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一向喜欢使用笔名，其原因如作家笔名研究者朱宝樑先生所归纳的，首先在于第一次投稿没有把握能成功，因此常用笔名，写得不好没人知道，如果获得好评，就渐渐露面；第二种情况是用不同的名字发表不同题材的文章，做诗用一个，写小说用一个；第三种情况是一位作者把两三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作者本人或期刊编辑就为这些文章协商不同的名字发表，以示园地公开；第四种情况则是用笔名发表政论、或者批评某人；第五种情况则是用不同的名字假装拥护其以前发表的观点，以壮声势；第六种情况则最为重要，主要是政治问题，另取假名以免影响自己及家人安全。
^uBwj }6 9[f%;Wa S 艾群：亲口承认
]|BojSL_ g =x"cs/[ 余英时先生1950年代在香港时，写作勤奋，加上其和出版界、报界来往颇密，自己也曾经当过出版社和报社的负责人，因此文章、著作源源不断，也因此取了许多笔名。余先生较为人所熟知的笔名是“艾群”，这也是他自己比较中意的一个笔名，也是唯一一个亲口承认过的笔名。他用这个笔名在1950年代的《自由阵线》、《人生》等比较重要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也用这个笔名出版过著作———但这些著作后来再版时，著作人改回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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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的学生王汎森先生曾经为编纂《余英时早年文存》，请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先生代为复制余先生在《中国学生周报》上的文章，但是郑一无所获，后来郑致电余先生才知道，余先生在1950年到1952年时用过好几个笔名，“只是时过境迁，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用过一个‘艾群’”。同时余英时强调“那些文章是‘少作’，现在没甚么看头”。大陆出版《余英时文集》十卷本时，余先生在序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是《余英时文集》编者沈志佳几次提议将这些少作收入，最终余英时接受了沈志佳的建议，谈到再版这些少作的原因，余英时尤其强调：“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余英时后来谈及这些少作，不改初衷，他说：“年轻时是没什么学力，虽卖文章吃饭，却都写自己相信的话，并不胡写。”
NJ>,' s RCCv>o 但是余英时先生的“少作”，绝不仅仅只有以“艾群”为笔名发表的那些文章和著作。笔者前段时间赴港，在林道群、黄潘明珠、陈致等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星岛日报》、《自由阵线》、《人生》、《自由中国》、《中国学生周报》等曾经发表过余英时先生文章的几种杂志，根据各种资料的归纳，猜出了余英时先生早年所用的几种笔名，此处加以披露，同时也对余英时先生在1950年代用原名发表的文章作简单的介绍。
/+N| X Y.(v{l 首先说几种余英时用原名发表文章的情况，这就要提到余英时与《星岛日报》的关系。《星岛日报》1951年1月1日刊登的《能忍自安》，是目前为止能找到的余英时最早的文章，算是余英时先生的“处女作”。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余英时”，一般来说作者对于自己的处女作使用原名和笔名，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余英时在此处使用原名，充分体现了其对处女作的自信。另外余英时1954年3月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平等概念的检讨》，使用的也是原名，这篇文章也是余先生早年比较成熟的作品，所以才会用原名发表。而余先生当时在《新亚校刊》上的文章，也是用原名发表。
2aFT<T0 h)^dB,~ 另外有一种情况是原名和笔名交互使用，这一点可以从余英时与《人生》杂志的关系来看，余英时在《人生》杂志上写稿时，有时使用原名，比如1954年12月发表的《人生的徬徨———从“星星·月亮·太阳”说起》，使用的便是原名。《星星·月亮·太阳》早年在《自由阵线》连载时，余英时也同时在《自由阵线》连载一些长篇的文章。从余英时为此书写书评来看，余先生很有可能和徐速认识，《星星·月亮·太阳》1953年由高原出版社出版，而余英时当时则是高原出版社首任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星星·月亮·太阳》后来被改变成电影，由易文导演，尤敏主演，获得第一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余英时也常常用“艾群”的笔名在《人生》杂志上发表文章，还曾经用“艾群”的名字为《人生》杂志三周年题词。另外余先生在《自由阵线》上的文章，大部分用“艾群”的笔名，大概是因为《自由阵线》是第三势力的文章，因此余先生用笔名来规避政治风险。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余先生曾经翻译过罗素的文章在《自由阵线》上连载，译者用的是原名。
g;l'VA3v & & 6*ez 石英：“英时”毋误
(=`Z0)= Jc`Rs"2 余英时使用笔名最多的杂志，很有可能是《中国学生周报》。据我推测，余英时在主持《中国学生周报》时，发表文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署名，一种是署笔名，而笔名也花样翻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和其原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这些用笔名发表的文章，也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为后人认定这些文章的“原主”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s fyBw ~B<97x(X 余英时在《中国学生周报》不署名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社评，按其所述，他是该报前三个月的主编，社评文章都是他写的，如果以余先生“三个月”这个限定的时间段查考《中国学生周报》，可以看出他一共写了约14期的社评，从1952年的7月25日到10月24日，首期的“创刊词”出自其手，其后的社评则以“学坛”为专栏名，第十四期的社评名为《如果鲁迅还活着？———也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
'G<}U343=8 ;0;3BH A 余英时在《中国学生周报》上署笔名发表的文章，则有各种各样的样式，笔名大约有两三个，可能性最大的叫做“石英”，另外“愚公”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两个笔名看似和原名完全不同，实则由来有自，“石英”为“英时”两个字的翻转，改“时”为“石”，有趣的是后来台湾有一家出版社便叫做“时英出版社”；而“愚公”则更好理解，乃是“余公”的谐音。这期中用“石英”的笔名所发表的文章，和余英时1950年代前期的“少作”有着非常相通的地方，都在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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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 G5y chKF6n 我之所以断定“石英”是余英时的笔名，在于其在《中国学生周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肯定自己的独立思想》的文章。一般来说，能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的人，和报纸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另外从发表的篇幅来看，要远远大于余先生所撰写的创刊词，因此可以断定这个“石英”就是余先生本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出现了许多和余先生“少作”高度吻合的词汇，而且出现频率相当之高，比如“思想”、“独立”、“以来”、“指出”等等，而且行文语气也和这一时期余先生的文章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D/$6ah~m lO551Y^ “石英”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第三期上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专栏“请你想一想”的第二篇文章，文中“思想”、“文明”、“指出”等词汇也是高密度出现。第四期发表了署名“石英”的第三篇文章《刹那心和连续心》，“思想”一词依然是全文讨论的焦点之所在。第五期发表的《学而思，思而学》，“文明”则成为了讨论的重心。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七期报纸上刊登有余英时先生的弟弟———当时还在华仁小学读书的余英华所写的一首小诗《秋阳》。
R' vdk< TvQWdX= 必须指出的是，“石英”这一笔名许多作家曾经用过，而且数量不少，但基本上可以排除其和《中国学生周报》之间存在着联系。我查阅了朱宝樑编写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其中用过“石英”这一笔名的有五人，分别是陈赓雅、石恒基、王恒基、王德明、赵熙。陈赓雅虽然是记者，但1949年之后都在大陆，所以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石恒基1949年之后也在大陆，而且在《人民日报》工作，也不可能为《中国学生周报》撰稿；而石恒基和王恒基可能是同一人，书中标明两人都生于1934年。而当时《中国学生周报》及其周边也没有叫王德明和赵熙的人，因此其可能性也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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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 jc @).WIs 愚公：舍余其谁？
;yRwoTc)Y *D,v>( 我之所以断定“愚公”是余英时的笔名，也是因为其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第十八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愚公”的文章，名为《求学之道》，文章只有几句话：“有一位哲学家自述他自己求学时期的读书方法，当时他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用打仗的精神求学，以批评的眼光读书。但读书而不求甚解也是不行的，因此他提出了第二个口号：细心想道理，大胆下批评。”
Ig40#pA ')5jllxv 有以下几个证据可以说明此文为余英时所写，因为此文极短，所以此文的作用是补充排版时的空白，而这篇文章旁边还有“思想”和“生活”两个大字，和两个人读书的漫画，很明显是补白所用，因此作者必然和该报有着密切关系。而“细心想道理，大胆下批评”则化用自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52年2月13日，余英时在《自由阵线》第八卷第十一期发表《胡适思想的新意义》一文，其中就谈到了胡适的这一思想精髓。
S*~Na]nS0 'W<a54T?z 当然“愚公”这一笔名的使用者也不少，但是和《中国学生周报》存在着联系可能性的人却很少。朱宝樑编写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收录了七个使用过“愚公”笔名的人，其中有四人去世早于1952年，因此可能性被排除，这其中就有1951年去世的青年党党魁曾琦，另外三人为齐良琨、成本璞、严眼周。齐良琨是齐白石的儿子，1949年之后在大陆，可能性被排除；成本璞主要活动在晚清，因此可能性也被排除；严眼周生平不详，但是可能性也不大，当时《中国学生周报》也没有一个叫做严眼周的人，因此“愚公”几乎可以认定就是余英时。
BDB zc5Q( '|dKg"Yl ◎周言，青年学者，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等。
z=8_%r <O`q3u'l 资料来源:
南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