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时期，一个西戎外交使团来到秦国。担任戎人使节的由余，是一个流落蛮夷之地的中原人，《史记 秦本纪》说，“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这句话要梳理一下：既然说“其先晋人”，那么“亡入戎”的应该是他的先人，“能晋言”说的才是他自己。这样看来，他应该是个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大概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见多识广的缘故，很受戎王信任。 } ^WmCX2a
秦穆公向这位使者展示自己的宫室﹑积聚。由余却不以为然：“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gHUY&sPu8
秦穆公本打算拿文明成果震震野蛮人，反而被由余的话给震了，开始平等地讨论问题：“中国（文明的中原地区）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还是会不时地出些乱子，戎夷没有这些，拿什么来治理国家呢？” {tUxRX
由余笑答：“你说的那些，正是中国乱而不治的原因。当初圣人黄帝制作礼乐法度，身体力行，效果也不过是‘小治’。及其后世，君王日以骄淫，一味靠法度压服臣民；臣民则炮制出‘仁义’概念怨望于上，结果是上下相互怨恨、相互伤害。灭国破家，都是这种情况。而戎夷却没这么多内耗花样，结果是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就象一个人的身体那样运用自如。你们这些文明人不懂，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 fy={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也”，意思应该是说野蛮人只有暴力统治，没有精神文明；可是由余却理直气壮地说“华夏之有礼乐，不若夷狄之无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文明的价值——礼乐法度这一套，耗费社会成本巨大，却完全没把劲用对地方，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和纷争，倒不如野蛮人那套简单质朴的规则好使。 xo#K_"E
秦穆公这下简直被震翻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汲汲以求（秦国其实也是个半野蛮国家）并引为自豪的“文明”并不是那样“先进”。于是退而问内史廖：“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野蛮人里有由余这样的贤人，难免要为我之患，该怎么办？” T} K@ykT
内史廖献策：“戎王生活在边远地方，未闻中国之声。君主可以赠给他女乐，让他把精力放在骄奢淫逸上；同时制造由余和戎王的矛盾,如此君臣相互猜忌，就好办了。而且戎王沉溺于声色，一定倦怠于政事，必为我虏。” F-GH?sfvi
穆公称善，于是留住由余，好吃好喝地招待着，终日和他大谈天下形势，掌握了不少戎夷情况，同时以“女乐二八”赠给戎王。等戎王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穆公才放由余回去。由余当然要劝谏，戎王不听，日子一长，还觉得这个人真是讨厌，两人渐渐有了隔阂。这时穆公又多次派人去挖墙角，由余心灰意冷，遂降秦。过了不久，秦用由余之谋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奠定了强国基础。 HrHtA]
由余流落蛮夷，或有不得已的原因，但从他对华夏文明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对戎人“真圣人之治”的褒扬，可以看出他已经对这种简单的社会秩序十分认同了。这位厌倦了文明社会的繁文缛节和森严等级的智者，真心希望这是医治文明之病的良方。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在文明的腐蚀面前，“高尚的野蛮人”和他们的“真圣人之治”是如此不堪一击。绝望的由余不得不回到文明社会，并帮助他们毁灭自己曾经寄予希望的东西。这种结果对他来说，实在是够讽刺也够苦涩的。 v >sj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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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尽管无奈，到底还是回归了文明世界，而汉朝的中行说却一头扎进了野蛮人的怀抱。 "-g5$v$de
司马迁说中行说投靠匈奴，是因为汉文帝派他去伺候嫁给匈奴单于的宗室之女，他不想去，却不得不去，所以怀恨在心，反噬报复。这个解释未必没有简化甚至丑化之嫌。中行说是燕人，司马迁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班固也说燕地“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总之是不够开化，还带些蛮性的遗留。他又是个宦官，刑余之人，是很受人歧视的，他对“文明”怀有某种敌意，对“朴厚”、“简易”的蛮族风俗有所向往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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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说投靠匈奴之后，深受单于信任，他也就尽心尽力为匈奴出谋划策。同时他还成了匈奴人生活方式的积极辩护者。汉使批评匈奴轻贱老人，不讲孝道，中行说诘问：“汉朝老年人不是也把自己的好衣服和食物给应征入伍的孩子吗？匈奴人生存就是战斗，老弱不能斗，所以好东西都尽着能打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有什么不对？” [vOk=
汉使又批评：“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 co{i ~['u
中行说辩护道：“匈奴的生活方式，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所以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少，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是为了防止种姓灭绝。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表面不取其父兄之妻，但亲属关系疏远一点就要自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种事。而且你们夸耀的礼义，弄得上下交怨；营建宫室，耗费大量民力。再说说你们的生活方式：靠农耕养蚕以求衣食，修筑城郭以自卫，结果是百姓急则不习战攻，平日疲于劳作。可怜哪！你们这些住在土房子里的人，却还在罗罗嗦嗦、夸夸其谈什么冠带之节、阙庭之礼！” 4VHX4A}CgA
必须承认，这些话出于他的嘴，叫人很不舒服。出于民族本位，我们可以欣赏《与狼共舞》里的邓巴中尉，却没办法对中行说感到同情，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应该的，不过也应该承认，他们可能真的是一种人，他们的选择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当然，要说区别不是没有：邓巴中尉并没有主动站在印地安人一边攻击他的同胞，而中行说却成为匈奴侵扰汉朝的谋主，根据这个标准，可以很方便地把他划进汉奸一类，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他说的那些，是不是有一些道理？ ~=?^v[T1
中行说后面这一段话，与由余说过的如出一辙（这两段记载都出自《史记》，不能排除司马迁以今度古，拿中行说的话为由余立言的可能，姑且不提）。由余和中行说，本来都是华夏人——华夏，其实就是文明的同义词。他们站在异族立场批判华夏文明，至少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野蛮人的习俗和文化，是跟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拿农耕人的文明标准去指责或嘲笑他们未必公平。站在野蛮人的立场看，文明人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缺。 K9) |b`E=
这大概就是所谓“文明的相对性”：不能简单地比较孰优孰劣。可问题是当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时，却非要分出一个胜负输赢来不可。而野蛮人的不幸在于，不管怎样，最终的结果总是他们输得精光：要么被文明粉碎，要么被文明腐化。 ~9c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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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说尽管嘴硬，其实心里还是很明白：匈奴人这种“简易”难以抵挡中原文明的巨大诱惑。单于喜欢汉朝的缯絮、食物，他说这不行：“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 ! l"*DR
中行说的意思，就是必须保持匈奴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否则就很容易丧失独立性，而沦为地大物博的汉朝的附庸。当然，对中原的文明成果，他也不是一律视为洪水猛兽，“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就是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字和计数）吸收进来。显然他把“文明”分为了“好”“坏”两类，前者可以批判吸收，后者却要严防死守——我想起过去常常听到的一些套话了。 s"x(i
应该说，中行说的话很有些道理，但是能否做得到呢？史书中没有记载匈奴单于是否采纳了中行说的主意，从后来他们对汉物的巨大兴趣来看，应该是没有。其实岂止是匈奴单于呢，中行说自己恐怕也难以把“好”“坏”分得清楚，比如他为匈奴争脸面，与汉朝大打外交规格战，汉朝皇帝给单于的书信“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他就让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表示高人一等。这些排场礼仪本身不就是文明的赘疣么？中行说后来大概也觉得跟这些“喋喋占占”的“文明人”辩论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干脆说：“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这固然是蛮不讲理，但是就直截痛快而言，显然比那些“天地所生、日月所置”之类更符合他的一贯主张和追求。 M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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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文明的优势仅仅定位于腐化，要么是在开玩笑，要么是太浅薄。可能深刻一点的问题是：为什么腐化是必然的呢？ @-.Tgpe@a
其实文明说到底，就是复杂——社会结构、分工、思想、生活……无不如此。文明程度越高，也就越多元化，而“腐化”(高级奢侈品的供求）正是“多元化” 的表现之一。但文明的力量也来源于此：社会结构复杂，分工多，经济发达，可以养活更多人，这些人又有很多的选择……结果是各个方面都会有不错的发展。有人曾举造飞机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能造出飞机的社会，必然是特别复杂的社会。因为造飞机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都不是一两个天才的业余爱好者所能办的，非要足够多的社会分工不可。 j a^
但野蛮的力量恰好相反，来自他们社会组织的简易：尽管也有个身份贵贱，但实际上大家处境差不多，很容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来自生活方式的单一：游牧，机动性强，没有很多怕打破的坛坛罐罐。所以文明面对野蛮，总是头痛，不是一定打不过，而是不管打不打得过，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2D 4c|R@+
古人对这一点（野蛮人的优势和文明人的劣势）看得其实很透。《史记》：“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史》：“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乳，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承认：“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 IY}{ 1[<N
但是这种“文明的冲突”尽管往往以“文明”吃亏开始，却往往以“野蛮”失败告终。顾炎武在列举“简易”的好处之后指出：“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q1E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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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立弊”？原因就是当野蛮人接受了文明之后，无论是高端的精神产品还是低端的物质享受，都足以毁掉他力量的来源。 l|fb;Giq=D
中山国的覆灭就是一个例子。中山国古称鲜虞，是白狄在中原建立的国家，国虽不大，却颇强悍，曾经让春秋霸主晋国和后来的赵国都十分头痛。到了战国后期，受中原文化浸淫日久，也变得“专行仁义，贵儒学”，结果是“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赵武灵王遂认为“中山可伐”，大举进攻。尽管还有“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这样的猛士，却无奈独木难撑，文明起来的野蛮人终於倒在野蛮起来的文明人（胡服骑射）的铁蹄之下。 *y N#q>1
不但高端的思想如此，低端的物质同样杀伤力巨大。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曾有人建议：汉人搞的这些玩意对我们没用，干脆都给烧了，变成一个大牧场。如果真能实行的话，这倒不失为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可这又是个根本不可能实行的主意：即使游牧人也会承认，农耕方式提供的财富和产品，较之游牧方式无疑要巨大得多、丰富得多，这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 r:5\
蒙古人的办法似乎是只要汉人的东西，尽可能不要汉人的文化。但这个办法也并不怎么好使，入主中原不足百年，曾经征服了半个世界的蒙古骑兵，却已经不能对付揭竿而起的变民了——这就是腐化的力量。 `}~ 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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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叫人绝望的是，这又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其实那些野蛮人不是不觉察、不警惕，《金史》就多次记载了金世宗告诫群臣保持优良传统的教导：“朕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还要严格规定“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最高指示”终究抵不过“糖衣炮弹”。 ~--F?KUnL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上演“征服者被征服”的大逆转，这些征服者要么像北魏孝文帝，主动汉化改革，结果是民族特性的消失，被中原汉民族同化；要么像蒙元，在短暂的成功后，还是退回草原去放马牧羊。满清可能算是转型最成功的了，这大概与他们早已对中原文化有所了解有关，但还是挡不住八旗子弟变成无用的废物。 GyGF<%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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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反过来，“文明”却可以选择“野蛮”，比如秦穆公恐怕就从由余那里学到了不少野蛮人的战法，后来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战国辩士们对秦军“狂战士”的描述，恐怕就跟这样的学习有关；更著名的当然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改变了中国人打仗的方式。还有裤子之类的服装、“胡床”之类的家具、琵琶之类的乐器、“苏幕遮”“菩萨蛮”之类的音乐、葡萄之类的水果、涮羊肉之类的菜肴，都是从野蛮人那里“选择”来的。 N==Y]Z$G
为什么“文明”可以选择“野蛮”，而“野蛮”却只能被“文明”吃掉？ iV.j !H7o
我想原因就在于文明与野蛮结构的不同：文明是复杂的，添加一点东西无关大局，甚至还能促进文明的发展（更加复杂）；而野蛮是简单的，一旦添加了太多外来物，原来的结构也就无法维持——“简易”的组织规则总是与简陋的物质基础相伴共生的，一旦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就必然跟着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颠覆，换言之，你选择了文明，也就同时失去了个性。 +%) bd
其实，即使野蛮人成功地保持了光荣传统又怎么样呢？归根到底，简单还是弄不过复杂。尽管有种种好处（主要是成本小而效率高），但简单却有一个致命弱点：只能自我复制而无法升级换代（特别是在财富和科技方面）。亚当斯密曾谈到“野蛮国民兵对于文明国民兵的自然优越性”，也提到了文明国家编制常备军对付野蛮人威胁的沉重财政负担，但火器的发明（文明的成果之一）却最终一劳永逸地“使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立于优胜的地位”——这正是复杂对简单的决定性胜利。 R&Me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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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文明征服野蛮”叫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加一份小心，不要忘了：在这场游戏中，我们不仅仅是胜利者，同时也是失败者。这种双重身份应该让我们尽可能地客观一点看这个问题：文明真的是件好事吗？ oZw #]Q@
首先要明确一点：试图区分“好文明”与“坏文明”是没有意义的。文明是专横的，是不可拒绝也不能选择的。由余、中行说都曾经想要拒绝或选择，结果都是螳臂挡车。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好的坏的都包括在内，你不可能在里面挑挑拣拣，这个保留，那个删除——任何一个文明进步必然伴生相应的乱七八糟，这是没办法的事。 )KUEkslR:
文明除了复杂以外，价值何在呢？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民族乃至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比如汉朝中国人不过几千万，而到了清朝就达到了好几亿），其二就是精神财富（文化、科技）的积累，这是野蛮人无法办到的。比如《敕勒歌》这样的游牧人歌谣，还要靠汉人的文字才得以流传。野蛮人不是没有创造力，但是他的创作和发明只能以经验的方式传下来——也就是说，除了大众都需求的某些生产（包括战争）生活的实用知识外，一般传不下来。我常常想：既然人类不免终有灭绝的一天，那么为生存服务的种种实用知识的价值也会随之消失，而这些精神产品才是人类价值的证明吧。 n*A"}i`ix
可是文明也有文明的弊病，而且这弊病是肿瘤——没治。繁复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复杂的难于理解、更难于控制。一个作家从一本书、一个明星从一首歌里获得的，可能顶一个辛勤劳作的农民（事实上他才是养活这个世界的人）几辈子的收入，这合理吗？经济学告诉我们合理，资源（才能、名声）的稀缺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等等。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这种东西反映了我们建立起的系统有点奇怪，当然到目前为止，它运行得蛮好，会不会一直这样蛮好呢？还是有某个限制呢？ dW V m'd
还有社会分工，也是复杂的一塌糊涂。而越复杂的分工，也就越说不清其中的每个人都做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做：你可能一辈子勤勤恳恳，其实是在混吃混喝。再说到政治体制——这也许是最复杂的系统，真有一条可以惠及全人类的康庄大道吗？过去我还是相信的（至少认为是可能的），现在么，唯唯否否难言也。 . 12H/F
生活的复杂直接导致标准的混乱——今日这个世界，你恐怕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条人所公认的评判标准了。当然，学会不那么绝对地看事情，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一种“进步”。但问题是：“多元”和“宽容”本身，是否也在消解甚至颠覆文明的基础？或者用一个别人用过的比喻：我们正在慢慢锯断自己赖以安身的树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