鯉魚山東漢六朝墓葬區及今山余氏家族變遷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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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3-09-11

試論南宋今山（鯉魚山）余氏式微
鯉魚山
鯉魚山在杏山村，是杏山村南邊幾個山頭的稱謂。鯉魚山西為大嶴及牛角山，東北為華家嶺，南與牟山支脈相接，北傍鸚山湖。鸚山湖，原是余支湖的一個小湖泊。宋明清至民國，因圍墾不斷，現在只剩下鸚山湖這一塊了，湖水面積也僅及當時十分之一。
站在鯉魚山頂，可以看到山腳的百十畝湖水，被堤塘和圍墾的田地分割著。鯉魚山僅是一片極矮小的丘陵，最高處僅114米。登這小小山頭，是因為據說山上有年代不明的前代遺跡，而且鯉魚山還有一個戰國至六朝的墓葬群遺址。
林密草盛，山不好爬。我們從山體西側的防火帶上去，然後就進入了矮松、蔓藤、荊棘的天堂。山上植物很單一，樹齡普遍較小，沿途多長長的帶刺荊條。我們所看到的遺跡，起初並不是很明顯，但至山腰，漸多起來，建築面積也大起來。這些所謂的遺跡，都是巖石圍成的建築形狀，向內一側石面皆鑿得平整，而外向的石面卻凹凸不平。石有大小，在半立方至一立方之間，沒有超過兩立方的巖石。這些建築遺跡大都是長方形，像一個石砌的坑，也有三面砌石的。
因其石面的粗礪程度、不規程，巖石大小都在兩立方以下，可以肯定當時營建時，人手不足，且時間很緊，缺少營制規劃。這些建築痕跡大都集中在鯉魚山之嶺頂，往往隔三十步或五十步就有一處。每一處痕跡大小不同，或是二三平米，或是五六平米，也有南北兩處痕跡相連的。這些建築痕跡，基本可以排除墳墓性質的建築——作為墳墓，這些面積太小，有些根本不足以葬下一個人；更沒必要使用這麽笨重的巖石作為砌墓的材料。根據遺址分布情況及其可能產生的作用，也許是古時邊防堡壘，用作防衛和警戒。明時，鯉魚山東北就設有臨山衛，為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率眾所築。臨山衛曾在臨山周圍設有三個關隘、九個烽堠，以禦海上倭寇。
據《臨山衛誌》，明時並無在鯉魚山設置邊戍崗哨。這些臨時的防衛和警戒建築，或許是一些小規模的戰爭遺留物，像晉時高雅芝剿孫恩（像馬渚點將山，據說是高點兵之地，又有臨山大小兩寨，亦是高時的遺物），唐時裘甫，或是清時黃春生和太平軍。
鯉魚山嶺頂那條舊時小路，現已被茂盛的草木掩沒，沿途又多帶刺荊條，攀登極不便，因此未能及頂。下山後才發現，山上那段極漫長的難行之路，換到山腳平地，不過裏許。
今山與鯉魚山
在光緒余姚縣誌中，余支湖即是鶯（鸚）山湖。案圖誌，自湖西畔之桂花廟，向南偏東為鸚山，再南偏東為牟山，牟山處於當時鶯山湖之西南角。牟山東南，毗鄰牛角山。牛角山之東，為今山，然後至徐軺嶺（俗稱自吊嶺），徐軺嶺在鶯山湖之東南角。徐軺嶺再東偏北，為華家嶺，近旁有湖東閘及湖東村。榜山在華家嶺之北，再北，然後是象鼻山及箭山，直至孟家塘，為鶯山湖與汝仇湖之界塘。這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縣境四分圖之地理狀況，當時處在鶯山湖正南面的那些小山，被稱作今山。這在道光四年（1865）的縣境圖和雍正的《東山誌》地圖中也可以得到確認。
今山和牟山一樣，不只是一個山包，而是一系列小山形成的“今”和“牟”的象形文。雍正《東山誌》雲：“牟山，山形似牟字，其地為蘭風，有牟山港、牟山廟、木蓮橋……自牟山東北迤長凡四五裏，列嶂如屏，陰面多雪，明霽可觀，即（蘭鸚）十景中所謂屏巒積雪也。”今山，也是“形如今字”，在“徐軺嶺北，其西阜曰誦堂山，有誦經堂。余支族最繁衍。”在當時環湖的一系列山體中，按順時針依次為鸚山、牟山、牛角山、今山、華家嶺、象鼻山和箭山。
去年，村裏“王辦”告訴我，杏山村西南角之山體為牛角山，正南為鯉魚山，然後是東南角的華家嶺。華家嶺的明顯特征是一條修建中的公路，當越過兩個山頭之間的分水嶺，便到了臨山地界。但今山這個名字，到現在是不存在了，村裏也沒有人能夠明確地指認今山是現在的哪些山。
據1987年出版的《余姚地名誌》，鯉魚山村（時屬回龍鄉）“村委會駐地湖田裏，在鄉政府駐地東南2公裏，境有鯉魚山，以山得名。1949年初為中河鄉十四保。1950年為杏山鄉一村”，所刊地圖中，鯉魚山山體與牟山鄉接壤，最高峰114米，在杏山境。大嶴屬鯉魚山村，屬“牛角山北麓山嶴”，牛角有東、西牛之分，最高峰為164米，在牟山境，與鯉魚山相接者為東牛角。如果以華家嶺和牛角山為兩個可以肯定的地理座標，應該可以確認光緒誌中的今山，就是今天的鯉魚山。鯉魚山與牛角山的分水嶺是大嶴，它的山脈走向是東偏南，與東偏北的華家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在蘭風鄉，有史記載的最早定居者是余支，而余支族最繁衍的地方就是舊時“今山”，也就是現在的鯉魚山。雍正《東山誌》載，余支為“漢時人，居今山，富而好禮，其所占之業西蘭風、東好義、南雲樓，山之在四明者延亙二十余裏，故好義有余支堰，四明有余支山，而東山有余支湖。余支裏族繁衍丁壯數千人，自東漢至北宋，簪纓不絕，而高隱者也間有人焉。”
胡夢麟、胡辛一父子與今山余氏家族的式微
蘭風鄉余支湖，以最早定居者——東漢余支——的姓名而命名。自東漢及唐，當時的余氏一族既為開墾荒蠻的第一批遷居者，又是方圓幾十裏的超級大家族。由唐及南宋的這一段時間裏，《東山誌》“選舉”前五人皆是余支後人。但至南宋以後，余氏一族突然在史誌中失去了任何音訊，似乎在歷史的空氣裏蒸發了一般。這個消失的過程，似乎裹雜著某種謎團般的因素。
余支“居今山，富而好禮，其所占之業西蘭風、東好義、南雲樓，山之在四明者延亙二十余裏，故好義有余支堰，四明有余支山，而東山有余支湖。余支裏族繁衍丁壯數千人，自東漢至北宋，簪纓不絕，而高隱者也間有人焉。”據《東山誌》所載，余氏家族的產業令人咋舌：它西至蘭風、東至好義、南至雲樓，有余姓丁壯數千人，如此地域和人口幾乎可以組成一個小王國了。他們不但命名了余支湖，還相繼命名余支堰和余支山，以圖永世。這余支湖、余支山，也就成了這個小王國裏的園林。
自漢，至唐及北宋的這一段時間，出生在余氏家族裏的人是幸福的，他們（或她們）除了享受非同一般的物質生活，還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余氏族人也因此長期維持著官宦賢達輩出的良性循環，像唐時的余昌和余衍，分別歷官秘書少監和散大夫上騎都尉；後唐名士余季；宋時的余謨，官大理寺評事。並且他們用經歷官宦後收斂來的財富，在華家嶺以東的榜山，構築了大量“夾徑叢篁、亭池錯列”用來避暑——這不僅僅是用來享受權力和金錢，而且還可以向周邊的官宦家族顯示自己的繁華和顯赫。
讀《東山誌》得知，今山有清秀寺，寺中設誦經堂（神熙中僧悟果建），鄰近村人甚至把今山西阜稱為誦堂山。清秀寺為宋神宗熙寧時，余氏族人所建，“召僧悟果主教事。孝宗淳熙中寺僧以千計，至理宗淳佑中，不守戒律，多淫行。胡少監辛一呈於禦史陳垓毀之（淳佑十年）。”胡辛一，字先甲，四川宣撫胡夢麟之子，“初居邑之江南”，祖父“承事公墓在今山”。《東山誌》稱贊辛一年少時，極有智略，既毀寺，驅逐了今山的不法僧眾，又懲罰了修建清秀寺的事主余氏大族。
至此，以胡夢麟和胡辛一父子為代表的胡氏家族，通過合法手段驅逐了蘭風的余氏族人，取而代之其在今山的地位。這是今山歷史上，首次進行的大家族之間的權力更替。這個更替的前因，是余氏家族的不事收斂，過於張揚財富和權力，並且對清秀寺僧人的荒亂之事沒有進行任何約束。而胡辛一恰到好處地抓住了寺中僧人在禮教和道德準繩上的致命汙點，進行了並不是十分有力、卻是十分有效的打擊，真可謂“有智略”。余氏大族從此失去了深厚的家族淵藪和基礎，分崩離析、一蹶不振，在南宋以後的幾百年裏，蘭風余氏再沒能出現一個像樣的官宦或賢達之士。
我想，胡辛一向禦史陳垓狀告清秀寺僧人之事，他的實際矛頭指向了清秀寺的肇始者余氏家族。那麽，具有相當風險的計劃和行動，肯會得到其父四川宣撫胡夢麟的支持，而且父子倆可能經過長時間的周密預謀。因此計劃一旦實施，余氏家族就像一條跌入鹽缸的鹹魚，再也沒有機會翻過身來——否則，憑著余氏數百年的官宦根基和物質積累，是不可能就這樣迅速瓦解的。
胡辛一用“蘭花拂穴手”漂亮地點中了余氏“死穴”，導致余氏衰滅、胡氏取而代之的結果，《東山誌》的編撰者謝起龍先生不免要感慨起小子胡辛一的“有智略”了。當然余氏家族自毀根基的做法，肯定也引起了當時士大夫群體的一致憤慨，當余氏家族在崩潰邊緣時，再也無人為之喊怨或幫腔——禮教大棒舞動在余氏家族的頭上時，士大夫們都是愉悅的旁觀者——余氏家族過於飛揚跋扈了。即使數百年以後，謝起龍先生說起這些事時，還略帶著快意——像對胡辛一所撰《懲余論》的稱贊態度，和把余忠宣公所撰碑銘定性為“粗鄙”而不屑一辯的態度。
胡夢麟之父承事公，墓在今山。胡夢麟，字永昌，宋淳熙進士，知壽昌軍，歷官四川宣撫，明史所載：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丙戌，元兵侵江州，知安東軍陳嚴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與《東山誌》“鹹淳（1264-1274）中，國事日非，請老歸裏”的說法有較大出入。但胡夢麟葬在東山是確鑿的事，可能是他並非“請老歸裏”，而是元兵侵江州時，像知安東軍陳嚴夜遁那樣，裹家財逃逸，回到了家鄉今山。否則，就無法解釋兵荒馬亂之時，胡家人還能把胡夢麟的靈柩運回蘭風故裏——夢麟墓在東山，明朝初年，官方曾取其墓上石料築臨山衛城。
胡辛一，以父蔭補朝奉郎，歷官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墓在朱鑑灘（在東山一都，界於牟山湖與余支湖之間，雍正時改名杜家灘）。觀《東山誌》“選舉篇”中，前五人皆姓余，而第六人恰好為辛一之父胡夢麟，而夢麟之後再無余姓有經選舉而致仕者，這似乎暗示著余氏家族的噩夢到來——一個家族的終結者在宋朝末年出現了，而余氏們還處在木知木覺的歌舞升平紙醉金迷之中。胡辛一在世時，嘗作《罰余論》，以戒子孫，“蓋懲余氏之佞佛，底於衰滅也”。辛一之《罰余論》盡管因年代久遠而散佚，卻仍是考證蘭風今山之余氏家族衰滅乃至消失的最好證明。
胡瀚和他的松篁小塢
胡瀚，字川甫，出生於1381年，為心學大家王守仁（陽明）之姚籍弟子。胡瀚自18歲起從守仁遊，守仁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歸家思之有省悟，作《心箴圖》以自課，守仁稱之為“吾小友”。守仁歿後，“王學”門戶漸分，胡瀚以“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列標宗旨哉”反對之。為學“求心為宗”，功夫以“存心為主”。曾與錢德洪、王畿會講學天真書院。後以恩貢就華亭訓導，升崇明教諭。
胡瀚從崇明教諭的官職退位以後，就回到老家今山，並在今山構築起“松篁小塢”的室署，“居三十年，坐臥其中，觀未發氣象，號今山”（《東山誌》），並在小塢著書百卷，名《今山集》。胡瀚初事陽明的經歷，已為光緒《余姚縣誌》、《東山誌》及《明儒學案》所提及，盡管在細節上稍有出入，但究竟可以說明蘭風之今山，也延承了陽明的一點思想血脈。
《東山誌》中，說胡瀚為“支湖從孫”，而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卻是“支湖從子”。支湖，即胡鐸，字時振，號支湖，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仆卿（見於《明史》列傳卷）。誌載胡鐸之太舅，為蘭鸚裏（今杏山）陳謨，明成化進士，官至福建僉憲，出其門下者有江瀾、吳雄、丁養浩、黃珣、王伯恩及蘭塘馮蘭，皆為當時知名之士。陳謨之祖父陳叔剛，官至吏部侍郎。因此，胡氏之淳淳學風是具備一定家族淵源的。胡鐸幼孤，陳謨路過其家時，曾命之屬對“白發老翁黑漆頭巾斑竹杖”，小胡鐸對曰“青衿學子紫羅香袋白牙梳”，陳謨聞之大喜。
黃宗羲在《胡瀚傳》中，提到胡瀚在得到王陽明之教授以後，歸家思之有省悟，“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簡甚密。”這說明胡鐸對當時陽明心學也頗有研究，並且以已心得，指撥胡瀚對心學的進一步探究。
胡瀚是胡鐸的從子或是從孫，這一點已無關緊要。在光緒《余姚縣誌》中，胡瀚還誤成為胡榞之從孫，而我更傾向於黃宗羲之《學案》，因其成書早於《東山誌》。《東山誌》提及胡鐸另有嫡子，名璞（或樸），以父鐸蔭官生歷官府同知，終沈府長史。胡瀚號今山，而胡鐸的號是支湖。支湖者，余支湖也，略“余”而號支湖，讓我想起三百年前的南宋末年，胡鐸先祖（胡辛一）留下的文章《懲余論》。而胡鐸在三百年後，去“余”而取號為“支湖”，其意義可謂巧妙。
胡鐸墓在徐軺嶺之赭石山（徐軺嶺，俗名自吊嶺，嶺東一巖突起，曰赭石山），有“明大中大夫南京太仆寺卿支湖胡公神道碑”，今碑毀，碑拓在臺灣故宮博物院。胡瀚墓在榜山，與其從父或從祖的胡鐸，僅一（華家）嶺之隔。胡氏家廟在今山，所祭為太仆卿胡鐸之祖。胡鐸、胡璞（樸）、胡瀚三人，繼南宋末年胡夢麟、胡辛一之後，造就了今山胡氏家族史上的又一次繁榮。在明朝弘治至永樂年間，蘭風鄉今山一帶胡氏家族的權力、學說地位，都已到了盛極一時的地步。無論是胡鐸之太仆寺卿的官宦品級，還是胡瀚的松篁小塢和他百卷《今山集》中對陽明學說的闡發，都引起了當時國內士大夫階層的側目。
鯉魚山墓葬區（東漢至六朝墓葬遺址）
鯉魚山墓葬區集中在鯉魚山北側，沿山腳約一公裏長範圍內。因山腳機耕路占用了鯉魚山邊緣山體，所以，我們看到的墓室已基本圯毀，墓磚外露，一片淒涼氣象。在鯉魚山上，我看到一個被盜挖後的古墓，坑有三米深，光是這樣一個盜掘工程，就是個十分費力費時的活。同行的村民說，以前看到過不少盜挖出來的器皿或飾物，都已被轉賣。這樣的墓葬區，據說附近童家山也有，童家山“在徐軺嶺南，有童氏居此，宋末富室汪彪自今山徙居，子八人皆通文學，一對公車其子孫環山而宅，至今犁田，山趾往往得古磚巨礎，山之中斷處相傳有汪孝廉書院，明萬歷時蔣太常一驄置莊於此。”
讀《六倉誌》，知南宋時胡夢麟的父親承事公，葬在鯉魚山（今山）。後來，胡夢麟的從子辛一因余氏家族所招清秀寺僧人行為不法，擾亂祖上陰宅的清靜和肅穆，於是動用官家力量，毀寺院懲余族，並在今山徙居下來。
及後，又有余姓萬五公者，也葬於此，萬五公神道碑為余忠宣公所撰。余忠宣公，即元末余闕，合肥籍，唐兀（黨項）人，曾任浙東道廉訪司使，累官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淮南行省右丞，時守安慶，後敗，自剄而死。我想萬五公神道碑應撰於余闕在江南為官的那一段時間。余闕曾書“有裏田在此，嘗隨先君往來其間竟不知”。孰不知今山之胡氏，乃東漢時遷居於此，為正宗的漢人，而余闕之余姓，是元時黨項族之鐵姓所改，是極為風牛馬的事。萬五公，是在《東山誌》中有載的最後一個余姓族人。
民國《六倉誌》載清代張誌緒，亦葬於鯉魚山。張誌緒，字石蘭，余姚臯橋人，乾隆乙卯（1795年）進士，嘉慶五年正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嘉慶十三年任福建、臺灣道，累官至山西布政使。張誌緒在任分巡臺灣道期間，剿撫生番，避地八百余裏，番民感服。按察四川時，鋤暴安良，人呼為張青天，兩地皆為立生祠。清時梁章鉅、朱智編的《樞垣記略》、孫爾淮的《福建通誌臺灣道》和姚瑩的《東槎紀略》對其人其事有所記敘。把張誌緒的官銜，換成現在級別，也算是個省長之類的官銜，死後下葬鯉魚山，似乎也算得鯉魚山的一點榮耀。
在墓葬區的邊緣徜徉，能看到一些散落的青瓷片，更多是墓磚，且大多完整。墓磚一側有花紋，多為斜格紋、田字格紋、斜線三角紋、斜十字紋、網格紋等。這是典型的東漢至六朝時期燒制的墓磚樣式。還有少量繩紋墓磚，為東漢初期燒制特征。通常花紋墓磚都是用來裝飾墓室，且墓磚有花紋這一側，裸露在外，拼合成一個完整圖案。因技術和知識的缺乏，我無法將那些完整的墓磚花紋進行拓印，而照相的效果並不是很好。
根據墓磚燒制風格，可以肯定墓主為東漢至六朝時期的人，並且有幾個墓室的空間非常龐大，不是平常布衣平民所能經營。在蘭風，有史記載最早的定居者是東漢余支，他和他日後繁衍龐大的余氏家族，大都居住在鯉魚山（今山）北面、余支湖東南面。這個家族的繁榮狀況，自東漢及唐，一直維持到了南宋淳昌年間。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鯉魚山（今山）墓葬區屬於東漢至六朝時期的余氏家族墓。說不定，最早的定居者余支也在其中。

附小貼士
明儒王文成講“致良知”之學，弟子著錄數百人，惟學之傳於同裏者，以醇謹稱最著者為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德洪傳沈國模（求如）、管宗聖（霞標）、史孝復（子虛），國模傳韓孔當（遺韓）、俞長民（吾之）及魯公先生。
——《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狀》
胡鐸者，字時振，余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仆卿。鐸與璁同舉於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璁議遂上。旋被召。鐸方服闋赴京，璁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之福，璁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璁同以考獻王為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寓立賢之意，蓋大謬雲。
——《明史，列傳第八十四》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余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蓋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簡甚密。……以恩貢，就華亭訓導，升崇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黃宗羲《明儒學案之教諭胡今山先生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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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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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2

相见甚晚以诚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