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尚英 Zcx`S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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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xd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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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hG12ZZ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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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副十分有名的对联.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近代历史上,每当风雨飘摇、国事蜩螗之秋,这副对联常常在人们的耳际回旋,激励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热诚报国。这副对联的作者是谁?他为什么要把读书和关心国事联在一起?这得从几个世纪前说起。 Bg x'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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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明朝神宗万历年间,有一批学者在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今天,在江苏无锡市东林小学的校园里还可以看到书院的部分遗址。上引对联就是东林书院讲堂里的一副楹联。 \f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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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林讲学,热切关心国事 `ZY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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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国事是一个什么样子。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明朝。明朝前叶,国力强盛,政治比较安定。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变本加厉,人民不断起而反抗。面对着重重的政治经济困难,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首辅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万历帝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被废除了。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 naG=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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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上引有名的对联就是这种呼声的极好概括。这副对联的作者相传是明末东林党人的著名领袖顾宪成。顾宪成是无锡人,时人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他在万历八年(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当时中央朝廷的主要官署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作为监察机构的都察院(这七个官署的长官称七卿)。六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各司由郎中主持,属官有员外郎、主事等。都察院的正副长官为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 tqE6>"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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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王锡爵别有用心地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他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象。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第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习称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2b}t,&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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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回到了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时称龟山先生)曾经讲过学的东林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修复了这所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v4.s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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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以后的思想学术界,王守仁的学说极为流行。王学末流的通病是空谈心性,放诞而不务实学。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明史·高攀龙传》中说:“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这里也反映出,服膺宋代程颐、朱熹一派理学的顾宪成等人,是所谓儒学的正宗。这就难怪,对于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冲破儒学旧传统和封建旧礼教的言行,顾宪成竟力诋其非。总的看,东林讲学的突出成就不在学术思想方面,而在于号召人们关心时事,为国尽力。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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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君子无取焉”,都是不足取的。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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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闻风响附”,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至不能容”。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Jj; L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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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j8v8u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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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争频起,“三案”更兼“京察” "M<8U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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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一一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热中利禄、贪恋权势的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结党营私,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占据要津,成了“当关虎豹”。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不以国事为重,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L^r#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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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如史书所说,“以立储(皇太子)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这是说,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jj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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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党争始于所谓“争国本”。“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 ~Q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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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常洛五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常洵。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常洵为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暧昧。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纷纷上书,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诏将长子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常洵、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神宗迫于公议,于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 ?j'7l=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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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许多朝臣,就连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也坚持立长,因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只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神宗同时封常洵为福王,但又不让他到封地洛阳去,后来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四万顷为借口,继续将福王留在宫中。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内阁大学士,上疏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不合“祖制”,同时指出,封王要地过多,只能强夺民地,而过去世宗朝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引起人民反抗,希望万历帝记住这一“前事之鉴”。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万历帝让福王赴洛阳,授给他的庄田也削减了一半。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 3$9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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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王常洵到封地之后,郑氏集团仍谋夺取皇位继承权,一再策划谋害太子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1Q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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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天,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颠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是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内监,“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这两个内监恰恰是郑贵妃宫内的。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的神宗一看案情牵连到自己的宠妃,只得亲自出面,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他拉着太子常洛,向百官说什么“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说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 ”?神宗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内监在内廷打死,就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而王之寀却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竟将他削职为民。 u]g%@3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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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八月间光宗得病,宫廷医生崔文升进了泄药,光宗服后病势加重。鸿胪寺丞[1]李可灼自称有“仙方”,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红丸后,不出一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驾崩”,于是廷臣大哗.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直斥“郑贵妃包藏祸心”,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必加曲庇”?还联系前事,声称“往者张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贬谪到南京。 o5u3Fj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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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宫案的经过是这样的:光宗刚刚继位时,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宮中的李选侍(选侍是没有封号的宫嫔)送给光宗,很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应由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李选侍也应立即迁出宫内正殿乾清宫.李选侍企图挟制朱由校以弄权,仍与朱由校住在乾清宫,不肯迁出。她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又放出空气,说皇长子年幼,宜由李选侍以太后身分垂帘听政.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长子已经成人,“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并揭露说,这是“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熹宗。 <!&[4-;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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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皇位继承权进行争斗的同时,东林党人同反东林各派展开了尖锐的权力之争。这表现于许多方面,主要是争“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他严正廉直,不讲情面,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人,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由于沈一贯蒙蔽了万历帝,他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不过,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蒙上箝下,沈也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致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时,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朝政,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一些人物被罢了官。但在南京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原来明朝在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仍在南京(时称留都)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就合谋排斥了所有支持李三才的东林党一派的人。李三才是东林党领袖之一,他任凤阳巡抚[2]时深得民心。齐、楚、浙党人物拚命攻击李三才,正因为他们自己大都是一批奸邪之徒。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时,方从哲秉政,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于是又“尽斥东林”。终万历一朝,东林党人大部分时间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支持熹宗继位后,才受到重用。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是首辅,赵南星则以左都御史身分参与主持京察,他痛斥齐党亓诗教、楚党官应震等“四凶”,坚决罢了他们的官。 LHyB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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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东林党人之反对郑贵妃、李选侍,显然是为了防止外戚和后妃弄权,而外戚和后妃专权往往是一个封建朝廷趋于没落衰败的表征之一。在京察中,虽然存在门户之见,但总的看,东林党人努力整顿吏治,杜绝请托和注重人才,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打击奸邪,也获得舆论的支持,如万历三十九年京察,贬黜了过去被沈一贯包庇的钱梦皋,“群情益快”;后来赵南星斥退亓诗教一伙人,也是“天下快甚”。赵南星任吏部尚书时,纠正选用官吏中的弊端,“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皇帝宠信的宦官)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刚严不敢犯”。总之,东林党所排斥的大都是贪黩奸邪的官吏,他们力求革除弊政、澄清吏治,这是值得肯定的。 b\ X@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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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惠商恤民,反对矿、税之弊 W=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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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如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商税繁多,要求执政者“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指贩运)”。 %J#Y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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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工商业的发展,却更加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贪财成癖的明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矿监所到之处,不管有矿无矿,只顾搜刮金银;有时见良田美宅,就胡说地下有矿,借此敲诈或强行霸占。税使沿交通要道遍设税卡,连小民手中“只鸡束菜”也得上税;而且税额苛重,商人往往被迫把货物抵作税款。依靠敲骨吸髓的掠夺,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运至北京献给神宗的就有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一千五百七十五两,还有大量的珠宝。直接装入矿监、税使私囊的也为数极巨。如矿监陈增搜刮的金银,进奉皇帝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却落入了他的腰包。 9q)K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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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监、税使是皇帝的亲信,权力极大。他们每到一地,就撇开地方官府,另建税署,专折奏事,直通皇帝。他们对不屈从于他们的地方官,上奏告密诬蔑,神宗偏听偏信,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矿监、税使及其爪牙,无恶不作。如湖北税监陈奉,“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矿监陈增在山东益都,日征千人凿山开矿,为督促多采,打死了许多工人。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等人到了江浙地区,扬言奉密旨搜金宝,诬大商巨室私藏违禁物,“所破灭什百家,杀人莫敢问”。矿监、税使的贪残暴行,激起了广大社会阶层的痛恨和愤怒。许多地方爆发了自发的反抗斗争,下面举几桩突出的事件。 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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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山东临清商民罢市,万余愤怒的群众火烧税署,打死税监马堂的爪牙三十七人,马堂也被打个半死。二十九年三月,对税使陈奉恨之切骨的武昌商民,因当地官员冯应京奏劾陈奉十大罪,反遭陈奉诬奏而被捕解京,于是群情激怒,包围税署,誓杀陈奉。陈奉本人逃脱,群众抓住了他的帮凶五六人(一作十六人),投入了长江。同年六月,苏州几千名织工在葛成(即葛贤)领导下,反对税监孙隆,打死孙的爪牙数人,放火烧了一批作恶多端的税棍的住宅。第二年,北京门头沟一带广大窑工和运煤脚夫,结队进入北京城,张贴告示,要求惩办肆意压榨百姓的税监王朝。一些朝臣也指责王朝,神宗最后只得把他撤了回来。云南税监杨荣疯狂掠夺,被他杖毙者竟达数千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三月,指挥(中级军官)贺世勋率冤民万人火烧杨荣第宅,杀了杨荣及其党羽二百余人,贺虽因此入狱,但神宗也被迫不再派税监到云南去了。 % BVs4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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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人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持续了二十余年,大小上百次,北至辽东,南至滇粤,东至苏常,西至陕西,此起彼落,狠狠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在这场斗争中,东林党人是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的。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山西巡抚魏允贞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宦官进行反噬,魏受到神宗的切责。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 自矿、税使出,而民间之苦更甚”;这些矿监、税使带着成批奸徒,专门“困商”、“害民”,不但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万历二十八年,另一东林党人、给事中(掌规谏纠察的朝臣)田大益在上疏中痛陈矿监、税使六大害,他说,皇帝内库的金银日进不已,公私骚动,民脂刮尽,而神宗仍以宦官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但“怨极必乱”,一旦土崩势成,众心齐倡,“至于揭竿”,皇帝的天下就会“大溃”而无法挽救了。 !1rlN8w(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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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一、三十二年(1603—1604年)间,在无锡,商人赵焕因告发税吏俞愚、金阳虐民不法之事,被俞、金两人诬以漏税,并惨遭杀害,沉尸于河。赵焕之子希贤辗转控告,又被金阳等人诬以阻挠税收而将他抓走,企图“转解税监,毙之杖下”。当时在家乡讲学的顾宪成,怒不可遏,挺身而出,一再致书地方官,痛揭税棍欺诈勒索、草菅人命的暴行。残杀赵焕事件引起公愤,除顾宪成外,一些正直的地方人士也上书江苏巡抚,要求秉公处理。最后,地方官处理了俞愚、金阳,释放了赵希贤。 dW)B1i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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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他是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县)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就任凤阳巡抚。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有好几个矿监、税使,残民以逞。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上疏万历帝,尖锐地揭露说; 26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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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矿、税迭兴以来,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民之主,不惟不给民以衣食,反而剥夺民手中之衣食。征税之吏,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因阻挠矿、税而被拿解,明日某官因怠玩矿、税而罢职。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如臣境内,税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之徒,附翼虎狼。如内阁中书(内阁低级官员)程守训尤为肆无忌惮,竟假冒圣旨诈财,动以万数。楚地内使(指陈奉)沿途掘坟,得财方止。” \}+_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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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问神宗,对这种情况,“皇上之心安乎不安乎”?进而他又大胆地把矛头指向了神宗,指出:“皇上爱珠玉,民亦慕温饱;皇上爱子孙,民亦恋妻子。奈何皇上欲积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升斗之储?皇上望传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此而不乱者。当今皇上病源在于溺志货财。臣请皇上焕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 U G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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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李三才又上疏说:“数月以来,章奏涉及矿、税,即束之高阁。臣前疏非同平常,关乎国脉民命。人主若对民休戚不关,但凭威力,加以劫夺,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即在敌国仇人犹有不忍,何况己之百姓?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乱’众蜂起,陛下块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又谁能守之?” DD7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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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的奏疏,真是一针见血地打中了反动腐朽、贪婪无比的万历帝派遣税使、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万历帝当然只能束之高阁了。不过,李三才还是凭借他作为凤阳巡抚所握有的职权,给人民办了几件好事。万历帝派到凤阳巡抚管辖地区内的几个矿监、税使,以驻徐州的陈增最为凶横。李三才严惩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史书上说,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 ”。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淮人深德之”。 ATJWO1C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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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诬蔑他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讦,万历三十九(1611年),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 O|\J}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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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