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疆域广阔、丝路畅通，中西交流活跃，大批的中亚移民来华活动和定居，其中昭武九姓为数众多，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侨居着大批的昭武九姓。他们的风俗习惯及其文化对长安等地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时期长安“胡风”盛行。同时，他们也受到强盛的中华文明的感染，逐渐汉化。本人试图通过对昭武九姓的婚姻状况的解读，来窥探在华粟特人汉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之一斑。 si;]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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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长安粟特人的通婚状况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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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昭武九姓胡人的考证较多，向达先生总结了《唐书》和《文献通考》的记载，参看了桑原隲藏、堀谦德、冯承钧诸氏书后，指出“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大率俱昭武九姓之苗裔也。”[1]入华的粟特人多以国名为姓，既可辨认国籍，又是汉化的表现之一。在下面论述其婚姻情况时，所涉及人物的国籍可以依据其姓氏判断。 z, 7^d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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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入华的粟特人的婚姻结构的汉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入唐初期，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墓志中记载了很多内部通婚的情形，以长安居住的粟特人为例。如终于乾元元年的唐游击将军的夫人为康夫人；何国人何文哲的原夫人及二夫人为康夫人，且为姐妹；终于永贞元年米继芬夫人为米氏；卒于麟德元年的定远将军安菩夫人为何夫人等等。这些都是粟特人内部通婚，且保留了粟特人的传统的婚姻形态，如多妻制，娶姐妹为妻；这是较落后民族原始婚姻形态的遗存。可见，粟特人在唐定居的二、三代时，婚姻方面还维系其传统，受汉化的影响较小。粟特人普遍实行内部通婚，主要是因为他们多以聚族方式在长安生活，以长安城西最为集中，在这个聚居区内，粟特人有相同的风俗民情，生活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活动的区域也有限，因此在同一种文化环境下，自然容易亲近，通婚的情况就较多。而且，同为异乡人，相互扶持，情感相互依托，容易结为连理。 >`uS NY"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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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武九姓胡人还有与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传统。6-7世纪，突厥汗国曾长期控制着中亚粟特诸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联系。因此，粟特人与突厥人很早就相互通婚了。如安禄山，本姓康氏，幼随母在突厥中，其母后嫁安波注兄延偃。康处真，太宗时中郎将。吐谷浑国主伏允为子求婚，称疾不至，太宗下诏止婚，遣康处真临谕。随着入唐定居生活时间的推移，粟特人汉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胡汉通婚的现象明显增多。墓志中记载了上层胡人与汉妇通婚的现象。如卒于长庆元年的康志达，其妻为河南元氏，一女嫁陇西李承宪；卒于永淳二年的安元寿，其妻为下邳翟氏；卒于建中三年的曹景琳，其妻氏河清张氏；卒于天宝三年的史思礼，其妻为武功苏氏；另有原配夫人为胡人，后娶汉女的情况。如卒于总章二年的史诃耽的原妻为康氏，康氏去世后，史诃耽娶南阳西鄂张氏为妻，死后夫妇合葬。安禄山也是妻康氏、段氏。从中可见，胡汉通婚有阶段性的特点，是逐渐汉化的过程。 D+3Y.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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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联姻不仅有上层的胡人，还有来华经商的男子，定居长安，娶汉族女子为妻也更加普遍。尤其在“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丝路堵塞，粟特人返家无望，与汉妇联姻的情形就更多了。在长安城中所居的胡人中，胡商人数最多。粟特人本来就是一个商业民族，他们“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2]唐代长安是经济文化繁华的大都市，自然吸引了大量的胡商，有很多人就长期定居下来，娶妻生子，代代相承。在“安史之乱”后，回鹖人助唐平定叛乱有功，享有特权，昭武九姓胡人常冒回鹖人之名经商，获得便利。代宗时，“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胡商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这些人“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娶妻妾。”[3]这些定居长安的胡商人数众多，且时间较久，受到汉化的影响较深。如德崇贞三年，宰相李泌进言：“胡客留长安者久矣，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4]检括后，共计4000余人。向达先生也指出“此辈久居其间，乐不思蜀，遂多娶妻生子，数代而后，华代愈甚。盖即可称之为中国人矣。”[5]这时期，随着胡人定居时间的延长，胡汉通婚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而且娶姐妹为妻等血缘婚的婚姻旧俗已经了无痕迹了，大概是久居长安，受到儒家人伦思想和唐代婚姻模式的影响吧。以上，对昭武九姓胡人婚姻类型的简要说明，我们不难发现，粟特人从定居早期内部通婚为主，到唐朝中后期，大量定居长安的胡商娶汉族女子为妻妾，胡汉联姻较为普遍，且粟特人内部联姻日趋减少。这种婚姻结构的转变，正是粟特人汉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表现，也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加深的表现。 TfVD'H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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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长安粟特人胡汉通婚及其婚姻结构转变的原因 Fc~w`~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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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唐代社会是国力强盛、文化交流频繁、社会风气开放的社会，容易接纳各种风俗文化。同时，唐朝也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提供便利条件。如政府允许各民族入境居住，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居最多，在长安等地聚族而居。还授予他们官职或实行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这就促使粟特人长期定居，从事各种活动，在他乡生存传承。 h$k3MhY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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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胡汉联姻也要得益于唐代对汉族与异族的婚姻政策。唐代大体上是允许胡汉通婚联姻的。唐太宗贞观二年六月敕令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6]唐律令中也规定：“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7]这些规定指异族男子可以娶汉族妇女，只是禁止将她们带走。虽然在建中元年，唐朝曾一度禁令胡汉通婚，但也是针对京城侨民通婚过多，政府负担过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故向达先生说：“有唐一代对于汉女之适异族，律并无禁。”[8] K, 5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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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粟特人与汉族通婚大多是在几代以后，而不是一开始就有普遍的胡汉通婚。初期，粟特人聚族而居，同族通婚，努力保持自己民族的传统，这是异族在他乡保护自己文化的本能，也是防御被同化的方式。随着时间的延长，粟特人活动的领域扩大，越来越多的接受汉族文化，深入到汉人生活领域里，几代后的粟特人的子孙淡化了本民族的传统，于是胡汉联姻也就水到渠成了。 nln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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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与汉族的通婚是阶段性的，汉化的程度也不同，早期多是内部婚姻，随着受到汉化程度加深，胡汉联姻的现象也更加普遍。胡汉通婚既是粟特人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汉族人接纳胡人，吸收胡人文化的过程。通过胡汉通婚的方式，加速了民族融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bV*z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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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Q PWi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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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Q8 ? )
[2][后晋]沈昫。旧唐书·唐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3613页 `uZv9 I"
[3][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275代宗十四年七月条 \41)0,sEy
[4][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卷232德宗贞元三年条 (}1v^~FXj
[6][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100杂录，2136页 } .3]
[7][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八卫禁，178页 Lv5X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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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安萍（1985年-）， 女，安徽合肥，安徽大学历史系07级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