所有……外国人和本国人都绝对不干什么事,只顾学习,或者听取某种新事物。某些人仅仅为了获得知识而学习,这乃是好奇心;另一些人是为了博得名声,这乃是虚荣心;还有一些人则是意在图利,这乃是贪婪心和圣职买卖罪。极少有人是为了使自己或别人受教育而学习的。
  巴黎大学虽然由国王颁发特许状,却依然承认教会的权威,遵从国王对教会的让步,即认为教会对于教育有直接利害关系。教会方面则满足于对大学事务仅仅保有名义上的权威。到了博玛诺瓦谅必已经入学的时候,即将近13世纪中期,这一教会权威就不再是由巴黎地区的主教、而是由教皇来行使了。universitas(大学)这个名称,是1228年由教皇颁布的敕令首先对教师和学生使用的。1231年有一份教皇文件,重申大学所应享有的各项特权,并承认法国国王即当时的圣路易的司法裁判权要求:教皇列举了大学生所应受到的免于拘捕和免于其他苛求等等保护,但在结尾却宣称:“我们……希望并且命令,在这些特权经由我们最亲爱的基督之子、法兰西人最显赫的国王授与教师和学生以后,即行照此办理。”
  一个大学生来到巴黎,先入文科学习,卒业后再划分专科——医学、法学或神学。他要按照他的原籍地区或国家,归入大学里四个“民族”(nation)之中的某一个——法兰西(包括来自巴黎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学生)、皮卡第、诺曼底和英格兰。四个“民族”的“监督”选举文科学长;其他专科也都各有一位学监。
  大学生多数是西欧市民阶层家族的子弟,那些家族在当时均已卷入十分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学校里的气氛,也反映出这类冲突。冲突之一集中在法兰西南部,表现于在各公社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城市文明之中,有一种沿各条贸易路线广为传布,这时业已深入人心的观点。它认为,“信教原本是而且几乎完全是个人道德方面的事情。”信教者“所关切的是树立自己生活的纯洁性,他们对于作为一个有组织教会命运如何倒是不大关心的。”这种反教权的论调对商人社会十分投合;它的反组织倾向由于从经验上可证明教会官员唯利是图而得到支持,这就使人在神学上信任其信徒所领导的城市秘密社团,从而掀起对城镇内教会司法裁判权的攻击。教皇权力联合王权,终于消除了这异端。教会当局极力宣传,要剿灭所谓的阿尔比教派(alligensians ),于是便在1209年由菲力普·奥古斯都派遣军队,开到邻近马赛的贝西亚,不分男女老幼一共屠杀了15000人。据说当时教皇使节曾催促说:“杀掉所有的人,上帝会辩别他自己的人。”1226年又发动了一次大清剿,这以后,异端中心土鲁斯郡便归入法国国王版图,大大扩充了法国版图,并为之提供了通向地中海的出路。
  大学生必然也都知道,法兰西北部曾爆发频繁城市冲突。有许多北部城市政府,原已落入富有市民掌握,但贫穷市民不时起义,向富有者的权力发动进攻。这一类冲突,再加上许多城市财政问题,导致国王接管各个城市政府;这样一来,城市居民的地位,就由国王批准认可,而不是由公社社员自订公约来确定。
  上述冲突都在各大学里反映出来,学生常常在学校走廊和附近街道上,互相斗殴大打出手。然而,他们的民法课程却正如所设计的那样,有统一思想的作用。进入大学时是社会冲突的各派成员,走出大学的则(最少王室希望)已成为受过民法训练的律师,深信国王乃是在所有争斗各派之上的公共权威。为了贯彻这观点,君主们便将大学毕业生纳入他们的行政管理结构充当班底。
  博玛诺瓦加入文官班子当了一名郡守,代表国王驻管一角王家领地,以国王名义行使司法、行政和财务职权。郡守不同于其他官员,俸禄所得乃是现金——不是土地及占地者的劳役,也不是按其所征得的税收分成。为了防止他们在驻地形成势力,每隔三年他们要调往新地区;也不许可他们在出生地区任职。郡守往往会与地方封建领主发生冲突,因为领主虽系国王附庸,却不习惯外人干涉他们的事务。
  博玛诺瓦作为郡守,他的思想典型地代表了部分市民阶层——律师——要为中央权力服务的立场转变。他们不但为中央权力,同时也为各种商业利益集团服务,其手段是帮助形成对后者有利的法律体制。王室开始认识到,体现于系统化的规例和准则的理性精神会导致施政的可预测性,这是发展商业的关键,所以是很有价值的。博玛诺瓦很懂得律师的这种作用,在他的著作中,率直而又权威地描述了他的任务。他的著作充分流露出自信,也许是很有理由的;他终身得享王室恩宠,曾在巴黎当过最高法院(王室法院)法官,甚至还一度奉使前往罗马办理外交。
  博玛诺瓦所颂扬的个人品德,可以代表某种市民立场,它对于世俗和教会权力的现存制度是忠诚的,但并非没有保留。博玛诺瓦在《包菲地区习俗志》开头一章中,指出郡守的司法责任,并列举了王室法官——按字面说即“正义主持者”(droiturier)——公认应有的品德,表现出他认为郡守应当机敏、坚定、并专心致志于体现王权意向。这些品格还须配以睿智,又加上虔诚、温和(无残忍之心)、耐性、善听人言、健康、以及豁达大度。“他必须知善识恶,分清是非,判别守法与叛逆,区分好人和歹徒。”他必须服从君主命令。最后一项“照耀其他一切”的德行就是忠诚。
  郡守和其他官吏均受到告诫,要维护国王的权利和租赋,要拒绝接受价值超过10个苏的诉讼人馈赠,也不得向国王的扈从或其妻子赠送礼物。他们“不得亵渎神灵”,不得“掷骰赌博”,并应“远避酒店”。他们被告知,任期届满后应在原位守候40天,“以便若有曾被冤屈之人可对他们提出指控,并即就之向新任郡守作出回答。”
  博玛诺瓦虽然知道应要服从,但却对它加上了限制。法官应当服从领主,“但倘若服从了就会令他丧失自己灵魂的那类命令除外;因为他所应有的服从,乃是意在为善和公正执法,以忠诚的正义来支持主人;但是,郡守却并没有被免除对上帝的责任的。”而且他还加说道:“因为有些主人很不好伺候,他们想将意愿强加于人,多于维护公理和正义。”
  博玛诺瓦记录了郡守所应施行的法规,他的表述方式显示,有种种根本性的政治变化在起作用。他无意于单纯采录古老惯例和风习,因为那样会篇幅不足,既难容纳正在演进发展的贸易原则,也不能引入王权至上的法学理论。他所作的毋宁是,将许多地方风俗、王室立法、以及从法兰西各地收集的习惯法交织在一起。他这做法的方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他是效忠于日益扩大的国王权力的:
  我们以当代包菲郡所作的判例,来完成本书最大部分,以历时久远的风俗和惯例作为补充,凡对该郡的常例有疑问之处,则以相邻地区判例及法兰西一切地方习俗志所共有的司法原则补充之。
  他就各种互相竞争的地方习俗进行选择,并不是随意为之的。他一定会念念不忘圣路易的训诫:郡守要“以公正对待所有的人……并且……遵循那些良好而得到公认的惯例和风俗。”
  将国王的权力和利益落实到原先的封建领地中去,乃是郡守唯一最重要的工作。有一位法国教授曾经写道,郡守表现出他们确是推广王权最有成效的官员;他们时时在侵越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权利。国王一方面为他们由此取得的结果引以自慰,另一方面在他们因鲁莽的主动性招致过多抱怨时,又会毫不犹豫地否定他们;在此同时,他会悄悄地鼓励郡守,叫他们在机会较好时再试着照样干。
  博玛诺瓦十分明确地力图维护和扩大王权,他因此提出一项惊人主张,要求对审判程序实行绝对控制。审判权——发布具有约束力的命令之权——乃是中世纪封建王室、教会和公社权力纷争的中心问题。博玛诺瓦对封建法律逻辑作出一种巧妙的解释,将这种解释与一些显然是由罗马法推究出来的原则,以及司法审判未经王室控制、以致效能不足和弊端丛生的实际经验例证结合起来,由此建立他的论证。
  这一论证开头是一段对封建原则的表述:法兰西王国境内的所有一切俗世司法裁判权,都是“得自于”作为最高封建领主的国王。因此,王家受理上诉的权力乃是源出于领主——附庸关系,从而可以得出这样一项原则:国王任何一个附庸或者次级附庸,皆不得免除其接受王室法庭传唤的义务,王室法庭是可以究问其所作裁决的。郡守除了可对凡属国王直接权限以内的事务加以裁定而外,还能够要求巴黎最高法院(Parlement)传讯任何一位领主或其代表法官,因为“没有任何人是如此高贵,竟可以抛弃正义或滥施裁判而不受国王法庭的传讯。”这一权力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以下述事实说明:英格兰国王以其在法兰西境内有英格兰领地,因而曾臣服于法兰西国王。
  从原则上说,封建法庭的判决都要经受最高法院检验,最高法院法官,都是由国王任命而代表国王执法的律师。然而,最高法院每次判案,却依循了地方习惯,据博玛诺瓦解释说,这是因为国王的责任就在于,要保持生活在臣服在他之下的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理论上,一种风俗习惯得以确立乃是由于当初无人能够援引曾被采用过的相反惯例,或是由于援引了以前的判断,认为此常例是自古以来即为众共遵的。最高法院在判案时,要召唤地方参事到庭宣誓作证,肯定出案之处确有某种地方习惯。不过,最高法院乃是最后裁决者,而在寻法(jusdicere )与定法(jusdare)之间,是很容易跨过一步的。
  博玛诺瓦并不是如此运用封建法律理论的始作俑者,在英格兰,诺曼人就曾用过所有土地都是直接或间接得自国王的理论;在这方面法兰西国王权力的增长,要比英格兰国王落后150年。在博玛诺瓦从事著述之时,英格兰贵族仍在要求实施《大宪章》作出的让步,力求保证能维持他们在王国政府中的作用。圣路易和继承其王位的无畏者菲力普所从事的,却是极为不同的战斗:将那些屈服于他们的封建贵族所掌握的实权接收过来,部分地是通过接管各地封建法庭的司法裁判权。
  就上层贵族而论,臣服关系的封建纽带大多早已失去其原有性质。在服军役之类封建义务重要性日益减少以后,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便也冲淡,各种劳役从而转变成为缴纳现金。由骑士组成的法庭所要听审的,是涉及骑士行为和荣誉的案件,以及具有骑士身份的人之间的纠纷。领主法庭则要听审其领地管理——各级领主官吏和农民分别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引起的问题。(国王的作用日益增长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治安权力的集中统一,王家法庭扩大其对各种罪行的司法裁判权反映出这一点。)
  博玛诺瓦给这种实际状况注入了国王乃是主权者,并非仅止于是封建统治集团的首脑这样的观念。王室法庭不仅有权宣布何者为习惯,而且也还有权立法。圣路易曾经说过,本王国所有贵族均由我而立,而“我则是仅由上帝及我自己的宝剑而立。”正如博玛诺瓦所说:
  你们当知国王的主权及于所有的人,他依据其自身权利而监护其王国,他们可以为此而制订他们所中意、且合于其王国共同利益的法律,而其所钦定者自当谨遵勿违。
  这段话十公明确地阐述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论罗马皇帝的那句名言。这是一段试探性的话,对封建贵族也可享有有限度的立法权力留有余地。仅管如此,仍可明白看出,博玛诺瓦在思想上确已有了最高主权概念,而国王——及其在最高法院的代表——超越地方习惯的权力,即可由这一最高主权、而无须由任何封建原则推导出来。(博玛诺瓦对王权这种两面兼顾的辩护,甚至要比1290—1292年间出现的一篇英国论文的匿名作者弗莱塔更早一些。弗莱塔断言,不仅一切司法权力均得自于国王,而且就连封建领主法庭也都是王室法庭——这种说法显然不实,但却同样很明白地表达出了国王的雄心。)
  在另外一个论题上,博玛诺瓦将国王的立法权力置于较狭窄的立论依据上,但同时却明确描述这权力有广阔的应用范围。他写道,一般说来习惯是不可改变的:
  但是在战争时期,或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危急时期,可以容许国王、亲王、贵族和领主作那些若在平时行之实属亏待其臣民的事;但危急时期他们可以从权处理。
  这一貌似委婉的提法回响着西塞罗的遗音:interarma silentleges——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正如雅克·维特吕曾写过,在这样一个世纪里,城市外面战斗不息,城市里面警钟长鸣,“异常”立法权力是要涵盖多种情况的:
  国王可以订立新法,以谋王国的共同利益,诸如按其惯常所为下令征税以保疆土,或下令进攻对他不义的另一位国王,或规定贵族与乡绅备置骑士战斗服装,并对富人和穷人各按地位提供武器;命令情况良好的城市执行各种要求它们予以执行的任务,维修它们的堡垒;或命令人人随时作好准备,国王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起来:所有这类以及在他及其枢密大臣认为精当英明的其他各种命令,国王在战争时期或传闻将有战争时期均可作出。而且每一位贵族领主也都可以在其领地以内订立法令,但不得与国王的法令或旨意相违背。
  博玛诺瓦关于王权的种种陈述,很可能不止要得罪贵族领主;如果说国王仅仅是由上帝和他自己的宝剑而立,那末,他的权力就既非来自教皇,也非来自神圣罗马皇帝。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10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曾自称,“非由篡夺而是由于上帝恩宠得为帝王。”布鲁日市的公证人加尔伯在其关于1127年法兰德斯暴乱的记载中,曾称法国国王路易六世(法兰德斯众伯爵的君主)为“皇帝”,意即他无须效忠于任何另一位封建领主。
  博玛诺瓦为了确立国王对教会权威的独立,重新阐述了圣路易的策略——“既要作谦逊的基督徒,又要注意维护自身权威的君王”——并从而定下了教会法庭司法裁判权的限度。按照博玛诺瓦的说法,俗世权力对于教会体制,不能够如同对于封建法庭那样,将一个最高上诉法庭强加于其上;为此,博玛诺瓦描述了两种互相竞争而同等威严的司法裁判权:俗世裁判权和教会裁判权。他预示了日后法国法学界在教会作用问题上不绝于耳的著述讨论。
  在上帝和凡间世人看来,主持精神正义者只管与精神有关之事,让俗世法官去管与俗世事物有关的问题,以求俗世法庭和精神法庭可以使人人得享正义,这是美好而又有利之事。
  博玛诺瓦说,教会享有11类问题的司法裁判权:异端邪说、婚姻、对教会的捐献、教会财产、审讯神职人员、审讯寡妇孤儿、亡人遗嘱、保管圣地、私生子身份、巫术、以及什一税。即使是在这些方面,教会的权威也还会受到风俗习惯或特许状的限制,因为有很多教会财产是处于民事当局保护之下的。而且诸如教堂之类的圣地,是可以同教会或其某部分如同任何普通领主那样保有的普通土地区别开来的——这类圣地也可能会归入俗世法庭的司法管辖之下。
  博玛诺瓦宣称,俗世法庭,尤其是最高法院,在个别案件中不论情况如何,均对教会法庭的权能有最后断定之权,甚至能够下令撤销教会法庭的司法裁判权。而且,教会既然无权动用武力,就不得不要求俗世当局来强制执行它的裁决(唯一的例外是有关巫术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教会是能够宣判并执行死刑的)。
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市民阶层和城市:从自治到王室控制
  博玛诺瓦在《习俗志》中,一再表现十分关切市民阶层及其对王权的威胁,这是因为,他既想促进市镇商业发展,又有义务要使整个国家的法律体制从属于国王的终极控制,他力求能将这两者调和一致。
  在这一点上,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忠良城市”——bonnevile——和“市民”这两种地位,都是由国王、或有时由某个臣服于国王的领主授予的。在《习俗志》中,没有任何一处可以找到如下观点:城市的法律——或者可以说城市本身的存在——应溯源于起义夺权的市民群众。博玛诺瓦尽管承认,成立了公社和未成立公社的城市可能有不同的特许状,在他笔下却似乎仅仅有“忠良城市”。一个城市若已领得特许状,就应得到领主和国王的共同遵守。至于新市镇,若无国王授权则任何人均不得建立公社式城市。因为“一切新事物都要查禁”。如果国王想建立一座城市,“凡其可行之事均须在权利特许状中写明”。
  这一场建立法人城市成为国王专享之特权的运动,也曾同样波及英国。英国法学家一致认为,创建团体法人须由主权者正式颁赐虚构之人——1243年英诺森四世的一份告谕中所称的personaeicta——这一身份。
  博玛诺瓦并非无故地编造他的法人存在理论。他的法学结论,都是依据城市与国王之间和城市本身内部已出现的冲突而得出的。他深信有充分的理由,应当由国王进行干预。他不提及任何一个特定城市而写道:
  在那些忠良城市里,曾经有过许多斗争,一伙人反对另一伙,穷人反对富人,或者一伙穷人反对另一伙穷人,他们对于某个市长、某个代表或者某个法官意见不一就要斗争。……我们见到有很多忠良城市,贫穷和中产公民都对市政毫无发言权,全部权力都由富人掌握;他们依仗他们的钱或者世系,成为强大势力。也还常有些公民,他们当了市长或市政官,或者司库,第二年就选用兄弟或侄儿或其他近亲,其年龄只不过10岁或12岁,这些富人都攫取了市镇管理权;一旦到检查市镇案卷的时候,他们就掩盖自己,声称他们一伙之中的某些人,已对所有其他人的帐目查证属实。这样的事情决不能容忍,因为公社财政决不可由经管财政的人进行检查。……公社内部有很多不和,是由于王室对城市课征的赋税而产生的,因为常有负责向公民收税的富人自己少缴应纳的税款,并对亲属和其他富人照样予以减免。……这样一来,全部赋税负担就落到贫穷群众肩上。这样,就造成了损害;穷人不顾遭受这样的损害,但他们除使用武力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伸张权利;由于使用武力,往往有人丧生。或者,如果所观察到的不公正是由于劳动条件造成,那末,行动就可能会采取另一种方式:罢工,它被说成是一种针对共同利益的同盟,工人答应……或在他们之间一致同意,若工资照旧很低就不工作,……并在他们中间订出惩罚和威胁的办法,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的同伙予以施行。
  那些城市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致使博玛诺瓦如此悲观呢?一种情况是,市场逻辑压倒了公社式冒险事业的规划。这一点在第一批被吸引参与远程贸易的市镇、即法兰德斯和法兰西北部的纺织市镇,可以十分明白地看出来。受到伦巴底银行资助的布匹批发商,在11世纪和12世纪就已在这些城市开始营业。到了13世纪,一种贸易格局已明显可见了:商人从英格兰和苏格兰输入羊毛,运交给在市镇行会制度下劳动的工匠师傅。羊毛在这些小织造业者的作坊里纺成精细毛布,然后又运回来交给经营商品和供应资本的商人,由他们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以供输出,或是将货运到一个集市上去,不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是卖给了另一个批发商。
  对贸易路线控制的激烈竞争——在各家族之间、在这个或那个伦巴底银行利益集团之间、在这个或那个意大利城市的任命人和代理人之间,都在进行着这种竞争——对那些工匠师傅的经济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接受羊毛,按照不受市镇管理约制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时价工资,来纺织羊毛。当他们受到利润下降和物价上涨——所有的证据均指出,13世纪是一个高通货膨胀时期——剥削时,就转而剥削他们的工人。在工匠及其雇工眼里,大商人是不劳而获的:他只是当一个compsore,一个changeur,即货币兑换者。为了逃出这种生活格局,师傅工匠不得不与较大的利益集团结成联盟,或是进行斗争,以求能在市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染指市镇税收,那些税收原都是来自对商品输入输出以及对当地市场商品销售课征的过境税和手续费。
  随着财富差异日益扩大,农业生产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致使城市的经济形势更趋严峻。富有城市居民开始收购市外土地,将农村社会关系卷入现金经济之中。市镇对于食物价格的管理规定对付不了粮食、特别是小麦和酒类等较可经久存放的粮食的大规模投机买卖。一位当时的诗人这样写道:
  富有市民富有别人的钱,
  把便便大腹当作上帝一般;
  一心要做小麦生意,
  贱买贵卖大得便宜。
  弗瓦德芒修道院的一群僧侣哀叹说,富人吮吸了穷人的血。
  大商人利益的共同性,表现于他们的行会,那并非手艺工匠的行会,而是富人聚会之地。入会的费用很高,且只以接纳那些不用手工作的人为限。这个既富有而又相对空闲的阶层,控制了各个城市的政府。城市特许状往往未作任何改变来宣示这发展,尽管有时会在事后,由城市颁布法律予以追认。布鲁日从1240年起,任何手艺工匠若未首先放弃本行,就不得担任城市公职。
  因此不足为奇,在手艺工匠和他们日益无产阶级化的雇工之间,在手艺工匠及其雇工这一方、和掌握着经济政治领导权的各大家族那另一方之间,开始爆发了种种斗争。这些斗争为王权干预提供了藉口。1250年在巴黎,雇工起来反对师傅工匠时,圣路易指派了一位王家文官来作仲裁,并将行业习惯用具有约束力的形式撰写出来。1233年在包菲公社,穷人起义反对富人。主教米隆站到穷人一边,其原因大部分是由于他不赞成富人在财政上的种种勾当。国王进行了干预,表面上是为了恢复秩序,但他的参与却被主教说成是支持富人,因此主教采取报复手段,宣布停止王家领地的教权,意即在该领地不能举行宗教仪式。不过,最后的胜利却归于国王,因为事件最终成为在最高法院对包菲建市特许状中有关市政管理规定的诉讼。最高法院以贵族权力过大为由,宣布废除该特许状。
  这样的事情在那时期一再重演,只是细节有所不同而已。1245年在杜埃,雇工曾经组织起来反对雇主。在法兰德斯,几乎没有一个大城市得免于发生冲突。工人秘密进行组织,以誓言(“盟誓”)相结合,起义反对权力机构。
  财政危机提供了另一个干预的机会,因为公社一旦财政困难,既无力偿还债务,也不能向国王交纳应缴的税款。1260年的 ordonnance(王家法令)规定,国王有权检查市镇财务。
  1287年无畏者菲力普颁布了一项法令,使所有城市居民一律成为“国王市民”,都有义务定居于自行选择的城市。(国王市民这一身份,同时也还颁赐给伦巴底各银号的某些代表人,他们有必要留住法国,以便向需款的君主输送资金和贷款。)
  在这样的局面下,无怪博玛诺瓦会要写道:“有时非常需要有人能帮助这些公社,就像对于孩子那样。”这一好心的建议后面,还带有告诫:可能会有必要解除城市的政府,另行换置新政府,对城市监护一至二年。
  总之,城市居民的合法地位,乃是由最高权威予以规定,而不是取决于市民自身的联合行动。不管情况怎样,受益者总归是中央权威,它作为外在的、表面上中立的力量,为恢复秩序和取得控制而作出干预。
  这种王室干预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作的呢?圣路易曾派出查办团,它奉命要保证“穷人能在和平中赚得面包”,这种十分仁爱的思想,当然决不容许权力结构出现严重错位。盗窃、诈骗和城市寡头统治,往往成为王家干预的目标,也是最高法院司法裁决的常见项目。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法兰西君主通过他们的律师探索可行办法,以确保劳动居民受到良好对待,不至于起义反对雇主,造成国内混乱和使王国遭受外来危害。法国国王北面苦于应付法兰德斯诸伯爵的勃勃野心,西面更有英格兰人侵扰之忧,因此需要得到“忠良城市”支持。
  法国这种种发展,在英格兰和英吉利海峡法兰西一侧的英王直辖领地上,也都有平行的演化。对英格兰各城市的事务进行王家干预,在13世纪屡有记录,尽管同法国相比较,不难把经济变化所引起的干预,与自从诺曼征服即已开始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区别开来。英格兰在12世纪被划分为许多“村镇”(vill),它们乃是行政管理单位,与原先封建庄园领地可能相合,也可能不合——一位领主可能领有几个村镇,也可能一个村镇承认数位领主。对诺曼人说来,村镇是很重要的行政管理单位,它所承担的任务是为国家提供武器、分摊赋税、交出和证明罪犯。1200年的典型村镇,乃是一个公社或农业单位中心,由一批农户房屋组成,每一户有权耕种一片不规整的土地。
  最早的城市只是一些扩大的村镇。城市居民使用武力获得、或者受到宽容而被赐与一份自治权利特许状以后,村镇就成为自治市(borough),亦即自治市民(burgess)聚居之地。早在1081—1086年间制定的《英格兰土地清册》中,就有一些这样的自治市被选定为“郡首府”(shire-borough),并在它们的市名下加注“Terra Regis”(国王领地)字样,指出它们并非由领主、而是直接由国王授权建立。不过,在大部分地区,村镇制度仍继续存在。如果土地是按百衲衣方式划定,封建领主的领地可能也被划分得很不规整,甚至在单独一组建筑群范围以内,可能会有半条街承认一位领主,另外半条街承认另一位领主。半条街的领主则又可能是某个高级领主的附庸,如此等等。一般要由这个阶梯最下层的领主,去向那些房屋的户主收取租费。村镇成为自治市以后,这种租费便日益采取现金支付方式。这类下级领主对其上级领主应服的各种劳役,仍要照旧履行,后来也都变成缴纳现金。
  封建租费和劳役的这种等级层次,对所有权法规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甲租用当地领主乙的房屋,而乙又从属于丙,那末,乙若死后无嗣,其地位即由丙取而代之,因此丙要收取甲所应交之全部租费。不过,丙若要实际承受这一领地的转归(escheat),他还须召开封建法庭来宣布他的权利。但他若在一个自治市仅有三四所房屋,收入微不足道,就无必要召开正规法庭。因此那些小封建领主既无财力也没有意欲,来对自治市内的所有权强制实行司法裁决,这样就使王室权力有了干预机会。自治市市民也不感受连串封建捐税、劳役、义务和杂费烦扰:一个自治市若有十来个中下领主在其中,各有利益,那就形成了混乱、无法管理的局面,因为领主之中谁也无权以行政管理方式来做任何事情。而且,王家赋税是无法逃避的,尤其是在13世纪初期,十字军东征给广大居民、也给作为负责单位的村镇加重了负担;没有任何人愿向不止一位领主纳税。当时英王仍希望继续实行诺曼式中央集权制,那在欧洲已是实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成效的了。其结果便是牺牲较小领主的利益,形成商人与国王的联盟。
  梅特兰(F.W.Maitland)曾研究过剑桥自治市的上述发展过程。英王约翰颁赐给该市一份特许状,授予这个市镇法人——universitas——自治特权,以交换某些报偿,其中包括向当地一位伯爵领主每年交纳六十英镑,并付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其后对这份特许状作出的司法解释认为,约翰王乃是有意使该市成为它那片土地的“中层领主”,将它作为一个法人宗主,置之于封建等级中直接在他之下的地位。该市作为地主拥有全部出租土地,亦作为业权人拥有全部荒地。这个虚构的“人”因此成为在自治市内拥有封地的某些真实贵族的领主。这些领主原有的利益于是便都被遗忘、买断或者抹煞了。
  一旦市镇成为一个“人”,而且有领主地位的人,同样的过程便也在法兰西和法兰德斯的市镇中开始演进。市镇对那些作为租赁权而被拥有、并作为动产而遗赠的房屋收取租费。
  在荒地上面,市镇居民有权放牧牲畜。集市开办起来,市民“依仗”作为领主兼地主的法人自治体,人人可在市上摆设摊位。从集市取得的租费和税收,乃是自治体的资财,要用来改善市镇。这种法人自治体逐渐脱离人民集体,变成一个“自在体”。它的领导者开始单把自己视为法人,把公有土地和荒地视为他们的土地,可由他们圈占、出租或出售。
  自治市的特许状对自治市法庭的司法裁判权作出了规定,自治市法庭利用王室庇护,多方损害封建领主的权利以扩大自身权力。这些法庭将市民住宅房屋的租赁权利益界定为动产,藉此而成功预先夺取封建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王室法庭还开始授予举办集市的特许权,或者允许市民开设集市。集市法庭往往只成为自治市法庭的一个特别庭。
  国王与市民阶层——在英格兰、法兰西、以及其他国家——的这种结合,井然有序地促进了贸易,而且双方互利。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业已变得不敷维持王室机构之用,国王便开始着眼于以征税方式,向贸易取得收入。“公社”仍旧被承认为一个受誓言约束的实体,但是,这种誓言已变得要服从于对国王的忠诚。那些曾在11世纪和12世纪频繁爆发的群众性公社运动,都被认为是罪行而要作为犯罪加以惩罚。博玛诺瓦在法国国王对待这类“盟誓”的态度问题上,没有留下任何疑惑余地,他的意见想必曾得到西欧大多数君主和领主的赞同: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离线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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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27
真实姓名
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18楼 发表于: 2012-09-04
  将作恶者捉拿归案各按其罪加以惩处乃是一件好事,神要使其他人等谨慎借鉴而免效尤。在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其他种种罪行之中,一宗最严重、领主头须加以惩罚和报复的罪行,就是结社反对领主或违害公共利益的罪行。
  他写道,对暴动和反叛应处以监禁和罚款:
  另一种类型是常有的结社,会毁坏城市、使领主遭到侮辱并被剥夺财产的那种结社,因为那是由城市的普通人民形成同盟反对他们的领主,是要使用武力来对付他的。因此,领主一旦获悉人们正在形成这种同盟,就必须立即使用武力粉碎它,并将这密谋的所有成员予以长期监禁。这确实是领主有理由处死密谋者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因为它乃是对自己领主的不忠。
  博玛诺瓦为了举例说明他的论点,对1164年“伦巴底联盟”反对巴巴罗萨大帝的起义,作了实际上不甚准确的详细复述:
  原来,伦巴底所有的忠良城市和城堡辖区,都是(神圣)罗马皇帝所领有、位于他疆域以内、并因他而得建立的;所有城市都派驻有他的郡守、城监和事管官,负责执法和维护皇帝的权利;他们都曾向作为他们领主的皇帝宣誓效忠。后来,在一座忠良城市里有三个富有的伦巴底人,不同意郡守的裁决,因为有一位郡守曾将他们的父母之中一人,按其职潜逃论罪依法处绞刑。这些伦巴底人不老实地勾结起来,为首的是个既狡猾恶毒、且又花言巧语的人。此人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周游伦巴底所有其他各城市;他每到一座忠良城市,就要寻找出10个或12个富有的世族,与每一个单独谈话,宣称其他忠良城市都已暗中相合,不想再服从它们的领主,而且任何城市若不同践密谋,必将被其他忠良城市摧毁;事成以后,每个城市都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不依别人而立。完成这些游说共需五年,然后,到了五年之末某日,由于皇帝对这种不忠毫无准备,伦巴底所有城市便同时起事,夺得了对自身事务的控制权。当各城被占领后,……它们就能制订自己中意的法律和习惯法。……我们由此可以懂得有种种大祸,在等待所有那些容许这类联盟在他们臣民之间存在的领主。
  然而,对公社式独立抱着这样的反对态度,其原因并非是由于对贸易或财富怀有敌意,相反地却是由于认识到,市民阶层凭藉王室赞助,就能向外发展超越任何单个城市界限的经济关系。博玛诺瓦竭力要使他的读者相信,他决非与贸易为敌,而是敌视动乱。一个做生意的组织——compaiganie——即使对行会或领主特权有所妨碍,也明明白白是合法的。我们注意到博玛诺瓦先前曾把那些新成立的公社,描述为受到禁止的“新事物”:
  我们所说的关于一切新事物均在禁止之列那些话,应理解为是指妨害它人权利而开创的一切新事物;因为,任何人要在他所愿意的任何地方起炉灶、建磨坊、造葡萄榨汁器、修鱼塘或建造任何别的东西,只要并不妨害他人权利,就决不会遭到禁止。……例如,如果我在我有权利进行兴建的自家土地上建磨坊,我邻居的磨坊由此而收入减少,因为他不再有他惯常接待的那么多顾客,或者因为我的要价较优于他,那末,没有任何人能够为了这类损失而迫使我拆除我的磨坊,因为人人可以从事自己的行业和增进自己的财产,只要无害于任何人,就是符合人人共同利益的。
  这一段话很清楚地表现出新兴市民的竞争思想,与早期城市的公社精神、甚至封建精神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每经一个世代,老一辈的市民就被竞争推向一旁或完全压垮,而种种发展则将许多新家族、新创业人带到前列。
  不过,这种新的市民思想还是犹豫不定的,就连对于市民阶层本身态度如何也都还拿不准。最能明白表现出封建思想在这时期仍旧顽固存在的事实,莫过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市民经商致富以后所作的决定:放弃手工业和创业家的活动而移居乡间;其目的很简单,只不过是要按照封建标准获得封建秩序中的正统地位而已。他们购买土地,或者购买连同领主所应享有的种种播役在内的封建采邑,企图藉此或依靠联姻跨进贵族阶层。
  只有国王或者皇帝才有权颁赐骑士称号。(不过,博玛诺瓦却讲述了三位骑士共立第四位骑士一事,但指出他们此举并不合法。据称,在法兰西南部直到1298年,国王的俗世领主、附庸仍能够颁赠骑士称号。然而博玛诺瓦却说,这类“新事物”只能由国王主持。)事实上那些移居乡间最富有的市民都被封赠了骑士称号。未被封为骑士的富有市民则渴望拥有自己的采邑。尽管这在法国曾由国王明令禁止,但博玛诺瓦却论证说明这类购买如何才能办到;有很多封建领主——由于受通货膨胀影响和为供十字军东征而被征调人、财、物资以致囊空如洗——迫于无奈,只得将土地出卖或将女儿嫁到市民人家,以换取某种代价。
  市民这一合法地位,到13世纪时便已在西欧牢固地得到承认,但是,开创这种地位的运动领袖及其反对者,却都受到他们那个时代法律、经济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束缚,还没有认识自己是在推翻或废除旧的一套,还远远没有——正如已谈到的,那时的市民所企盼的乃是成为贵族。博玛诺瓦的著作证明,当时有一股强大的法律思想潮流,力求适应、而非消灭封建社会的一切利益,而这是与市民阶层的期望一致的。
  市民阶层理论家——至少其中有著传世的人——曾经看出,在贸易发展与某些封建特权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并未看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根本性对立。
所有权和契约:封建秩序的转化
  由于社会身份的封建类别仍占主导,因而博玛诺瓦描述每一类别及其与所有权法和契约法的关系,颇费一番心思。据他说,有三个等级,即贵族、自由民和农奴,是得到承认的:贵族具有自由的世系,诸如国王、公爵、伯爵或骑士,而且这种贵族身份,永远是由于父系,并非由于母系而被认定的;自由民的特权则属另一种情况,因为他们之中具有自由世系者,其世系乃是源出母系;凡系自由之母所生者即为自由民,从而享有随意行事的自由权。
  在讨论到农奴身份和领主任意监禁农奴的权力问题时,博玛诺瓦承认自然法支配一切:所有的人按照自然所定都是自由的。然而,博玛诺瓦辩称,现世社会却是自然的一种恶化,他认为,奴隶身份的合法化即是这种恶化的明证。
  论及所有权法,博玛诺瓦着重封建权利,包括一个家庭成员在某个时期、通常是一年以内,有权将业已售与外人的任何所有物重新购回。任何一个在原售让者死去时继承产业的人都得享有这种权利,从而严重地限制了不动产的交易。由此,那个时期很多习俗志都取消了这一recousse(赎买)或 reatraitlignager(回购)的权利。
  在契约方面,《习俗志》给予了贵族某些特权。债权人对一位贵族,应在债务到期后宽限十五天,然后才能起诉索债;对其他人仅只宽限7天。贵族有权使用印章,毋须公证人或王室官员介入便可订立契约。
  我们在《习俗志》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基本上是罗马人的自由契约观念,渗入了法兰西北部。博玛诺瓦无可怀疑曾研究过罗马契约法,那些几乎丝毫未看出他著作中有罗马原则遗迹的人,必定是对罗马契约观念没有给予充分注意,也没有考虑到在博玛诺瓦念书的大学罗马法所受到的重视。他所作出的总结性概述,其内容与方式都令人回想罗马原则,而他对各种贸易商社和法人社团的讨论,则表现出十分熟悉基于罗马原则的意大利经商惯例。博玛诺瓦依据那些显然源于罗马观念的原则来谈论法律,既表明那些观念很流行,也表明它们传播甚广。不同于那个时期其他作家,他所描述的乃是当时的通用法律,也没有因为虚荣、偏袒或要填补空白而机械搬弄罗马古风。还有他对契约的论述,显示出他相当了解契约观念广泛渗入封建社会的程度:宣誓效忠和充当附庸这些封建关系已开始被吸纳入契约关系之中。
  博玛诺瓦在讨论契约时虽然显得熟悉罗马法,但他所注重的却是契约问题中有关实用及商务方面的问题。他既熟悉罗马法规,也很懂得商务习惯,这从他开头的一句话就可明白看出。他将契约称作convenenes,此词及其若干变体是当时一般通用的商务词语,原是由拉丁俗语convenire(达成协议)的名词形式convenientia 演变而来。博玛诺瓦写道:“一切契约都是要遵守的,为此人们才说‘契约构成法律’,只有那些起因不良的契约除外。”
  博玛诺瓦作出这一区别,所依循的乃是13世纪各大法律学院因受罗马法诠释家影响而拟定的契约分类。有一部享有盛名的罗马法诠释集,其作者阿佐著述颇丰,谅必曾为博玛诺瓦所熟悉。阿佐论述契约,一开始就谈到乌尔比安的名言:exundopacto,actiononnascitur——从一份秃头契约,不可能产生任何行动。所谓“秃头契约”,就是付款或行事的简单协议,它除非加上“外罩”,便不可能强制履行。这外罩称为causa(因由),中世纪法语称之为cose,近代法语称之为cause。若遇违约而受害一方要起诉,那么即令证实曾有过协议,也还须有比简单协议更多的东西才行;受害一方要想胜诉,就须证明协议曾“加”某种外罩。阿佐依照罗马法,列举了六种“外罩”:
  一、订立“真实契约”所须交付之物(res)。民法中的真实契约,并非必然涉及不动产。订立这种契约,要将其物交付某人,作为抵押、寄存或借贷,以供使用或其他用途,到特定期限结束时仍须归还原主。我们在第四章讨论商务惯例时,曾谈到这类契约的例子。只要物已交付,就算有了证据,可证明曾达成某种协议:契约便因而加上“外罩”,它的各项条款也就可以得到检定了。
  二、举行订契仪式(stipulatio)时须使用的订约语(verba)。订约各方在订约仪式上,应说出仪式所规定的谈判结束用语,如问:“apondes-ne?”(你是否同意?)回答说:“spondeo”(我完全同意),而不能使用通常的话语。这样才可使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三、契约的书写格式(litterae)。
  四、双愿契约所达成的协议(consensus)。这种无须使用特殊格式的措词,也不一定要用书面写出的契约,在罗马法中原是因受罗马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影响而出现,其实际运用仅限于贸易,被看作是“万民法”的一部分,并曾导致罗马裁判官采取行动以昭诚信。依照阿佐的逻辑,双愿契约在可以容许的范围以内,其外罩正在于不需任何外罩。
  五、对于为先前所定契约作补充的契约(pactes adjoints)来说,只要头一份契约有causa就够了。
  六、最后,一份业已履行的契约乃是曾有“因由”(causa)的,因为既行其事(reiinterventus)就可推断曾有协议在先。
  博玛诺瓦的讨论几乎包括了所有以上各点,只是略去了拉丁文名称和罗马法来源。不过,他显然是将作为一种法律范畴的cause,与作为“理由”或“动机”解的字面译法相混淆了,所以,其硬说“起因不良”的契约无效。他所举的例子包括偿还赌债、盘剥重利、或者其他诸如从事犯罪活动之类的各种“contre bones meurs”(不得好死)的契约。他同时还表现出曾受到公教法或阿佐门人阿库尔修斯所作诠释的影响,将起誓也认作是causa。他确实采纳了教会法学者的看法,认为其起誓订立的契约尤其应当遵守,因为“既在上帝与个人之间立了约,若不尽自己最大努力遵守约言,那就是在上帝面前犯了伪誓罪。”
  博玛诺瓦的契约讨论表明,对封建关系中各种成分的批判性重新评价,如何在13世纪法国开展,从而预示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国王权威的日益集中,将封建领主的司法、治安和军事权力都夺去了。上述种种法学理论变化固然毋须意味任何实际变化——领主法庭还能照旧开庭,尽管受制于可向国王上诉的新权利,而且领主可能已被告知,他乃是“由于国王”而得掌审判权的——但是,审判权却不再受到附庸对领主个人关系的约束,而成为国王所要求的最高权力的一部分。换个说法,各种规例都不再被装作是自古以来人同此心的产物了;领主和附庸都一样要仰赖国王对他们的封建关系作出决定了。
  博玛诺瓦一再坚决认为,臣服、效忠和各种封建义务,都是构成一种协定的要素,这协定在理论上与任何其他契约并无不同。如果说契约所包含的是意愿的结合,是意见的一致,那末,任何有效协议都不可能是强迫或恐惧的产物。博玛诺瓦说明,他所想到的是那些由封建领主或其他有势者强制达成的协议。的确,
  如果我说我是由于有人胁迫而订立了一份契约,……而施加胁迫者看来并非我的领主,也不是有势力的人,以致我不能反抗他而坚持自己的权利;那末,我的畏惧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原本肯定可以起诉这个人,从而既能防止对我的任何损害,也可免于签订一份愚蠢的契约。
  紧接在这一节讨论之后,他便说出我们前面所引关于国王司法权无所不在那一段话。这其中所包含考验封建约束的机会常被利用,以致13世纪和14世纪频繁发生利用王室法庭来挑战封建领主特权的事例。
  因此,总起来说,契约这一法律观念向封建政治制度渗透,程度正与其渗入封建经济的情况相当。罗马晚期种种贸易原则被施行于日趋旺盛,并在技术上改进了的贸易活动,到博玛诺瓦从事著述的时候,它们便都已流行于通常法律语言之中,至少在法国确是这样。
  在博玛诺瓦之前30年,布雷克顿曾汇编过一部英国法律论文集,涉及面与博玛诺瓦的相同,而且在对契约的讨论中,也同样明显曾受到当时罗马法学者的影响。在意大利,罗马法已被公认为“普通法”,对所有封建君主国的一切法庭均具约束力,唯有改用了某种jusproprium(地方法)的法庭除外——如各城邦改用城市法,口岸城市采用海事法,西西里、萨丁尼亚和萨沃伊实施君主法令。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各城市(eueros )影响下,罗马法的契约概念和诉讼程序业已固定下来。1068年的一部巴塞隆那习俗志,广泛地取材于《佩特吕抗告录》。《法典》有了加泰隆尼亚语译本。1215年以后,由于在塞拉曼加建立了一所大学,当地所训练的罗马法学家开始从事法律业务。在利昂和加斯底这两个王国,13世纪中期在一部据说出于阿丰索贤王之手的法规概述Lassi Aete- partidas《约法七章》里面,出现了许多照搬罗马法之处。
  在德国,罗马法全面采纳较晚:直到1495年它才被德国中央帝国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德国最高法院)——承认为该帝国的普通法和一般法。不过,在14世纪汉撒同盟建立起了贸易实力之时,罗马法的种种原则曾在许多文本和论文中、以及在汉撒同盟各城镇的大学中出现。某些罗马法原则甚至还传播得更早一些,以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西方继承者自命的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都曾制定novellae《新篇》,以之作为《查士丁尼法典》的附录。
  民法教授和教会法教授、各国的王家法庭、以及欧洲各地市场的罗马法彼此当然大有差异。但是,罗马法业肯定已迫使运用法律的具体方法趋于一致,而且凡是13世纪贸易热潮波及之地,当地的习惯法均已有罗马法渗入其中,尽管有时是以伪装方式渗入的。就连在从未承认罗马法为“普通一般法”的北法兰西和英格兰,罗马法也得到了不加引证的实际援用。菲力普三世曾在1278年颁布法令称:“凡在奉行习惯法之地区,律师均不得放弃从事引证罗马法。”不过律师无须放弃,因为实际上罗马法已渗入了习惯法。
  博玛诺瓦的著述并非罗马法渗入契约法领域的唯一明证。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著作呈现相同情况:信赖罗马法原则——以及罗马法诠释家——而不予以直接引证。例如德丰坦(Pierre de Fontaine)的Consei la unami(《对一位友人的忠告》):Josticeet Plet(《审判与抗辩》):Tresancienne coutume de Bretagne (《布列塔尼地区的远古习俗》),以及Lirre des droizet commandemes(《法令全书》,等等。与此相同,在公证业务方面我们发现,罗马法诠释学说为构成一项stipulatio(协议)所必须、并从而使契约带有causa(因由)的那种专门语言,日益得到实际采用。显然可见,法律事务这一行业的最下层——公证人——正在接受某些正规训练。
  博玛诺瓦把契约是否有效,看作基本上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这就更进一步反映了罗马法的影响。有些协议是非法的,达成那种协议或许竟有招致惩处的可能。但是,causa的主要特质并不在于它使各方达成的协议在实质性意义上有效,而是在于它对违约可采取法律行动。乍看这一点,可能显得学究气和纯属理论问题,但它实际却表达了一项对贸易增长至关重要的原则。教会法规学者深信诺言是神圣的,并指望有关各方恪守诚信履行内在意向。
  然而,在民法学者看来,诺言乃是nudum pactum(秃头协议);它可能会成为良心重负,但若无更多的东西就不可能强制履行。这“更多的东西”几乎在每一实例中都是客观实在而可作证据的,其用意在于向旁观者通报协议,将它记录下来、或者至少是使达成的协议不遗留可怀疑的余地。契约的这一客观性概念,乃是适用于市场的,因为在市场里唯有契约,才将有关各方联结在一起,而不仅是家庭、村庄、公社或行会中某种持续关系的一个要素。
  按照“万民法”商人可采用双愿契约,因为对交易方便的需要压倒了对成交取得客观证据的要求。他们依靠知晓对方的信誉,依靠很多公社都订有的责任保证法,依靠信贷方面的种种其他办法,或者某种协议信物,仍然可以得到保障。
  例如,只要交付了“上帝的小钱”作为协议信物,从而取代罗马法诠释家所说的正式“外罩”,商人契约就照例受到确认。这上帝的小钱转手以后,大概会用来作为施舍,或者如像亚耳地区的风俗那样,拿到教堂去购买一根蜡烛。
  教会法规学者坚决主张遵守诺言是道德义务,他们对民事法庭施加压力,而往往向罗马法的自然义务——亦是道德上的、但一般地无法强制履行的义务——求取理论指导。正是这种压力,导致法国的最高法院将“excausa”(不具因由的)契约作为衡平问题而确认其有效,并成为以后在英国建立衡平法裁判权的背后促成力量。
  然而,13世纪却有一句律师名言:Dieunous gardedel equit edes Parlements (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最高法院的衡平法),这反映出在新社会关系形式中有关契约作用的一个重要假定。封建关系得以维持,所依仗的是地位高低和主从隶属观念:有的人比别人弱;强者要骑马带领弱者——徒步——前去打仗,如此等等。早期城市特许状,正如我们已谈到的,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它们都具有保护性和限制性,目的在促进已赢得部分自由的全体城市居民的共同利益。就连后来,行会奋斗对大规模贸易以求保持其特权的时候,它们的保护性功能也是公认不讳的,只是这时受到保护的,仅为社会中一个较小阶层——工匠和师傅——雇工不在保护之列。
  契约法与此形成对照,倾向于平等对待所有各方。贸易体制愈是复杂,订约各方在法律面前就愈变得没有个人性。如果某甲向某乙当面售货以供消费,那是在他们达成任何交易的书面文件之外,还有诚信相待和人际信赖等因素存在。这在大规模贸易中,就绝对办不到。我们且以汇单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巴伯里是在布鲁日居住,在毛呢输出商,巴塞隆那市场交易的法兰德斯,他向佛罗伦斯的阿伯蒂银号驻布鲁日的代办,借短期贷款以供收购毛呢。他将毛呢交由代理人运往巴塞隆纳,此人有全权出售毛呢并将所得款项存入弗朗西斯科·达普拉托开办的巴塞隆纳银号,再由该银号负责向阿伯蒂的银号拨款归还阿伯蒂。原借之款系法兰西或法兰德斯硬币;在巴塞隆纳交存之款则为巴塞隆纳通货。试想像办理这宗交易所须的文书工作。货要随文件走,在货物运抵巴塞隆纳时,原在布鲁日签订的售货契约对购货人说来不带有任何个人含义;它不过是一张纸,说明这批货属于某某人。它所代表的,抽象地说,乃是对这批货的所有权或主权。
  而办理信贷和汇款甚至还要抽象。在布鲁日,巴伯里要写一封汇函:
  兹于1399年12月18日以上帝之名,请在通常付款延迟限期以内,凭此首联信函付给布鲁纳乔·迪贵多商号……巴塞隆纳币472里弗10苏,此472里弗10苏按每10苏6迪尼埃折合1埃居计算,合共值900埃居,该款已由里卡多·阿伯蒂商号在此间付与本人。请即如数照付并支本人帐项。愿上帝与你同在。
古格利莫·巴伯里
谨此致候于布鲁日
  以此而论,函内共涉及四方:巴塞隆纳付汇人达普拉托,他要照付现款;开具汇函人巴伯里;付出借款人阿伯蒂,他已在布鲁日将借款交与巴伯里;以及提汇人布鲁纳乔·迪贵多,他是阿伯蒂的帐房或代理人,要在巴塞隆纳提取汇款负责归还阿伯蒂。
  这种用书面文字代表一笔款项或一批货物的办法,在13世纪由于贸易需要而开始流行并得到发展。但是,一直要等到15世纪——例如在汉撒同盟各城镇——和1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汇款单据才变得与开具者和受付者个人完全分开,并由于采取背书方式而具有流通证券的性质。由于为远距离贸易所需而成为不可缺的书面契约,增强了签约各方在法律意义上的无个人性特征。订约双方在商谈交易时用意何在,是与契约无关的,因为远在外地的未来第三方,要依据以书面备忘录形式所留下的证据,来对这笔交易作出价值判断。订约的正规格式要求已变得比过去更重要,而且订约各方若要契约被认可具有法律约束力——亦即要它表明他们意在造成某种义务——就须采用据律师告知会有那种结果的合法协议格式。
  这又转而增强了律师的地位,也导致了发展、采录和研究各种法律格式,以适应商人需要达成的种种安排。扩展贸易的另一个后果是,增加了对各大商人利益集团的政治盟友的压力,要求有统一的适用于贸易的法律,以其布鲁日地区的契约的格式,在佛罗伦斯也被认为效果相同。
  这一场使协议建立在客观确证之上的运动,还导致了运用法律才智,以谋消除技术上有破绽的契约。如果签约某方后来发觉当初订约考虑未周,或者纯属经济地位悬殊所造成,或者仅因情况改变致使不再有利可图,从而不希望如实履行原定交易,那末,律师就可以研究契约,看它是否能强制履行。原本仅作为协议证据的书面文字,已开始凌驾于协议的实质之上了。
  契约原则的普遍化,以及新利益集团增加压力,要使一切契约均须遵守这准则获得认可,这两者代表了市民阶层要使一系列重要社会关系摆脱政府管辖的努力。契约是基于订约各方意愿的“私人立法”,这观点是与封建制度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而且,在某些教会法理论家看来,这类硬性规则减损了作出约定的道德因素,从而可被利用来压迫穷人。王室法庭也拒绝将这纯客观的契约理论(按照这理论,书面协议高于一切,毋须过问其公正与否或协议各方相对实力如何)推行到极致,从而导致法律界对最高法院的“衡平法”进行抗争。各种市民法典的理论依据开始出现;政府所应起的作用在于提供一套机构,来迫使订约各方遵守所订契约或为未能守约而赔偿损失。
  博玛诺瓦所写,并非布鲁日或巴塞隆纳这等贸易中心地区的习惯法,但他也认识到书面协议作为契约“一种证明方式”的价值。他引述了各方可以用书面协议来使契约生效的三种方法:贵族可以加盖印章;平常人可将契约带回居住之地请求当地领主或王室官吏(郡守或者有权行事的公证人)加盖印章;教会司法官员虽然一般专管教会司法权限以内诸如遗嘱之类的事务,但也可对契约加盖印章。博玛诺瓦建议采用的一些契约格式,反映出他所受的法学训练,以及不断推动和扩大契约在经济生活领域的各种力量。他详细举例说明了放弃保护照顾未成年人、债务人等等的契约用语,也列举了放弃“声明一般性放弃(权利)是归于无效的那种法律”的照顾的各种方式。(他同时指出,被强迫同意的抗辩可凌驾于放弃(权利)的条款,并且王室法庭也能以“凡国王中意施行者即须作为法律”为由而搁置放弃条款。)
律师和诉讼:法律专业出现
  专门词语和专门手段开始产生影响,使人意识到法律机构已与公众疏离。一般人民的立法作用开始减弱,随后便在它曾短暂发扬的城市环境逐渐遭淘汰。法律本身作为一系列条规和准则,以及将之付诸实施的复杂程序,成了一个专业阶层的行业。博玛诺瓦告诉我们,咬文嚼字乃是律师的专长。他描述了不愁业务清淡的法律专业和法庭体制。我们已经见到草拟契约的公证人。律师(loiers,亦称avocats或procureurs)增加则标志法律专业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封建时代的习惯既已在契约和商业法领域被取代,它们就倾向于仅只在家族关系范围内残存。就连公社式的城市法规,也都如我们所谈到的被新法律学取代了。)
  公证人可以代表订约双方,将共同达成的一致意见形成书面文字,律师则与此不同,他乃是偏袒某一方的敌手。律师是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他被授权代表当事人行事和发言,并协助制定直接作用于诉讼委托者的命令和判决书。代理观念乃是法律体制和贸易发展中必然的一步。在13世纪以前代理人是不能代表某个商人行事而不造成个人责任的。然而,博玛诺瓦看来似乎承认了一个较新的原则,即代理人一经指定,他在契约上签字只不过是为他的委托人造成责任而已。
  事务代理的普遍原则与适用于律师的诸原则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可见之于使用同一个词——procureur——来表述两类代理人。代理这一概念的新颖,可见于须在法庭中行使并须经法庭登记在案有关律师才能出庭,那种颇谨密的特定代理权,亦可见于博玛诺瓦的陈述所称,律师必须“以其委托人名义出面”行事。为有助了解实际运作,博玛诺瓦举了一个委任诉讼代理权的例子:
  仰各知照,克勒芒郡郡守谨致意于所有获见或获悉此函之人。今有某地之皮埃尔向本官当面申请委派,兹已委定某地之约翰为其一般兼特定代理人,作为原告兼可作为被告,代诉一切不论是向宗教裁判官、教皇使节、代表、副代表、公断人、监护人、查帐官、调查官、郡守、市监、市长、执法吏和其他任何教会与俗世法官,及其法曹和代行其职权者,主动提出或被人提出之为他辩护和对他指控、以及控告不论教界和俗界一切人等之讼案。准此特向该约翰授予全权及专门委托,裨使回答、复录、听取中间判决和最后判决,提出上诉,进行其上诉,凭皮埃尔灵魂之名以一切方式发誓,表明意见,接受对他有利之裁定,出示证据和依法律手续传讯证人并办理此等手续,以及在有关动产、不动产和所涉及之物虽属不动产性质但被依法视为动产之案件中,办理该皮埃尔若到庭必将照办或能办之事务。准此同时亦授权该约翰在其为彼辩获之所有时期以内,代彼签署彼所愿签之文件,其效力一如皮埃尔本人当场所签。准此该皮埃尔在本官前当面许诺,凡由该约翰所作之发言或所行之事或由约翰所签之名,彼均将以其全部财产担保郑重予以承认。为证明以上各节,本官特应该代理人请求,加盖克勒郡郡守官印于本代理权状。神恩第……年谨具。
  这份代理权状的措词既反映出公教法影响,也反映罗马法影响,博玛诺瓦可能是从一份教会档案中抄录下来的。律师这一专业,从其为一群又受管制而又受过正式训练的从业人员这个意义来说,是在13世纪晚期出现的。英、法两国的君主都曾为这门职业立法,限定只有经司法官员批准者方可从事法律工作。这种立法——英国是在1292年,法国是在1274年和1278年——反映出一种渐进的发展过程。最先委派别人代表自己的,大概是经常涉讼的地主和商人,但是据传此外也有一些人是带着朋友和顾问上法庭的。
  罗马法日益通行,又新增了王室立法,再加上贸易越来越复杂,这一切都导致受过训练律师的需求。上文假设的那位聘请了律师约翰的皮埃尔若要打官司控告理察,就须经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以谋胜诉。
  首先,约翰必须选定一处法庭来告状。如果被告是一位教士,约翰就得到教会法庭——“向教士的教区主教”或教会上级——去告。他在那里要办一套虽然复杂但却颇具条理的书面诉讼程序。皮埃尔的讼词须用书面进呈;理察也须用书面作出相应“抗辩”,列举法律依据说明该案应缓办的理由(推延抗辩),或者举出法律依据和事实要点部分驳倒或全部推翻皮埃尔的要求(绝对抗辩)。皮埃尔将有权提出“答辩”,对被告所提抗辩中的各点加以反驳。在教会法庭上,那位教士可以对皮埃尔进行反诉,要求抵销或扣除其对皮埃尔具有的某种债权。诉讼程序当即由此依据书面进行,证据亦须以书面说明的形式提出。
  如果理察不是教士,皮埃尔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如果理察是城市居民,可以到公社法庭告他,而且大概只能到那里去告。如果理察是国王的市民,并居住在国王直辖市内,那就要到王室法庭告他。“特权人物”——他只能够在国王的法庭、而不能在领主法庭受控诉——这一概念,是在13世纪开始出现的,我们发现它悄悄进入城市习俗志,在法国尤其如此。城市居民、大学生、王室官吏、受到特别保护的行商——所有这些人都可能是仅只接受王室司法长官审讯的。在克勒芒郡,王室司法长官就是郡守菲力普·博玛诺瓦本人。
  然而,如果理察和皮埃尔之间的纠纷在于农村土地,而且那片土地既非位于任何一个城市的领地境内,亦不处于国王的直接司法管辖之下,又如果他们两人谁也不是特权人物,那末,皮埃尔就可到相当的领主法庭去告状。但是,哪个领主法庭相当呢?“被告安歇和栖身之地的领主”是有司法裁判权的,再不然,就土地案件而论,土地位于其领地境内的那位领主有权审判此案,不管涉讼各方来自何处。
  讼案本身不论是向郡守提出,还是向领主法庭提出,均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审理。13世纪常被采用的是战斗裁判:圣路易曾在1260年试图废止这种审判方式,至少也要在王家直辖领地内废止,而代之以讯问和作供的制度:博玛诺瓦特别指出,只有刑事案件才许可依法进行决斗。但在王家法庭和封建法庭中,通常一桩有关契约的案件中如果一方指称对方或其证人说谎,就可能变成刑事犯罪问题。于是便要暂停审判,来就作伪证问题进行合法决斗。
  即使皮埃尔如果愿冒与理察决斗的危险,能够找到一处法庭去告他,而且有把握提出一个可被接受的要求,他也还会再遇到一个障碍。他若不能迫使理察在对其进行宣判的合法时间内出庭,就无法获得对他的判决。多得惊人的中世纪诉讼程序法,专门就须经何人和何种手续才能使被告出庭答辩这一问题作出规定。如果理察有一位律师,传唤他可能比较好办,因为律师代诉委托权状要在法庭存档。若原先存档之处以外某个法庭需要这份权状,则须抄一份副本附加证明送去;原件本身具有通告的功能,这功能可以由于原件从首先接受它的那个法庭调出而受损害。
  司法传讯概念是同司法裁判权概念联在一起的,对理察须到他居所去控告,就是因为只有他的领主有权要求他出庭受审。理察乃是他领主的“仆人”这个封建观点,对司法诉讼程序起决定性作用。博玛诺瓦甚至将司法传讯与传召参加领主军队打仗和传唤服封建徭役放在同一章一并讨论。与此相同,在原则上一切土地都是由于一位领主而得保有,因而领主是唯一有权审判“有关”土地案件的。
  传唤理察另一个可选择的办法,就是拘捕他,这是一种对某几类行为和某几伙人才可施行的办法。所有贸易中心地区的习俗志,都谈到拘捕权问题,一般说来,对城市居民是限制或禁止采取这种办法的。反之,由于城市担保市民的偿债能力,债权人倒也受到了保护。
  理察一旦被传唤,他有权作数次拖延,期限均已确定,或许他能作无限期拖延,那就须由皮埃尔再度提出对他的传唤。但法庭对延期的正式请求在程序上规定如此明确,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丧失延期之权。如果理察派人去到法庭应传,而他的代表未到庭,那末,雷夏就算是“缺席”,从而输了这场官司。13世纪的诉讼实用手册,都满载对律师的提示,教导他们该怎样拖延诉讼才不致被判缺席。然而,对于这类策略,博玛诺瓦却似乎是抱法官的而不是律师的观点看法,因为他不仅不肯讲述那套伎俩,而且还告诫说:“法官若不赶紧进行审判就是有罪。”这使人联想到圣路易曾训令郡守“应听取向他们禀诉之事……以期朕之臣民不致因担心麻烦和费用而放弃其所应享之权利。”
  我们可能会问,诉讼程序何以如此繁复。首先,博玛诺瓦所描述的司法制度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每增添一种新诉讼仪式或方式显然都有创始原因。例如,看来封建时代传唤程序许可拖延,很有可能原本旨在适应农业社会需要。在那个时代,领主“法庭”的“传唤”乃是手段,藉以令附庸到场耕地、打谷或作战,因而延期是对附庸个人需要的让步。时移势易之后,程序设计变成了缺乏内容的形式,其所应用的目的已非复原先为之而形成者可比。
  另一方面,律师为商人阶层着想,亟思废除有碍迅速而有效地处理商务纠纷的繁文褥节,他们不断寻求并获致那些关乎他们委托人的法制的变革。例如在法国,诉讼当事人不得在自身案件中作证这项法规,就曾为求有利于商人而得以放宽。一个食品商可以为顾客欠他的帐作证,因为倘遇顾客矢口否认就别无其他办法可资证实。一位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书面出具的认债单作证。这类规定,尤其是前者,成为日后店堂帐簿原则的先导,这一原则确定可以接受商人的帐簿来证明顾客所欠数额。
  在英国,爱德华一世曾于1303年规定,若原告和被告双方均为商人,且已交付过上帝的小钱,则不许可藉法律来赌输赢。有权在债务案件中“藉法律赌输赢”的一方——通常是被告和被指控为债务人的一方——总要作出保证将于某日对簿公堂。到了那一天,他在法庭上公开起誓说并未欠债,并邀请了11位邻居前来宣誓指称,他们相信他所说属实。就大多数商人而论,藉法律赌输赢已成为制度性集体作伪证。
  律师既受市民阶层托请,去营造新诉讼程序,还须要精通旧有繁文褥节。在13世纪,贸易发展所产生的错位,业已导致骑士和教士对自身的地位作出严格界定,以维护各种特权并排除篡权者和假冒者。一种相类的界定地位方式,标志着商人群体的成长,而律师亦随而以相同方式响应。他们宁愿让取证于证人、证件、官方记录和事实推断取代战斗裁判;他们欢迎增加采用书面审讯记录;并赞同博玛诺瓦所提出的建议,即法官在法庭上应要求用书面提出法律依据要点。但是,这种经由法律界居间策动的法律合理化是有代价的:要想实受其惠就须为律师的服务付酬。皮埃尔也许自信他官司的胜负是根据书面的、或者至少人所共知的规定,以及证人或文件所提出的证供,那是可以为法官重新建立原先引起纠纷的情况的。然而,要获得这结果,他只有委托律师代行,代为在这程序系统中操控各种有关法律和事实因素,那是皮埃尔非经长期学习不能通晓的工作。这个矛盾经常被人明白见到。一位在不列塔尼为穷人效劳的非凡律师,被人尊为圣徒以颂扬其独特。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关于他的诗:
  圣伊扶来自不列塔尼,
  当律师却不打劫财钱,
  这样事真叫人摸不着边!
  要对诉讼程序这种混乱状况作出革命性反应,就会摧垮司法结构,而另建新结构。然而,当时的商人、市民和海上冒险者却都不认为自己有力量这样做。他们并未致力于此,而是遇到某些纠纷,便靠律师帮助绕开既定法庭体制,并在其外建立起行机构。例如在纽卡索就有一座由国王批准建立的海事法庭,它的特许状要求一切讼案均须在案件提出后第三次涨潮以前审理。集市法庭在开市时开庭,在收市时收庭,在此时限以内须将各种帐务处理完毕,将一切纠纷解决。(不过,有证据表明,集市上的纠纷最终可能回到王室法庭。按照商人惯例,已售出货物若未偿清货款,即可使卖方对货物有留置权——一种非占有的财产权——,若货款始终拖欠,即可将货物强行没收。而且博玛诺瓦也曾指出,在法兰西王国,一项由保证人负责的口头担保若在香槟集市作出是有效的——亦即第三方可以为购货人信用作口头担保,并同意若欠款人拒不交款或未能交款,他将承担偿债责任。这类担保可以由王室法庭强制履行的,因此至少有某些纠纷,直到集市收市仍未处理完毕。)
  城市居民同时也还求助于非司法的解决问题办法。他的律师可能有权威在法庭以外处理讼案,或者争讼双方能同意将争端交付仲裁。仲裁是一种正常商务惯例,但同时却也可以用作一种手段,借以逃避审讯的严厉和不确定性。有争执各方可以挑选仲裁人,同时交付现款或者财物作为担保,保证遵从仲裁的最后决断。但是,契约有讲求诚信和预先认定订约各方意图等原则,对仲裁人更有行事必须——一如法官应当做的——合于情理而无所偏袒的观点,这些仲裁者作出的裁决在争执某一方看来难以接受时,是可以诉之于法庭的。举例来说,包菲市有一个市民,在一次殴斗中打伤了另一市民,肇事者愿意由受害人挑选三位仲裁人,来对此事进行仲裁。仲裁人命令祸首去作三次长途跋涉——前往意大利、西班牙和普罗旺斯——朝拜圣地,并在海外留住三年,还要签署一份保证书,“宛如亲堂兄一般”来为受害人担保一切。那闯祸的人对此命令加以抨击而拒不遵从,指称它是事先策划的计谋,既非基于他犯错的严重程度,亦未依照证据作独立裁断,而且也不符合仲裁协议的意图。博玛诺瓦对此案加以论断说,原定协议毋须遵守,仲裁人的命令应归无效,他还引述了他的判词,表明正义和公正准则是可以强加于仲裁法庭的。
  从博玛诺瓦的生平和著作,可以约略看出13世纪和14世纪时各大贸易利益集团、势力强大的新兴君主、以及法律专业人员之间的联盟。在此以前的200年期间,立法乃是民众活动,是革命性斗争的附带和巩固性工作;在那时期以后,律师和文官的出现是世事出现新状态的征兆。法律成为经济强者的仆役,由一个受他们雇用,为他们利益行事的阶层来建构。在后面我们还将回到这个主要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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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27
真实姓名
余翔东
只看该作者 19楼 发表于: 201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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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商人首都格拉斯
    那时代的男女个人行为,如何受到法律条例影响,在博玛诺瓦以及其他法学家和文官言论中没有明白地显露出来。由于城市居民起义而造成、又经封建领主和王室采取行动加以修改的那些法律变革,若要对其实际影响加以衡量,就必须对一个特定城市的具体生活,作密切的考察。格拉斯是法兰西南部的一个城市,距地中海20英里,距意大利边境50英里,是一个次级制造业和贸易中心,对于它周围农业和牧畜地区以及较小城镇,起支配作用并有现金交易关系。详尽观察之后可以看出,那种买卖、借债和形成资本的节奏,充分显示城市法律原则在贸易增长所占的中心地位。虽然格拉斯档案并未提供与博玛诺瓦著作相类的资料,我们还是能见到资本主义法律与封建法律的日益互相渗透,并领会到如果经济增长不稳定,封建法律就有能力重占上风。我们感幸的是,格拉斯市由于气候温和,历史比较太平,因而远自14世纪的各种契约、证书、官方案卷之类十分广泛的史料,均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在我们查阅其他城市史料时,更可看出格拉斯市的经济和法律发展是与其他地方密切相类的。
  对于这个时期市民阶层的法学理论演进,固然最好是透过曾受大学训练而又深得君主信赖的法学家的目光来观察,但若要观察格拉斯市的日常生活,透过莱昂涅·戴约那样一个犹太人,或者以格拉斯市为经济生活中心那些农民的目光却是极好的。戴约的名字曾在1305年一份官方案卷上出现,后又曾在1309年的一份公证文书上作为一批毛呢买主出现过。
  格拉斯正好位于地面从地中海平缓升起,和阿尔卑斯山前区陡然上升的石灰岩壁交界之处。它是10世纪时在一位主教和一个以姓格拉斯的贵族的宗主权下建立起来的。1155年该市成立了公社,选举出两位执政官,其职权与北部一些城市市长相同。格拉斯市内不断爆发的阶级斗争,给普罗旺斯的伯爵提供藉口,使他在1227年得以镇压公社。尽管如此,该市仍继续享有贸易特权,以及经商、开办集市和市场的自由。
  这些特权都很重要,格拉斯成为通过订立通商、友好和互相保护条约而与热那亚结盟的普罗旺斯地区城市之一,它依靠热那亚收购主要产品,诸如鞣制皮革和各种农产商品。而且,格拉斯市正当地中海沿岸要道,可通往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马赛和其他较远的西部城市,因而它成为普罗旺斯陆路贸易的终点站。还有些次级道路通往普罗旺斯的卡斯特良和迪涅等小镇,其地居民穿衣、购买农具和出售农产品都要依靠格拉斯。
  14世纪犹太人的地位,反映出基督教资本主义的偏见、虚伪,也同样反映出它的宽容精神。犹太人社群在地中海沿岸所有主要城市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宽容。我们不知道戴约家族来自何处,或许是13世纪晚期从巴黎南迁而来的。1306年法国的菲力普四世,曾将犹太人驱逐到他的王国以外,进行了若干年前就开始的官方和最后一次民族迫害。但是巴黎犹太人社群在前此很久就已经开始向外流徙了。1292年巴黎市征税名单上,有125个犹太人姓名:1296年和1297年名单上就只有86个。这两个数字所代表的,大概只是犹太居民人数的10%,因为只有很小部分人有足够经济力量要承担缴税。可是从1298年起,征税名单上就不见再有犹太人了。
  在普罗旺斯历代伯爵保护下,许多犹太人家族在格拉斯定居,发现这里对外来人相当友善。一般说来,犹太人社群在封建欧洲要受时有变动的封建领主保护。在封建领地以内,犹太人社群分散居住,奉行摩西律法,这是受到每个领主心照不宣的保证的。在这种半保护、或者说半约束的状态下,正如雅克·艾侣尔所说,“封建领主多少把自己看成他领地上犹太人的所有者。”犹太人不许有奴隶,也不许雇用基督徒工人从事手工艺劳动。因此,他们只好以裁缝或打制金饰为业,并从事放债——基督教徒若从事这种活动,就要遭教会惩罚。犹太人就这样既用自己的本钱,也为那些不愿公开露面的非犹太人充当“前台”,干起放债这一行。周期性民族迫害屡屡爆发,不是把许多犹太人社群完全消灭,就是强迫犹太居民大量逃亡;最恶劣的一次迫害,是伴随初次十字军东征而来的。
  犹太人尽管因为充当放债人而声名不佳,却并没有因此真正致富。他们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迹象就是:1292年巴黎征税名单上的125个犹太人,共缴税款126里弗尔;相形之下,名单上200个大都参与商业和钱业的伦巴底人,共缴税款1500里弗尔,这反映出他们的人均财富要大得多。但是,在一个如像格拉斯这样的次要贸易中心,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迹象可以表明14世纪时曾有需要大量投资的经济活动,因此,财力并不雄厚的犹太人在经济上大约与当地商人和手艺工匠相当。
  普罗旺斯统治者直到1396年,才初次对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那时候犹太人都必须佩戴识别标记,并须在城镇中特定区域内居住。经商和专业犹太人社群,聚居在城墙内城市中心犹太人教会堂周围;犹太人就在那里从事手艺、行医、买卖以及放债取利。他们的活动逐渐变得十分重要,终于使逾越节羔羊爬上格拉斯城,装点了该市的市徽。
  小额贷款灌溉了当地经济。用以发放这些贷款的较大资本都是凑集起来的,有些来源简直令人惊奇。例如某一次,有一位代理主教职务的神父,竟将总计58个福罗林的一笔款项(福罗林是当时一种金币,含金量为3.54克,58个福罗林共含纯金约4英两),交给了罗班·迈尔、哈西尔和雅各(等犹太人)。此外还有一些约据,是犹太人具名收款,作为来自两个热那亚商人和一个当地贵族的借贷。这时期许多公证文书表明,人们经常利用“隐名合伙人”的compania (商号)来办理业务。考虑这一点,还有教会禁止高利贷,就可以断定那位主教、那些商人、以及那些贵族,都是在将他们的钱交托到要以之出借生利的地方。那些贷款也如当时所有一切这类交割一样,都在认债文据中被说成是“为求增进关系和友谊”而不计利息;实际上无可置疑,利息是以某种方法暗藏在交易之中的。
  14世纪初期的格拉斯,代表封建关系崩溃并为货币经济约束取代的又一发展阶段。我们开始看到现金支付的采用,不论是当场支付还是以赊欠方式支付,甚至购买农村生活基本必需品,以及我们曾在前一章中谈及的、随之而侵入城市的各种领主权利要求,无一不是如此。
  在一些较大城市——例如在巴黎、伦敦、热那亚、布鲁日——或者在像英国那样处于中央集权君主坚强保护之下的城市里,经济生活向新方式过渡可能只需经历二、三个世代。
  在如格拉斯这样的城市如同在英国以外的无数城镇一样,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战历时较长,并且带有多种形式。市民阶层宁愿维持现存国家制度以求保护贸易,不愿尝试摧毁它们,这在格拉斯意味着运用它的经济实力来消解城乡之间的传统关系,代之以被认为无偏的契约法所造成的约束,使不论男女,都被迫将本身自愿行为化约为书面文凭。
  我们如果审视一个像格拉斯的二级贸易城市,便可看见那里正在锻铸成千上万契约链环,这是一个可以将城市经济生活和依赖城市的乡间,从仍然握有支配性政治权力的贵族手里夺取过来的过程。在14世纪初期,农民都要从远地赶来格拉斯进行交易,他们或步行或骑驴,在春天远从25英里外前来购买农具。1310年时的一份典型契约允许赊欠货款,并应承担负责按时维修铁部件三年。农具制造铁区是独立工作赚现钱的手艺工匠,他要住在格拉斯以便能为那整个地区服务。如果农作物歉收,或者一年收入用不到头,农民已不再能像父辈那样去向领主预借谷物、干肉、鱼类和其他必需品。领主的儿子很可能也像他一样缺少现款,或者如果有现款,就会用以在格拉斯暗中进行投资。
  1310年时典型的农地佃耕制已不是封建式,而是将两种基本上是契约性的办法,即acapt(永佃制)和metayage(分益佃耕制),变通其一种而形成的制度。按永佃制(acapt,亦称emphyteose,其拉丁文为emphyteusis)佃耕农地,要将领主的地产权利分为两个部分,即domaine direct(土地所有权)和domaine utile (土地使用权)。这后一种权利,即土地使用权,永远授予农民,农民则要在接管农地时交付一笔永佃费(即是acapt),并承担一定数额的现金地租(称为cens ),永佃费的高低随情况变化不一,时势兴盛之际款额颇为可观,若遇时势不济,劳力短缺而又亟须找人耕地,就只要交付纯属象征性的“一对松鸡”。领主或其他地主对于地产,仅只保留下列权利:在未缴年租或者佃农无后嗣或放弃佃耕时收回农地;或在农地未得到精心耕种时宣布佃约无效。(永佃制的佃期一般说来应是永久的;因此使用emphyteose一词稍欠准确,罗马法的emphyteusis 原是有限期的。)
  这样一来,领主便退出了封建庄园制,换来的是每年四次交付定额现金和一笔一次交付的现金或实物。有关罗马法emphyteusis的知识广泛得到传播,并在法国南部变成acapt,无疑是由人们懂得封建徭役可容赎买,还可勒索使用土地的代价而促成,此外或许还有省事的因素。在很多封建庄园习俗志中,就载有比较这类得失的史料。
  然而,永佃制却是一种具有双刃的办法。如果永佃农民——及其子孙——果真永远守在所佃农地上,年租很快就会变得微不足道,那正如同城市特许状规定市民应交纳的定额房租一样,因为货币供应日益增多,商品流通日趋活跃,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如果经济继续增长,以地租为唯一收入的贵族就注定要陷入贫困,市民阶层只须待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然后收购贫穷贵族的产业。这样的事很多,但却并非轻而易举,也肯定不会安然和平地办成。
  如果商人和其他非贵族有土地出租,或是贵族不顾传统,要仿效意大利人振作事业精神,那末,他们可以采用被称为metayage或eacheria(分益佃耕制)的办法,来避免永佃制的不利之处。这完全是一种契约性办法,可以确保土地得到耕种,它从意大利经普罗旺斯传向了北欧。在契约上,分益佃耕制与法国和意大利商务运作中的societ 或commenda(结会)相类似。土地主人要同农民签订一份契约,为期三年、四年或者更长一些,农民同意确保土地的开发利用、农作物的收成由农民保留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第1年可以保留全部),供自己消费或出售。契约中还规定,农民可从地主手中得到一笔贷款以供开办农事,或者由地主同意提供某些器具设备或负责照管某些农事工作。格拉斯市有个公证人,他在城郊平原上有一座葡萄园出租给一个农民,但却约定他要每年一次脱下长袍,离开他的法学书本和书斋,到葡萄园去亲自参加修剪葡萄树,以助长势俾保翌年丰收。我们对这项条款不须诧异,修剪葡萄树枝促进葡萄产量和质量,乃是相当重要的先进技术,那位公证人亲自监督做好这件工作是很合逻辑的。
  格拉斯市商人所采用的一种与此相关的办法,是将放牧地分租出去,有很多契约使我们得知,该市有一个市民曾签约获得一位贵族所有的一片放牧地的永佃权,后来改变主意,又将那片放牧地的若干部分短期分租给别人牧养牛羊。这种变相的分益佃租,在公证人作业中称为mègerie ,其特征在于商人同他的分租佃户对半平分收益,商人将由此而得的钱拿出一部分缴纳他永佃年租。(尽管分益制可使地主免受通货膨胀损失,但有很多贵族还不愿把bauxàacapt〔永佃出租地〕变成分益出租地,原因无疑在于意识形态:永佃制之类的传统和对商业精神的反感,压倒了经济上的自利考虑。)
  租得了永佃地或分益地的佃户,要靠举借小债来置办必需用品。他要购买种子、农具或者家用商品,便到格拉斯去,随身带着祖传的银杯、毛布或长袍作为抵押。他若太穷,没有这类值钱东西,就可能要以翌年部分收成作抵押。有很多契约表明,放债人要求农民家人或朋友随同进城,在借约上签字担保还债。如果债未如期偿还,债主根据契约有权强取农民的实物,或者要他(或他的担保者)到格拉斯去劳动抵债。放债并无大风险,很多契约表明有许多仅有小额余钱的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事。
  债务契约要由公证人草拟。这位法律文据的代笔人可能会被召到放债者家里,或者就坐在城门口;他先随手记下协商的各点,然后用拉丁文拟制一份正式约据,交由双方立誓签字。放小债给信用不佳的人无疑要勒索很高利息,但利息要以某种方式掩藏而不写明。最简单的作法是让借债人签署一份文据,承认收到若干款额,实际上所收到的要少得多。公证人会小心谨慎地在约据中加上一笔,申明决不以未收到约定数额为由提出异议。
  曾经有过零散尝试,要防止隐藏利息的作法,但都几乎毫无结果。后来,最高法院坚决要求借据须用整数写明所借数额,这乃是为了对付债务契约的常用手法。例如写的是借与952里弗尔,实际所借只有900里弗尔。但是,公证人却立即改换手法,用整数来掩盖小额借款的利息。这么一来,比方说,写的是1000里弗尔的借据,借债人实际只拿到941里弗尔。
  对高利贷的严禁,是在后来才在普罗旺斯地区实行的。1295年时农民若像他父亲过去那样进城借债,是要在借约中将债款和利息分别写明的。1300年以后才在公证人的运作中,见到教会反高利贷运动造成的后果。因为从那时起,所有一切贷款都在约据中被说成是“出于友情”、“为了爱心”,当然都是不要利息的。
  偿还债务一般都要定在庆祝完成某种农事的宗教节日。如果收获完毕,农民就要将他的农产品运往市场,他所种的若系分益佃耕地,就应同时将他不露面的合伙人的份额送去。他还要用所得,偿还所借的小额贷款,然后才回到地里去,从头再开始每年一度的借债、还债轮回。
  农民连公证人用普罗旺斯语记录的协议要点也看不懂,更不要说长期的正式拉丁文文据了。他要依法办事乃是不得不然,他对约据所涉及的法律是一窍不通的。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不是注定会成为争讼依据的契约;契约上明载可向各种俗世和教会司法当局提出任何争执请求裁决,乃是装点性条款,是公证人的舞文弄墨。契约的重要之点在于,偿付保证原是毋须任何司法干预即可强制执行的——对货物、保证金、抵押品强行扣留。对于农民说来,签订契约如同他的祖父应允充当附庸一样,等于承认由另一个人来控制他和他家人的生活。他的自由——买卖东西、抵押财物、不经任何领主批准即可签订契约——都是虚幻的。
  然而,在其他生活领域,契约却又是真实不虚的、在双方同意下依法办事的方法,各种契约关系在毛呢商、裁缝、革匠、皂匠、以及其他工匠市民的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都是真实不虚的。对于他们说来,契约乃是一种借债文据,是预定货物和管理劳动的一种办法。它预示货物的自由流动。
  交易契约义务使那些懂得契约法所提供的各种合法手段的市民,得以居于许多有利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前述分益制的分租方式,就是最明显的实例。那位商人拥有了从伦巴底银号那里借得的资本,便拿出一小部分,向一位急需现钱而又不屑插手商业或不谙合法门道的贵族租得一大片地。这片以不甚高年租保有的土地,后来便成为按照经商办法来饲养牲畜的基地。那位市民一方面靠操纵那片(名义仍属领主“所有”)土地,另一方面也还从实际饲养牲畜的农工的劳动来获得利润。这样利用契约来侵占封建权益是极之实惠的,但这却要靠农民能到格拉斯来出售他的收获或向屠宰场送交牲畜,要靠农民能够平安无事地耕种田地,还要靠格拉斯市民能在普罗旺斯西部地区和意大利之间自由往来,以便同那些伦巴底银号集团达成各种安排。
  因此,必须有和平和秩序,才能保护这种新兴的商务经营;普罗旺斯当时乃是那不勒斯王国领地的一部分,当地统治者保证了它的和平和秩序。查理一世和罗伯特当政时期(13091343)就曾建立新的司法机构,例如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建立Chambredes Comptes(财务法庭),来协助商务经营。
  1350年,那不勒斯王朝在政治上的瓦解与经济衰退、黑死病流行、无业骑士和贫困的小贵族结伙行劫同时出现,普通罗旺斯从此进入了经济衰退的百年时期。农民不再能够安全来到格拉斯,也难以照旧耕地种田。农庄荒弃了,城市全都龟缩在城墙以内。例如格拉斯市四周农村地区,在14世纪后期显然大部分都荒置了,到1496年才重新有人定居。
  那些并非工商业中心的城市,情势大半与此相似。由于封建领主收回抛荒了的土地另找人耕种,封建制度又再增强。货币经济多少退缩了,它原本并无强大力量,或是并未充分建立,经不起政治崩溃的打击。由于军事,或者以及基本经济需要,致使初生市民工商业遭到摧折。
  格拉斯市商业化的夭折,以及市民阶层制度软弱无力,经不起封建内战和穷途封建分子摧残。所需指出的,乃是革命阶层所遇到的法律体制教训。横扫普罗旺斯地区的暴力,既可算对市民阶层经济成就的赞颂,也可视为对其政治弱点的谴责。那些逞暴者,都是社会职能业已消失或减弱的人,他们所以会如此,则是由于新契约关系网络不断增长,以及保证公共秩序和军事防御的主权力量扩张。城市居民从统治者争取到的各种让步,使他们能在封建体制以内建立自己的制度。但是,那些让步即使是双方出于至诚达成的,也都只是不全面的权宜之计,它没有随之以夺取国家权力,使新阶层可以在整个领土上指导经济活动,发展出足够力量来消灭新秩序的内外敌人。
妙人儿倪家少女
大仝小余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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