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公元前110年余善（东越王）反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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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4-06-16

前154年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受汉指使杀濞于丹徒。濞子子驹逃亡入闽越，唆使闽越王出击瓯，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求救于汉，刘彻令庄助发兵援东瓯，兵未至闽越即退兵而去。东瓯王恐闽越再来攻，迁其众4万多于江淮之间，故地为闽越王所占。前135年，闽越王乘南越武帝赵佗新死，发兵攻南越，汉武帝乘机进攻闽越，闽越王之弟余善杀闽越王郢，向汉称臣，无诸孙丑被封为越繇王，余善被封为东越王。前111年南越相吕嘉反汉，被汉军攻灭。次年，东越王余善起兵反汉。汉以越衍侯吴阳劝降余善，余善不听，退守福建省浦城县，尚有甲兵数十万。东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献于汉军。因而，繇王居股被封为东成侯，建成侯敖被封为开陵侯，越衍侯吴阳被封为北石侯，东越将军多被封为无锡侯等。汉武帝以闽越地险阻，多反复，易为患，故徒其民于江淮间，福建之地遂虚。实际上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匿于崇山峻岭之中，前85年，汉昭帝置冶县(福州)统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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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6

相见甚晚以诚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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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汉城并非东越王余善之王城

关于考古发现的闽北崇安汉城是何王所建及其废止时间，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在“闽越国后期东越王余善所居王城即崇安汉城”的观点上，多数学者却是一致的。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愿与大家商榷。

《朱买臣传》与东越王余善之王城

《汉书·朱买臣传》有关闽越的内容摘录如下：
是时，东越数反覆，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
因为本传文涉及到东越王余善所居王城地望线索，所以主张崇安汉城为余善所建王城观点的研究者，就不可回避地要对此做出解释：首先，认同《太平寰宇记》、《浦城县志》等书中的“泉山在闽北浦城”说，进而又将“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解释为“汉击闽越、余善在闽北御汉战败后南逃到福州”。
笔者认为，以上解释有矛盾。以往泉山地望共有福州、江山、泉州、浦城、永嘉五说之多，其中后三说于《太平寰宇记》中都能找到。“泉山”一词最早出现在《朱买臣传》中，后世之说均据传文推测所得，今研究此问题不可以某说为定论，反过来再去解释传文。“泉山”在哪姑且不论，但它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即“发兵浮海”可以“直指”，即余善所居王城必在近海处，而不在闽北。朱买臣进言之时“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的行为已结束，“居大泽中”的行为仍在持续当中。将此事件解释成朱买臣讲话一年多之后，东越王反汉，汉出兵攻击闽越后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显然不妥。
若对“东越王徙处南行”事件做出解释，须先确定朱买臣说话的时间，然后再从史料中寻找有关东越王在此时间前后是否有与之吻合的事件发生。朱买臣说话时间无明确记载，但有“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的记载。“居岁余”即朱买臣上任会稽太守一年多之意。“受诏将兵”的时间虽无明确记载，但理应在东越王反汉之后。东越王反汉时间，《史记·东越列传》有明确记载，即“元鼎六年秋”。《汉书》本传接叙元鼎五年事后为“明年秋”。以往研究者均照引原文，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怀疑。然此条却有误。余善在什么情况下反汉的呢？“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楼船将军何时“请诛之”，汉兵又是何时“临境”的呢？“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楼船请诛之”及“汉兵临境”均发生在南越灭国之后，南越灭国时间在《南越列传》中明确，即“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冬”。从汉破番禺、杨仆上书到汉武帝不许，再到诸校屯豫章梅岭即“汉兵临境”，中间必经相当时日。故知余善反汉时间断非“元鼎六年秋”，而是元鼎六年冬之后。从《史记》行文推测，时间应是某年之秋。再从进攻东越的水陆各路大军“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冬，咸入东越”，和之前汉兵早已临境两条分析，汉兵入东越无需多长时日，余善反汉时间“元鼎六年秋”应是“元封元年秋”之误。此事发生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此误应是传抄之误。以元封元年秋为余善反汉时间，推算朱买臣说话的时间，应是元鼎六年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再看余善元鼎六年秋前，身在何处。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进攻南越，其中“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东越王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知其上书必在元鼎五年秋楼船将军出发之后。从余善上书到获准，再经出发前准备到行至南越揭阳之境“持两端，阴使南越”，必需相当时日。另外，只有每年的夏秋季节，才可能有台风或热带风暴袭击我国东南沿海，余善率兵从海路向南越进发“以海风波为解，不行”，不管是借口还是实际情况，都只能在有可能形成台风和热带风暴的夏秋季节。２条对照，知元鼎六年夏秋之时，正值汉兵逼近南越番禺之际，余善却正率兵驻扎在揭阳“持两端”。“余善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事件与朱买臣进言所说的“徙处南行”事件，时间、人物完全吻合。故知“大泽”位于揭阳境，余善王城距此“五百里”。

闽越国后期二王“并处”与崇安汉城性质

２０世纪的３０—８０年代初，闽都东冶地望有“福州说”和“浙南说”两说对峙。８０年代以后，崇安汉城连续进行几次大规模的勘探、发掘，从其规模、格局、内涵上考察，无人否认这是始建于闽越国时期的一座王城，于是有学者提出“闽都东冶崇安汉城说”。此时，“浙南说”已无人坚持。９０年代初，有学者在认同“福州说”的同时，参考文献有关东越王余善与繇王“并处”的记载，提出崇安汉城是东越王余善所建王城的新观点。之后特别是福州屏山一带发现闽越国时期的大型宫殿遗址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东冶福州说”和“崇安汉城余善王城说”。持“东冶崇安汉城说”的少数学者也认为余善之王城即崇安汉城，并且都必谈二王“并处”。
有关二王“并处”的史料主要出自《史记·东越列传》。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闽越王郢发兵攻打南越，南越向西汉中央王朝求援，汉武帝派大行王恢、大农韩安国欲击闽越。兵未逾岭，郢之弟余善与闽越之相、宗族杀郢以谢罪。汉武帝诏罢两将军。“闽越上符节，请所立”。（《汉书·严助传》）“（武帝）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汉书》：繇王不能制）。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依据以上文献，持“东冶福州说”的多数学者认为：繇王奉闽越先祭祀，故繇王必居闽越故都东冶；东越王余善则必另建新都于闽北崇安汉城。持“东冶崇安汉城说”的少数学者认为：“‘二王并处’时期，大权掌握在余善手里，余善也将名正言顺继承其先人霸业，也不可能废弃无诸建立的王城而另辟新城”，崇安汉城是闽都东冶，余善亦居于此。
笔者认为，《史记·东越列传》有关汉击灭闽越的那场战争的记载，支持前文所得出的余善王城位于近海处的观点，并且对我们理解东越王与繇王的关系深有启发。
《史记·东越列传》：“（余善反汉后）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楼船将军率（《汉书》为‘卒’，应依《汉书》）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余善，自归诸将，倘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击灭余善之后，吴阳、敖、居股、东越将多军与横海将军韩说及其校尉福皆封为侯。其他“诸将皆无成功，莫封。”
依上述史料笔者看法如下：
（１）自闽北、闽东北入东越之汉兵，除明确表述楼船将军卒杀越徇北将军后“自兵未往”，即未继续南进外，其他几路汉兵入东越之后，没有交代。从“诸将皆无成功，莫封”分析，陆路汉兵并未与横海将军会合。击灭东越王余善的主要是韩说的海路汉兵与降汉的居股、敖、吴阳率领的越兵。据此判断，余善之王城绝非位于闽北。
（２）反汉的是东越王余善，繇王居股并未反汉，可他却自以为只有攻杀余善，向汉军投降或许还能侥幸脱罪。故知繇王原本与余善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并且是在余善统治之下。“劫守”一词最为关键，它明确道出东越王与繇王等的关系，应对译成“胁迫、掌管”。
结合其他史料，对上述观点再做几方面的补充论证。
（１）繇君丑，乃闽越开国之君无诸之孙，故知“繇”绝非部族名称。《史记索引》：“繇，邑号也。”可信。繇君丑封王之后，仍以繇为王号，并且其后居股亦称繇王，知繇王必居于繇地。“东越”一词最早是做为地域和百越族别的名称概念使用的，与“南越”对举。地域上指今浙江南部与福建全境，起初该地域内存在东瓯与闽越两国；于百越族群之中，“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东瓯举国内迁至江淮间之后，“东越”一词又开始做为国家的名称概念使用，等同于“闽越”。“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是时，东越数反覆”等皆其例。《史记集解》引韦昭曰“闽越，东越之别名。”余善王号“东越王”，是汉武帝所封，故知余善乃闽越国后期一国之君名正言顺。南越王赵佗致汉文帝的谢罪书中曾用鄙夷的语气说：“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降汉的越衍侯吴阳，其邑也才只有７００人。可是元鼎五年，南越反时，“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可以想象，此举非闽越一国之君不能，非势力强大不可。假如繇王的政权在福州，余善政权在闽北，余善又何以拥有一支８０００人的海军？建元六年，汉欲击闽越，“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在闽北建都也不符合余善一贯的战略思想。
（２）《汉书·严助传》中，建元六年淮南王刘安劝告汉武帝不要出兵越岭进入闽越之地的上书中说：“舆骄而逾岭，拕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依此，知闽越王郢时闽越之都距武夷山脉“数百千里”。“东冶崇安汉城说”既缺乏文献依据，更无直接证据。笔者同意东冶即冶，即今之福州的观点。结合前文分析论述，认为东越王余善之都亦即东冶。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责任编辑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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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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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崇安汉城的年代和性质

关于崇安汉城的年代，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一）西汉初无诸始封闽越王（公元前202年）至闽越国除（公元前110年）。（二）西汉初无诸时期至西汉末甚至更晚。（三）景武之世至王莽末年。关于汉城的性质，都认为是一座王城，但究竟是何王所建，目前还有很大分歧。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浅见。

城址的年代问题

确定汉城的年代要运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手段，离不开一批可供用来断定遗址年代上、下限的发掘材料。
崇安汉城遗址自1959年以来，先后在城内的马道岗、高胡南坪、下寺岗和东门外北岗，清理出重要建筑基址5处，共揭露面积2万多平方米，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汉代遗物。除下寺岗的材料，其他以简报形式共发表4篇。北岗1、2号建筑基址之上的地层依次是：第一层为表土层；第二层为唐代以后的扰乱层，含大量汉代遗物；第三层为汉代文化层，是建筑倒塌形成的文化堆积，出土大量建筑材料和陶器等遗物。基址以下为生土。高胡南坪有甲、乙两组建筑群，其中甲组为“四合院式”的大型宫殿建筑群体，已发表简报。关于基址之上地层堆积的划分与断代，目前还存在严重分歧，使用这批材料需要审慎。将高胡坪、马道岗出土的陶器与板瓦、筒瓦、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同北岗出土的遗物进行比较，器类、器形、纹饰等风格特征却是一致的。几处基址都很少被灰坑打破，更未发现有被建筑遗迹打破的现象。但从铺地砖、砾石铺砌层残缺不全或被挪动的迹象判断，基址之上的文化层自建筑倒塌形成后，并非完全密封，而是经过人为翻动。被翻动的堆积里如果未留下遗物，或者留下但未能辨认出来，发掘时我们常常认为文化层未被扰乱。判断城址的兴废年代，要使用不同性质的遗存，同时还要充分估计到遗存本身的复杂性。
1、城址年代的下限
城内外各处建筑基址之上普遍覆盖一层建筑倒塌堆积。夹杂在瓦砾之间或叠压其下，出土大量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绝大多数器类都有相当多的个体数量。这些陶器应是建筑倒塌时遗留在建筑物内外的日常生活用具，属于同时代，具有整体的时代特征。依陶器演变快的特点，应以陶器群的整体时代特征推测城址时代的下限。那种使用同一层位里出土的陶器，既断下限又断上限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各处基址之上出土的陶器风格特征一致，也说明各处建筑倒塌的时间相同，即汉城一次性废止。
崇安汉城出土的陶器有瓮、罐、提桶、瓿、匏壶、鼎、釜、甑、盆、盘、钵、盅、盂、薰炉等，有的器类又有几种器型。纹饰有方格纹、方形戳印纹、水波纹、弦纹、绹纹、栉齿纹、蓖点纹、锯齿纹、绳纹、附加堆纹、圆圈纹等，纹饰繁缛，多见几种纹饰构成组合纹施于一器，弦纹、水波纹、蓖点纹最常见。由于福建地区战国晚期至东汉早期的陶器编年尚未建立，研究者多将之与两广地区南越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作比较，均认为风格相似。由于材料使用的问题，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有些陶器属于西汉初期或战国晚期。
目前，南越国时期的考古材料有两批可确定其具体年代：一是南越王墓的材料，下葬时间在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一是南越国宫苑遗址活动面上出土的遗物，年代下限为南越国除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后者的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已发表的简报里陶器的材料也很少。今将崇安汉城出土的陶器与南越王墓出土陶器进行比较：前者的纹饰于后者中都能找到相同者；前者的瓮、香炉、鼎、匏壶、盂、罐等与后者同类器的形制略有差异；前者的瓿、盆、釜、甑、盅、提桶等与后者同类器的形制相同。两者的时代应相去不远，汉武帝以后西汉中期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器风格与之有很大差异。杨琮先生的“该城址中出土陶器的年代不会晚过西汉中期”的论述是客观的。
2、城址年代的上限
1959年在东城墙中段开2条解剖探沟，1984年又在东城墙的南段布探方T21进行发掘，城墙里出土一些陶器和瓦类，报告者认为城垣里出土的陶钵、鼎腿等陶片与城内是一致的；几处建筑基址上的柱洞、沟槽、原基面低洼处，都有填垫现象，填垫物中含大量建筑材料废料等遗物；汉城使用时期形成的文化堆积发现的不多，高胡南坪甲组建筑北墙外有一大型灰坑，文化层堆积最厚。以上发掘材料对研究汉城的始建年代非常重要，遗憾的是均未作详细报告。
城址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瓦背多饰绳纹，且多带数道宽弦纹。板瓦内面、筒瓦背面发现许多带方框的一字或两字且重复戳印的瓦文，如胡、马、黄、林、莫、皋、屋、居、辕、赖、邓、卢、从、灰、狼、吴、申、唐、华、徐、钱、根、夫唐、气、结、气结等，不胜枚举。瓦文多为汉姓或名字，也有“夫唐”等越姓。字体以隶书为主，少数篆书，有的介乎篆隶之间，结构方正，容易辨认。汉城出土的瓦与福州屏山一带闽越国宫殿遗址、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的瓦相比，纹饰、规格、制作方法无甚差别，但瓦文内容却完全不同。屏山宫殿遗址的瓦文见诸报道的只有“越”和“闽”字初文。南越国宫苑遗址的瓦文虽有少数姓氏、名字，如莫、强、赖、年、仲有等，但更多的是官名和官署名，如左官卒犁、左右卒窋、左官侈忌、左官奴兽、居室、公、工、营、长以及官、官富、官库、官桥等许多带“官”字者。瓦文内容的差异，反映的或者是崇安汉城的政权没有相应的手工业官署，或者是时代的不同。通过对瓦文字体的研究，陈直先生认为：“以筒瓦、板瓦之字体及作风来审定，皆为西汉中期之物。”张其海先生、林忠干先生认为：“崇安汉城的陶文大多数已经超越了秦代和西汉初期的风格和水平，其年代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

覆盖在基址之上的瓦类遗物作为建筑材料，只能确定为毁弃前装用在建筑物顶面；可能是始建时期的，也可能是后期修葺的。但就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状况，只好姑且将城址中出土的这批带戳印文字瓦视为建筑始建时期之物，并以此作为推测城址年代上限的依据。已发掘的南越宫苑遗址，覆盖木结构大殿基础的第8层和大殿南面用纯净土填垫原来地表的第7C层，都出土过文帝五年始铸的四铢“半两”铜钱，推测此处大殿建成后开始使用的时间不会早过文帝前元五年，即此处建筑的始建时间应在文帝初年。崇安汉城的年代上限也不会早过此时。林忠干先生的“崇安汉城主体建筑的年代应始于景武之世”的观点接近真实。

城址的性质问题

依城址规模、布局、建筑基址的形制，大量“万岁”、 “常乐”、 “乐未央”、“常乐未央”瓦当，锦纹铺地砖、“中门信印”铜印、鎏金青铜盖弓帽等遗存特点，学界公认，是一座始建于闽越国时期的王城。但究竟为何王所建，尚无定论。汉城试掘之后，陈直先生认为，可能是无诸之后越繇王丑或者是东越王余善的宫殿建筑，“尚不能确定属于谁者”。当今有些学者认为是无诸所建的闽都东冶，有些学者认为是东越王余善所建的王城。笔者已撰文，对以上两种立论给予否定，并在认同“闽都东冶福州说”的同时，做了“余善之都亦即东冶”的立论。
此城既无文献记载，又未发现确定其性质的直接证据。只能在文献中寻找线索，进行推测。笔者认为此城可能是繇王丑所建的王城。繇王丑原号繇君，为闽越开国之君无诸之孙。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率兵攻打南越时，丑未参与，“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郢被杀之后，汉武帝企图扶植亲汉的闽越政权，封丑为越繇王，令其奉闽越先祭祀。但闽越国之中余善势力最强大。“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汉武帝权衡利弊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其实就是承认了余善对闽越的统治地位，《史记·东越列传》称为“二王并处”。依崇安汉城主体建筑始建年代的考古学分析以及城址的王城特征，再参考文献记载，故做如上推测。大量汉姓瓦文的发现说明，有相当多的汉人工匠参加了汉城建设，这些汉人可能就是西汉中央王朝派往的援建人员。
繇王丑之后是繇王居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余善反汉，“刻‘武帝’玺自立”。汉武帝派兵攻打。繇王居股率领一部分越人攻杀余善后，降于汉将。“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击灭东越后，“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此条文献支持崇安汉城下限年代的考古学分析。虽然有学者对此条文献曾提出过否定性置疑，但因缺乏证据，实在难以立论。闽越人可能不会悉数北迁，有些会逃遁山林之中。但西汉军吏若将一座辉煌华丽的王城完好地保留着，待逃遁的越人出来时享用，就不可思议了。东越贵族、官吏及其所属的大部越人北迁江淮间，无庸置疑。繇王居股封为东成侯，乃万户侯，领地就在九江。
综合研究报告问世后，崇安汉城的年代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关于汉城性质，如果本文的推测是真，那么，繇王丑的墓葬必在城址附近。如果在城址周围通过调查、勘探，发掘出更多数量的墓葬，特别是规格高、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对彻底解决汉城性质及其时间跨度问题大有裨益。若通过野外工作，可以确认汉城周围的汉墓数量确实少，那么，就足以说明汉城使用的时间不长。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闽越国史上的诸多迷团终将得到解决。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责任编辑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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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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