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子俊

作者： 丘濬 （1418～1495年），字仲深，号号深庵、玉峰、出生在海南岛琼山，别号海山老人，琼山府城镇下田村（又名朱桔里，今名金花村）人是我国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15世纪的杰出学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明弘治朝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海瑞被誉为“海南双壁”。

　    公姓余氏，讳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为戶部郎中。

        公生十岁而孤，自幼有大志，迥异常儿，見者伟其不凡，稍长从吴廉宪中受《诗经》，中景泰辛未（1451年）進士第，授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属中独开敏精厉，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决，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執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张家湾尽张家产耶？”卒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
        天順庚辰（1460年），出知西安府，府居，会府下公务丛委，讼谍纷纭，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使车過往无虑日，公处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为关中七府之冠。　賜玺书旌异，岁丙戌（1466年），擢陝西右参政，督三边军饷。明年（1467年）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变，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在軍中督属趣辦，罔有废缺，是役公经画之助犹多。庚寅（1470年），轉淛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皇皇失所倚賴，纔六閱月，會西夏有警，廷議以为公居陝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路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陜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犹近，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即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为嚮道，遂知河道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卫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遂至遣將聚兵以为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以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修邊墻，增立呰堡，難非天險，要为有據，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徙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勑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为邊墻，仍乞勑參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營，架礟以为防蔽事。”
        下諸守將計議，以为虜未出套，未可庀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呰，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为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
        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衞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衞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衞，然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俱備，率範銅鐵为之款识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为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公求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为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为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
癸巳（1473年），公以功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1474年）進右都御史，乃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國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
        丙申（1476年），以本官移鎮關中，有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一曰卫国之計；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人以为便。是秋，入朝議事，奏免岷、河、洮三衞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鎮岷州四簇生羌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國初指揮馬燁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羌人遠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誓不敢叛。捷聞，賜勑獎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西戎遭其剉衂之褒。
        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咸，民以为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化二年（1466年），又西引潏河之水，自丈八頭起修石，石??，以啟閉樽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聞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號曰余公渠。□涇陽縣舊有洪日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为泰民之利，過者思焉。
      丁酉（1477年），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为自古馭夷之道守備为本，建州乃羈縻边卫，　祖宗以來不尽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共酋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葢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燄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为公危，既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齎果等出肆刦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上是之，乃止。
      庚子（1480年），丁內艱，服除，即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秋（1483年），大同有儆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
      甲辰（1484年），以星變上言，大要欲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宮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快之。三月，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勑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即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修邊墻，臣向修於延綏已有成效，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为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濶如之對角为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儆即休，事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省邊費萬萬。　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为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攟摭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公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猶命臥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己酉（1489）歲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一日，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諡肅敏。
      公沈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为部屬時，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不已，或問之，曰：宮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於榆林事为巨，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修邊墻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为之，竟为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於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慶之間，葢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墻之修，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致廢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为補之，因阨塞之闕，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为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为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为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为之者，邊墻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決一已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