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宝山 来源： 中国藏学
i j;'4GzQL irj}:f;!eF [摘要]本文以《余氏历代家谱》为依据，结合有关史料，以“蒙藏关系”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余氏蒙古族的渊源、进入康区的原因以及在康区的事略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证和描述，清晰地展示了一支入居藏区长达300余年，但在蒙藏民族交往的历史上却一直寂寞无闻的特殊蒙古族群体的历史脉络，在一个全新的概念上，丰富了蒙藏民族关系的研究。
5j5t?G;d, 481 u1 [关键词]康区；余氏蒙古族；渊源；事略；蒙藏关系
fltc dA T5G+^XDA [中图分类号]K248.4“214”+“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4）03-0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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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兴隆乡沈村，居住着一支近千人的余姓蒙古族。这支蒙古族保留有记载自己历史渊源及历代事迹的族谱，称《余氏历代家谱》。按该族谱所载，余氏蒙古族系元朝皇帝宗亲，于明初进入康巴藏区，明清两朝，救封“沈边土司”，统治今沈村一带。余氏蒙古族属较为特殊的一支蒙古族群体，历史上，其真正的族属一直模糊不清，有关正史均缺载，见载的方志也称其为“汉人”，1981年才被正式认定为蒙古族。因而，余氏蒙古族虽作为一支入居藏区的元朝宗室，但在蒙藏民族交往的历史上，寂寞无闻，从未被纳入蒙藏民族关系之研究领域，本文以《余氏历代家谱》为依据，结合有关史料，拟从“蒙藏关系”这一角度，对余氏蒙古族作一初步探讨，以期有补于蒙藏民族关系之研究。 <h0pt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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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氏蒙古族渊源及进入康区的原因 ](pD<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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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蒙古族渊源，在《余氏历代家谱》（以下简称《族谱》）开篇中载：“我祖铁木建，系元成宗皇帝铁木耳之二弟也，封两平王，食邑湖广麻城。年五十无子，祖母氏张、洪夫妇乐善不倦。有一癫僧到家供养三年，渡以金丹，不果。嘱祖父母尔家好善，上帝赐尔九男一女。仙游之时，葬在牛眠山下，日后坟上长茅时，尔子孙折铁更姓，可免此难，日后果应其言，洪氏生秀一、秀二、秀三、秀四；张氏生庚五、庚六、庚七、庚八、庚九。女名金莲，赘一婿，赐姓铁名弦。十人俱中元朝进士，官至四太守、五尚书。红巾贼刘福通等作乱，十祖各咏诗一首，逃窜天涯。如日后子孙相遇，各述前言，以亲骨肉之意耳”。按这段记载，余氏蒙古族，（1）系元朝皇室宗亲，始祖名铁木建，为元成宗铁木耳之二弟，受封两平王，属元诸王系统；（2）封地在湖广麻城；（3）在元末红巾军的打击下被迫出逃。元朝皇室，系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后裔，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这一系统的蒙古族，因有“奇握温”蒙古之称，便以此为姓。那么余氏蒙古族作为皇室宗亲，为何要取“余”姓呢?据现住沈村的余氏后人余荣（1983年9月被批准为蒙古族后，改名为铁木荣）说：“元末明初，刘福通、朱元璋起兵，要杀尽皇族后代，为保留‘奇握温’氏根根，遂改姓‘余’。余者，我也，表示我姓我，与其他张王李姓不同，改名换姓，主要在避免当时杀身之祸。”余氏21世孙余承恩（原为甘孜州卫生局职工，1985年8月离休，现住泸定县泸桥镇）在《泸定沈边土司兴衰史》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解释。这和《族谱》中“折铁更姓”以免灾之说，正相吻合。可见，余氏蒙古族改“奇握温”为“余”姓，是在元末反元势力的打击下，求得自保的一种手段。 X)S4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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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余氏祖籍，任乃强《西康诡异录》、刘赞廷《泸定图志》以及其他一些方志，如《打箭炉志略》、《泸定县乡土志》均记述为江西吉安府人，《族谱》中也有一段文字称：“如我余氏，籍本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十二都人士”。这和《族谱》开篇所载“食色湖广麻城”—说不符。按余承恩解释，这是假称，目的在于避免逃奔中受到关卡盘查时产生怀疑。余氏蒙古族为免遭杀戮，在改姓的同时，又改籍，是完全有可能的。据此，所谓余氏蒙古族祖籍为江西吉安府人，系根据这一假说而产生的误解。其祖籍应为其始祖食邑，即湖广麻城（元代属河南江北行省，明代属湖广布政使司，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境）。 E}u\{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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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在反元势力的打击下，蒙古贵族纷纷拥众北走，逃往蒙古本土。余氏蒙古族当时也欲北返，“当时铁木建己故，其子、婿10人被阻聚在青州（今山东省境内），无法回归北方故土——蒙古，只得向西方逃奔”。可见余氏蒙古族，是由于在北归途中受阻，被迫西来的。被《族谱》称余氏“十祖”的铁木建子、婿10人，据《族谱》载，在西逃途中分散，入居康区的只是其中余伯锡一支。这支人马先入嘉州（今四川乐山地区）境内，寻找偏僻地方占山为王。明初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等屡次用兵西南民族，曹震并请征“朵甘思”，余伯锡便在这种情况下，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随明军进入了康区。余伯锡直系后代余恒九（现住沈村）口述：“先祖余伯锡从飞越岭带兵进来，先攻克化林坪、隆巴堡、沈村、加郡、得妥等地，七年后赶走咱威亚马番王，并攻克摩岗岭磨西面及新兴等地。”这说明，余伯锡在明廷经略西南时，归降了明军，其进入康区是作为跟随明军征伐的一支军事力量出现的。 &nYmVw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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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氏蒙古族事略 > jcNo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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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封沈边土司 wo/H: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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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二年（1639年）余伯锡随明军攻入康区后，即以“随征沈边地方，把隘御寇，勤劳有功”，受封为“沈边百户”。所谓“沈边”，即沈村古称。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沈边者，沈黎郡之边鄙也。今汉源县为汉沈黎郡，隋唐以来为黎州，沈村为黎州边激故曰‘沈边’，沈当读沉降之沉，惟今淆读为姓沈之沈，称其地曰沈村。”这说明，余氏蒙古族助明军攻占今沈村一带后，便因功被救封为统治这一地区的土司。“沈边百户”“历传数代至余福保，出师白水江有功，改沈边长官司之职，加衔指挥使，余从国、余明奇相继承袭，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克取西炉投诚，随征有功。五十一年（1712年）颁给长官司印信”。清光绪末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开始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改土司管辖为流官管辖。沈边土司遂于宣统三年（1911年）被追缴长官司印信、号纸，降为平民。 cNHN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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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授百户起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土归流”止，沈边土司经明清两朝，历542年，前后共20任土司，其顺序为：余伯锡/余毕撒/余思山/余长寿/余初保/余景东/余结宝/余福保（也作余福宝）/余期拨/余从化/余从国（从化之弟）/余明奇/余世统/余洪泽/余国玺/余尚绮/余铭鼎/余铭恩（铭鼎之弟）/余志和/余应玺。至于沈边土司辖区，明代较广，东至大、小凉山，南至金沙江，西至宁蕃打箭炉，北至黎雅俄边汛界，清朝时，为了削弱沈边土司势力，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将其管内的宁远（今石棉县一带）等地，划归了松林千户王得洽，沈边土司辖区遂缩为沈村、化林坪、加郡、得妥、雨洒坪、紫雅厂、湾东、磨西面、喇嘛寺（今新兴）等10堡。 Axr '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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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疏通汉藏贸易 Na#2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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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县位于康区东部，地扼川藏交通咽喉，较早就辟有东西走向的商道。“川康间之交通，分为两道，北自雅州经碉门（天全）、岚州、瓦斯沟入打箭炉，有时亦自岚州渡烹坝，由大冈入炉，曰雅州路。南自汉源逾飞越岭经化林坪、沈村、咱威、磨西面、雅加埂，为黎州路。中间唯自瓦角渡紫牛，为自南路斜合北路之小道。”其中的黎州路因沈村是这条商道上的主要渡口，故又称沈村路，是川藏之间最早的商道，汉代就已开辟。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为了打通西南夷，开拓边境，置沈黎郡，郡治便设在沈村，时称筰都。“当时康区各部牧民对蜀地贸易，皆取道雅加埂，经磨西面、咱威，渡河至沈村与蜀民贸易。”据任乃强先生考证，汉魏六朝时，沈村发展成蜀郡与康区少数民族市易的最大场所。唐朝新兴的吐蕃王朝，东灭附国、党项、白狼、嘉良诸羌，尽占康区，藏汉民族开始直接接触，以“茶马贸易”为主的汉藏间贸易随之兴起。 iHTxD1 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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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茶马贸易，是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藏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相沿数百年，主要在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进行。西南方向，即在川康交界处，沈村一直是重要的商道和贸易场所。“唐代‘西番’通于中国，北则取道挑泯；中则取道威茂；南则取道黎雅。道黎州者，皆过沈村渡口，道雅州者，则径赴碉门。”迄至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黎州是北宋在西南的主要交易场所，其贸易道路就是沈村商道，即由簧村、磨西面到汉源（黎州）。南宋时，开碉门（今天全）为主要茶马市场，贸易道路改由打箭炉（今康定）经瓦斯沟、天全至雅安，雅州路开始兴起，沈村商道便有所衰退。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最为繁盛的时期。明政府在临近青海、甘肃和川西地区先后设置了多所办理茶马互市事务的茶马司，川西茶马司设在碉门，称雅州碉门茶马司，州路进一步打通，汉藏间茶马贸易中心由黎州移至碉门，不过当时黎州仍为四川三大边茶市场之一，沈村商道在汉藏茶马贸易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时，沈村商道由于开辟早，道路易行，称为大路；雅州路，因山岩路窄，不能通行骡马，仅凭人力背负，称为小路。与此相应，由沈村商道输入藏区的茶，则称大路茶；由雅州路输入藏区的茶则称小路茶。 )0!h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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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余氏蒙古族成为统治沈村一带的“沈边土司”以后，沈村商道尽为其控制，因而疏通和管理汉藏贸易便成为其职责之一。明初曹震以余氏蒙古族为沈村土酋，目的便是“制‘西番’渡口”。有关余氏蒙古族经营通商情况，《族谱》中颇多记载，现罗列一二，（1）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沈边第八任土司余福保，加衔指挥使，功劳之一，就是“勤劳裕国通税”； （2）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沈边第九任土司余期拨向清军缴印投诚，即授命“照旧流通诸商茶道”；（3）清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清政府在奖励沈边第十任土司余从化的文书中写到“修搭险道，护送诸商”。由于沈边土司的经营，沈村这一川康贸易的传统商道，其繁盛状态一直延续至同治、光绪时代。“约当同光（同治、光绪）以前，龙巴铺尚未设市，川康往来，皆经沈村。自沈村而东过石桥，穿稻田而直上佛耳崖至冷债，乃为通衙。于是，沈村有市集，繁盛与冷啧相当，再上溯至乾嘉之世，则沈村繁盛更在冷啧之上，故乾嘉《清溪县志》言泸定地名，屡曰沈村，而不及冷债也。自龙巴铺突兴，道改，而后沈村市集移，土司废，而后沈村寂也。” kC6J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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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蒙古族在疏通汉藏贸易中，除经营沈村这一传统的川康商道外，还有协助清政府修筑泸定桥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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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桥建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是继沈村、烹坝、紫牛三渡口之后大渡河上又一要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政府平定了西藏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的叛乱后，为了更为有效地控制康区，加强川藏交通，四川巡抚能泰于1704年向康熙帝奏言：“泸河（大渡河）三渡口，高崖夹峙，一水中流，雷蒋矢激，不可施舟揖，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兹偕提臣岳异龙相渡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帝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诏从所请，于是鸿工构造”。泸定桥一建成，大渡河上的交通为之大变，“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沈村、紫牛、烹坝三渡口冷落，来往客商纷集于一桥，泸定桥成为川藏交通的要街，正如中华民国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泸定桥所作铭曰：“有流汤汤，古之泸水，有梁言言，今之通轨”。何汉藏贸易因此迅速发展，在打箭炉呈现出一派“百货万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的繁荣景象。 hZU @35~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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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修建泸定桥的是沈边第十二任土司余明奇。据《族谱》载，明奇“于（康熙）四十四年修造泸定桥在事”，（泸定县乡土志》也称：“余明奇沈边长官司勤劳任事，清康熙四十五年督修泸定桥颇出力”。沈边土司参与修建泸定桥，主观上虽然是在执行其协助中央治理地方的土司职责，但客观上却进一步促进了汉藏贸易的发展。 2 <y!3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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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助中央镇抚地方 >j%HV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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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蒙古族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受封“沈边百户”起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土归流”被收缴土司印信止，不仅“流通诸商茶道”，“勤劳裕国通税”，而且多次奉旨“带兵随师征剿，勤劳无懊”，协助中央王朝平定康区等地的变乱，维护了祖国统一，安定了地方秩序。 z~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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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对包括康区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基本因循元朝旧制，推行“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即对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委以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和土千户、土百户等土官、土职，利用他们进行间接统治，不过，当时如遇地方变乱，朝廷便会直接派兵，进行武力镇抚。在这种镇抚过程中，往往征调那些平时对朝廷“驯服”的土司，协助征讨。余氏蒙古族在为土司期间，一直对朝廷克尽忠诚，实心效力，自然就在征调之列。 |E/U(VS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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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族谱》载，余氏蒙古族“随师协剿”的对象，主要是藏彝两民族，这和余氏蒙古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沈边土司辖区沈村一带，位于康区东部偏南，既扼川藏门户，同时又南望彝族聚居区，沈边土司拥有的武装，可以对藏彝两族产生直接的威胁，因而，明清两朝在平定藏彝民族发动的变乱时，便会视余氏蒙古族为左膀右臂。 Q%:#xG5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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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藏族的镇抚：查《族谱》，有关余氏蒙古族对藏族变乱的镇抚，明代未见记载，清朝时有： Pt<lH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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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十四年（1675年），因黎雅营游击蔡应裕“巡边缺赏”，“河西（指大渡河以西）民心耗散”，藏番通呷烈乘机侵扰河西一带村堡，“并烧却猴子坡”。沈边第十任土司余从化将这一变乱具文上报，经“总督蔡、巡院张、提督郑、布政司建昌镇，令檄捍御”，得以平息。 J<8~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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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打死明正土司生龙札巴（亦有史书译作蛇蜡喳吧，《族谱》也作蛇蜡喳吧），率兵攻陷明正全境，侵据河东乌泥、察道等地，进窥天全，史称“西炉之乱”。清廷派四川提督唐希顺领兵征讨，沈边第十二任土司余明奇奉命协剿。据《族谱》载，当年九月，余明奇奉化林营参将李麟调遣，率领土兵首先过大渡河，招安三渡（沈村、紫牛、烹坝三渡口）以西村堡彝民，同时并招安了咱哩的古六七力（即咱哩土千户，辖地在大渡河西岸，下自扯索坝观音岩，上至康定大藏桥），迎缴了印信3颗，为平乱立了头功，因受奖“抚彝都闽府扎符”一道。紧接着唐希顺分兵三路进取大渡河以西，余明奇继续随师进剿。当时唐希顺步步为营而进，因兵食艰难，粮道险远，遂命余明奇由大冈山一带，“劈石伐木搭桥，亲领土兵搬运《粮草》”，“糈粮始足”。接着余明奇又受命前往木雅、鲁密、董卜等地招安，“各种土酋各献地土人民，纳款归服，册报户口，尽入版图”，康熙四十年（1701年）终于枚平了“西炉之乱”。由于余明奇在此次平乱中，立有殊功，提督唐希顺面谕“班师回川，题请印信号纸，以作明奇赏功”。 nFE0y3G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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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乾隆十一年（1746年），金川（今甘孜州丹巴县和阿坝州金川县）嘉绒藏族土司，为对抗清政府的改土归流，起兵反叛朝廷。清廷遂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调兵进剿。在清军到达之前，沈边第十三任土司余世统奉命“首先到炉（康定）堵御”，等到“大兵云集”，又“拨余世统守若结（今康定县鱼通区境内）隘口”，至当年五月平息后撤回。 i,G )k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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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彝族的镇抚：彝族地区毗邻康区东南，元时统归云南行中书省管辖，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遣傅友德、沐英、蓝玉将步骑30万来攻云南，十五年灭凭籍彝族聚居区与明军争恃的元梁王，整个彝族地区，即被明朝统治。明朝对彝族地区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把原属云南行省的彝区划分为三：改元罗罗斯宣慰司为建昌府，隶四川；改元乌撒乌蒙宣慰司为乌蒙、镇雄、乌撒、东川四府，亦隶四川；改元亦奚不薛宣慰司置贵州宣慰司及普安、普定，隶贵州；其余仍属云南。 J? Kg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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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措施，在整个彝区建立起了自己的有效统治，因而也引起了彝区故元势力和其他“彝酋”的反抗。终明之世，这种反抗时有发生，明政府为稳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曾多次出兵征剿，余氏蒙古族屡被征调协讨，因而《族谱》中颇多“驭彝有方”、“义发部彝”、“束彝有方”等语。余氏蒙古族明代征彝活动，按《族谱》载，有以下几次： m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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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降明的故元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起兵反明，“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并西番土兵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掠屯牛，烧营屋，劫军粮”，率众攻建昌城，转攻苏州（在冕宁）。“一时气焰甚炽”，但“得不到各族人民支持，明兵分路镇压，旋即平定”。沈边第二任土司余毕撒奉命进征，“建昌月鲁木耳（月鲁帖木儿）作叛，奉旨调土司世民祖余毕撒进征，奏凯班师”。 B^(0>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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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历十五年（1587年），建昌铜糟黑彝王大咱联合越黑彝凹溪咱等起兵反明，“杀把总余兴国等三十余人，略步卒刘自然等一百三十六人。益举火延烧军舍”，肆行劫掠，阻塞道路，附近黑彝群起响应。明政府遣土将军李应祥、偏将军朱文达、边之垣、王之翰、滕光国率兵“分道而出”，“往正其罪”。沈边第五任土司余初保随征，自捐粮恫，领兵征伐，蒙授千总职衔，随师进取铜案，招降三十八寨，就（救）出黎大祈兵丁二十一名，优奖回边承袭父职”。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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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今叙永）地区彝族土司（永宁宣抚司）奢祟明，在要求发给其2万援辽军队安家费每人银17两没有得到解决的藉口下，杀害了四川巡抚徐可求及道府总兵等官20余员，占领了重庆，树起了反明的旗帜。随即分兵攻陷合江、纳溪、泸州（泸县）、遵义等地，在“檄外杂蛮”数万人的支持下，很短的时间内，攻下了40余个州县卫厅，以10余万人的兵力于10月17日进围成都，“盛聚枪若丛林，直抵城下”。当时成都守军只有“镇远营七百人，调到松潘、茂州、龙安兵一千五百余人”。左布政使朱燮之任守城指挥，一边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另一方面积极从各方面增调援兵，直到1621年正月二十九日在奢祟明军“内变”的配合卜，才告解围。沈边第六任土司余景东在成都解围战中，奉命驰援成都，“天启三年（1623年），奢酋造反，奉抚按院调守成都优赏回汛”。 lfR"22t dQA J`9B C%#C|X193 [作者简介]宝山：蒙古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1级博士生。（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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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L 参考文献：
~`tc|Zu .:RoD?px ［1］《余氏历代家谱》[Z]系清乾隆五十九年手抄本,另有清宣统二年手抄《谱序》.《余氏历代家谱》是一部记载居住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兴隆乡沈村一带余姓蒙古族历史的族谱,内容主要包括余氏蒙古族在元明清三朝的活动情况.是研究蒙古史、蒙藏关系史及康巴藏区的珍贵地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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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m_j |*8 J.H*r 出版日期：200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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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periodical.articles/zhonggzx/zhon2004/0403/040313.htm l? 7D0
http://tieba.baidu.com/f?kz=149271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