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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县芳山余氏溯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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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楼主发表于: 201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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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开化芳山

序（代拟）

在历史上，山清水秀的开化县曾经涌现过不少的文官武将，尤其是宋朝，除了100多位进士（其中芳山村15位），还有两位状元和一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家、战略家。他们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他们的文治武功，有的已经彪炳史册，有的尚停留于口头流传，有的则散落民间，至今鲜为人知。这些红极一时的名人轶事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亟待我们去发掘，去整理，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讲究科学实力，讲究以人为本，讲究品位档次。要增强我县开拓进取的力度，要提高我县旅游开发的文化品位，就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挖掘潜力，古为今用，让举足轻重的历史名角站出来说话，吸引外商来投资，吸引游客来观光。

在这方面，退休教师余炳松已经涉猎多年。早在文革后期就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手研究以余氏族谱为载体的祖传历史文化。从世系到列传，从本村到外省，由近及远，追根溯源，挖掘历史资料，宏扬宗功祖德，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德惠长者余仁合》、《金头之谜》等研究文章，并有专著《西峰余氏发展史》一书问世。古稀之后，更是惜时如金，不遗余力，查资料，听传说，集思广益，反复论证，自费走访了浙、赣、鄂、川等省的相关地区和单位，就有关宋代名将余玠的世系衍脉、出生地址及其死因，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追踪调查，终于查清了余玠生在浙江开化、死在四川重庆、葬在湖北广济，战功辉煌，光照千古，从理论和实践上还其历史真貌。还对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而在史书上又面目不清或只剩一鳞半爪的荣禄大夫余公正等宋代名臣分别作了专题研究与发掘，从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中，通过鉴别和筛选，分清真伪，填补空白，使一大批蒙尘了七八百年的重要历史人物荡涤尘埃重见天日。同时，对散布全国各地的芳山人后裔，也依其派别初步进行了摸底排队，从数以千计的传记、寿幛、诗词中分类归纳，热情讴歌了名公贤淑的芳徽懿行。

《历史上的芳山人》（原名《芳山外传》）就是余先生最新研究成果之一。它以翔实的史料再现了历史上大红大紫大起大落的芳山人。特别是对铁面御使赵抃的恩人余仁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了宋孝宗关于“抃非仁合不能以幼而学，仁合非抃不能以仁德而声著”的正确结论，纠正了某些书上只听一面之词、闭口不谈余仁合功绩的片面做法。对影响深远、莫衷一是的芳山15位进士的政治面貌、出身经历一一作了考证，澄清了不少事实真相，把张冠李戴的余文正、余公正两位相差130多年的历史人物再重新戴正帽子各就各位。还对以往史书上县志上遗漏了的释褐状元兼驸马余梦魁，也从散落民间的各种谱牒资料中被大胆发掘出来，正其名份，让他实事求是地回到原来的历史坐标轴上，推翻了开化县历史上只出过一位状元的错误结论。

全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很值得一读。

资料来源：http://khnews.zjol.com.cn/khnews/system/2011/01/10/0131288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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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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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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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楼发表于: 2011-06-25

历史上的芳山人

2011年1月10日 14:42

目   录
序（代拟）
一  芳山余氏溯源……………………………………………………………………
二  不堪回首话兴衰…………………………………………………………………
三  从封诰看余仁合与赵抃的关系…………………………………………………
附：衢州赵抃与开化余仁合…………………………………………………………
四  余公正墓碑评注…………………………………………………………………
五  状元传奇…………………………………………………………………………
六  芳徽懿行系列……………………………………………………………………
    1芳山生育无贪妒——芳山人之廉洁篇………………………………………
    2孝行感动天地人——芳山人之行孝篇………………………………………
    3百鸟出窝创大业——芳山人之创业篇………………………………………
    4家和族睦万事兴——芳山人之和睦篇………………………………………
    5柔中有刚不含糊——芳山人之抗争篇………………………………………
    6奇人奇事且奇文——芳山人之智慧篇………………………………………
    7学未成名岂丈夫——芳山人之教育篇………………………………………
七  附录………………………………………………………………………………
八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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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楼发表于: 2011-06-25

芳山余氏溯源

余氏渊源有三种：出自姒姓，夏禹之后；出自姬姓，由余裔孙；出自隗姓，以国为氏。芳山余氏属于第一种，即夏禹王之苗裔。
公元前21世纪，华夏大地洪水滔天，泛滥为害。禹，字高密,“继父志，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理好了全国的水患。“舜荐禹于天，以登帝位，建立夏朝，都安邑。在位二十七年，巡狩会稽（浙江绍兴）而崩，因葬焉”。子启（字余）继王位，建立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孙仲康，尸位素餐，徒登宝座，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倒是曾孙帝相，废除禅让制，建立家天下。帝相被羿所弑后，皇后缗带着遗腹逃难，路上生下少康。少康从小藏匿民间，崛起成旅，暗与舅父有鬲氏及贤臣靡，密谋兴复。前2061年，少康光复，率土咸归，“念禹陵远在南服，乃封三子罕（字无余）于越，都会稽，以主禹陵之祀”。前1979年始，“子孙以王父字为氏，故姓曰姒，而氏曰余焉。”有人说余姓为春秋时秦穆公用之为相的“由余”氏之后，袭封下邳，后迁浙、赣、皖，这是余氏家族的另一个分支，青嶂派始终奉“罕”即“无余”为第一世。

自罕始封，历夏、商、周，凡一千六百余年，世有东浙闽广之地。支子分封，大者侯，小者君长。然，三代皆都中原（何时迁居中原，史无可考），世居山西代州雁门、晋州平阳、河南邓州南阳、济阳、新安等地，继四十余世。至周成王时，复徙淮南泗州下邳郡招仁乡立德里余村社。

前825年，余畴，“清操鲠直，屡献谠言”，任上谷宰，封大夫，摄行相事。一连三代，子承父业，分别为周宣王、周平王、周桓王效力，官至司空。（以上至无余，久远，世不可纪也）。

前558年，罕公48世孙夫镡，诸侯尊称为王。子允常，世袭东浙闽广之封地，乘周穆王离开，兼并徐、扬。从此诸侯朝觐、讼狱皆归之。

前496年，吴王阖庐闻越王允常死，子勾践立，乃兴师伐越。越奋起反抗，败吴于蕞李（浙江嘉兴），射杀阖庐。其子夫差誓报父仇，败越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越王勾践以余兵五千保栖于会稽，用贤臣范蠡之谋，卑辞请成，亲为夫差坐刍。三年期满，始得获释。卧薪尝胆，勤苦修政。前473年，会吴益骄，起兵袭吴，杀其太子。夫差闻变驰归，与越战败，死于俾犹之山。勾践为稳住局势，北渡淮河，在徐州（今山东滕县南）与齐晋诸侯会盟，致贡于周。周元王丙寅年（-475）使人赐胙，命为伯。此时，勾践羽翼丰满，率领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南琅琊一带，号称霸王，自称曰“余”，从此，子孙正式以余为氏，别于厥初之余。

勾践卒，子硕与立；硕与卒，子伯寿立；伯寿卒，子翁（不扬）立；翁卒，子无疆（翳）立。前355年，无疆伐楚，为楚威王所灭。其子余之候窃自立为君长。之候卒，子叔敬（尊）立；叔敬卒，子亲（婴父）立。前334年（周显王三十五年），亲为祖父报仇，反被楚伐。从此王族分崩离析，除一支留故地继承王统，其余子孙纷纷逃往南方，散居山地或海边。亲以上至勾践凡八君，二百二十四年，都琅琊。无疆以上雄霸，称王；之侯以下势弱，称君长。据《越绝书》云，勾践灭吴，而地愈广，分封愈多。其地东南尽岭海，西尽桂林，北界大江。在闽，为闽越，为欧越；在两广，为南越，为西越；界闽、浙山谷之间，为山越；浙之西，富阳、黟歙为外越。惟宗国会稽（即我们的娘派、余氏主系），则名大越——大越者，其世嫡也——合而名之为百越。
前221年，秦灭齐楚，统一六国，“而徙其民于鄣郡，百越叛去，始皇未如之何也。汉兴，复又建国。”（详见《八闽通志》）

前206年，无诸（无疆胞弟）以兵从征有功，高祖封为闽越王，都于冶（福州）。汉惠帝三年（-192），追记勾践十世孙、闽越君余摇（又称余姚）功，立为东海王，封其领地于浙江的温州、处州地区，都东欧（浙江温州市）。前181年，吴楚七国称乱，余姚之长子东欧王余烈、次子夷乌将军攻杀吴王濞，景帝更封余烈为彭泽王，封夷乌将军为平都王。汉景帝二年（-155）三月，封徙于闽中的余亲之孙余政为车骑将军。元光初（-134），汉武帝封余政长子余桓为阳都侯。前135年，夷乌将军之孙闽越王余郢发兵攻南粤，武帝出兵讨伐，郢弟余善为自保，杀郢向汉天子谢罪。武帝立无绪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以继承闽越祖先香火。余善心里老大不服（丑系余善之侄），便割据闽北之地，自立为王。武帝腾不出兵力，只好“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元鼎六年（-111）秋，东越王余善在邵武、崇安、建阳等地建筑六座城堡以拒汉，攻杀汉军三校尉，刻制玉玺，自称“武帝”，公开与汉廷抗衡。汉武帝震怒，调遣五路大军围攻，迫使闽越贵族内部分化瓦解。元封元年（-110年），原越繇王居股计杀余善，率部投降。“当是时，二帝三王之后，裂土而侯王者，独越而已。然，族疏则情暌，衅生则国削。”宗族内部自相攻伐，严重影响安定团结，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正好借名兴师，下诏曰：“东越险阻（闽越悍），（数）反复，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汉书》46页）。遂虚其地。降由钟王余居股为由钟侯，都下邳（江苏睢宁）。至此，曾一度辉煌的闽越国，在统治了92年（前202-前110）后，从此消失。居股之子余宣世袭封地，居于江淮兴宁乡德泽里，后为望族。

居股后裔余是，仕光武帝为黄门侍郎；余辅，仕明帝为员外郎；余顼，仕顺帝为五经博士。

迄东汉末，三百余年，世为下邳人，有四十二代三百余穴祖坟在泗洲城东十五里处（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清代已被洪泽湖淹没）。在下邳时，有余需者，以讨黄巾功，拜车骑将军，守雁门。而同时分迁的，有之晋州平阳者，有之邓州南阳者。故下邳、雁门、平阳、南阳四郡为之四望。而厥初未徙而窜居山谷者，世居会稽若邪山中。后稍出，自立为县，朝廷因置都尉以制之。今浙东诸余皆祖夷乌将军，而称会稽郡。

余仁赡，字端介（147-），举孝廉。仕汉光和朝（178-184）为中书舍人（掌诏令文书官）。汉献帝初平元年（190），黄巾起义，海内震荡，仁赡公挂冠而走。回到享口，聚其宗老而告之曰：“炎汉尽矣，巨奸擅朝，群盗并起，淮邳，四战之地，不可居也。吾先公遗泽在江之南，盍南撤，以图存乎？”众曰“诺”。于是年七月廿三日卯时，“悉率家众，裹糇粮、器皿，哭于墓而去之”。生怕被朝廷发现，迅速弃陆登舟。“舟行，溯淮入泗，暴风复舟，溺者过半。而历朝金册、重器、禹赐台盘之属，俱亡之，所幸存者仅数十人。”欲速不达，损失十分惨重。仁赡恸曰：“天其不欲吾宗之南迁乎？”幸存者就近上岸，侨寓泗洲，耕拓河滨，渐成气候。“居无何，有依所亲，而迁临淮者。自是遂为泗洲临淮人。”墓在招仁乡立德里者一百七十余穴。

仁赡公长子余文，字永麟，马上夸诗，世称书窖子，仕魏文帝为中散侍郎，拜浙西道观察使。其弟余元，字永凤，勇猛刚强，仕魏明帝为金吾大将军。文公元孙余蝉（217-，字敦夫），以才行仕西晋武帝为工（礼）部尚书，入侍秘阁，出掌廷评。

西晋永嘉元年（307）八月十五日，为避石勒乱，余蝉偕弟余联（字诚夫，为京都监马）率妻奴童仆迤逦更徙，自泗洲临淮迁于许州，卒葬许州之游龙岗。

蝉公次子德润，博学多闻，守先启后，为当代名士。

东晋太宁元年（323）春，余讽（字德彰）仕晋明帝为侍中（小丞相）。一日，谒明帝。“帝谓之曰：‘卿姓何所来也？’讽俱以实对。帝曰：‘如卿所言，则余字训我，与朕同称也，于理不顺，疑为朕之敌人，可以为姓乎？’其易之曰‘佘氏’”。讽公只得奉旨更姓。“然，奏章则曰佘，而家庭之中犹仍本姓余也”。

南北朝时，讽公侄儿余拱，仕宋文帝为侍御使，以孝行著称，父殁，哀号而死。奉敕改立德里为孝行里，旌表其门，加封为伯爵。

照公三子余壁（478-），自少极博群书，淹酣经史，除拜大学博士，充当皇帝顾问，官至一品。拱公孙余通，仕齐武帝为镇西大将军，功授凤翔雁门节度使，加封武康侯。

余祺，仕梁武帝为户部侍郎，除泗洲吴兴刺史。余原显，以孝廉举荐为浙西经历。

隋开皇十三年（593），余宏略（565-），字绳五，为润州刺史。“宗人南度，依之。始家京口（下庄、润州、丹阳亦名曰京口，即现在的江苏省镇江市），是为江南始祖。”生子景让、景敦。

余景让（589-），字士敬，（生文昌、文荣），仕隋炀帝为行军司马，从征高丽，战死于辽东城下。

余文昌（613-），字必大，荫授陕州经历（掌出纳文移）。唐高祖起义，“籍本路财帛、粮食、军马，悉数上之”。高祖喜曰：“初起兵，而得此人，吾早成也。”即拜为本州司马。入京后，唐高祖论功行尝，授于京都军器库使，加封度支员外郎，卒于官。生子世玉、世仁、世信。

余世玉（632-），字叔宝，拒绝出仕，“而家食自甘”。生子仲礼、仲裕。

余仲礼（651-），字致钦，又名余钦。年十八，因“父丧，不能尽葬祀之礼，昼夜号哭”。孝行感动了“时还许州韩人大贾李自然”，“慷慨捐资助之”。使之得襄其事，步入文学殿堂。开元初（713）考中太学博士，成为盛唐大儒。（致仕，诏征不起。年四十五，卒于润州之睦族堂）。生子庆仁、庆善、庆恩。（清乾隆四十七年安徽休宁《余氏宗谱》题诗云：“古歙钦公始，长枝曰庆仁，蓝田隐耕读，筑舍傍松林。”）

余庆善（683-），字邦贵。幼嗜学，以才行见丞相李吉甫，荐为司农员外郎。修灌口河时，在清江以身殉职，奉敕还葬许州游龙岗先祖墓侧。生子大康、大咏、大宁。

唐天宝十四年（755），发生安史之乱，再次引发南迁高潮。由经学举为国子生的余大康（字叔平，生子汝渊），携家带口，从京口出发，往南寻找立足之地。走到睦州遂安武强溪畔九势山下之萝蔓塘，见其封疆安然，寇盗无入，遂筑舍而家焉。迨枝派蕃衍，始称萝蔓世家。

唐议郎、国子监司业（副长官）余咏（字叔思，子汝阳），对于先祖奉命改姓一事，耿耿于怀。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七月廿三日在光顺门献状，申请复归原姓，未蒙接旨。再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怀揣奏章，俯伏在地，泣血上陈：臣本夏禹氏之苗裔。祖讽于东晋太宁元年，奉晋明帝敕旨改余氏为佘氏。臣所授官甲作佘氏。向北遂为佘氏，向南乱为余氏。况此姓被同僚讥笑，谓佘氏为蛇音，非因生赐姓之义，伏乞圣兹予归本宗，使臣本宗坠免禹祀，永荷圣恩。

上元二年二月廿二日，肃宗李亨“敕旨依奏”。喜讯传来，京城长安及其附近居住的129户余氏居民，兴奋异常，弹冠相庆。当事人咏公更是“喜惧兼集，心神飞扬”。在四天后的《谢改复姓表》中，诚惶诚恐，顿首谨言：“臣本寒微，生长草野，既无敏试，又乏师资。幼习诗书，粗知礼仪。际遇圣明之世，得遂进身之阶。叨任学官，备列顾问，实籍包含于天地，未能补报于捐埃。夙夜思维，弗克负荷。慨念祖先得姓以来，逾三千载，中遭改易，心不能平。故冒死陈情，冒干天听。深知狂越，罪不容诛。既加宽宥之仁，又降玉音而从改正。俾臣宗族之众，不失原本之真，曲被恩私，获全愿望。臣上自祖先，爰及苗裔，隆恩厚德，幽显共承，鼓舞欣跃，莫知所指。谨奉表称谢。”这一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和溢于言表的忠君思想，影响十分深远。它就像一根无形的主线，牢牢地缠绕着他的子孙后代。

100世孙余汝渊（字廷环，又作廷宝。生子日光、日辉、日耀），受到父辈的熏陶，“博通今古，落笔成文”，知识十分渊博。一天，随叔叔咏公到润州扫墓，路遇太守赵合言。赵太守正为刚刚落成的北固楼的题联题词大伤脑筋。碰上当代才子，岂可轻易放过？寒暄过后，邀入府衙，命作《北固楼记》。汝渊公才思敏捷胸有成竹，略略到现场看过之后，就地搬出文房四宝，文不加点，举笔立成。赵太守惊叹曰：“此司马相如也”。汝渊对曰：“相如之文，议论不正，吾奚取焉？”此言听似狂妄，事实正是如此。汝渊公作的《北固楼记》，高屋建瓴，言简意骇。无论是文意，还是文风，都不亚于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作品，同样成了文情并茂的千古绝唱。赵太守见他秀外慧中，才华横溢，马上以太守的名义，推荐他担任丹阳丞。汝渊公励精图治，不辱使命，成为唐朝同级官僚中的佼佼者。

余日光（字亿明）仕唐文宗为韶州长史（主管府州县学），居曲江。宋知名谏官、工部刑部尚书余襄名靖者，其后也。余日辉（字亿亮，生子居仁、居厚、居实），以词赋科举荐为正三品的肖城尉。三子余日耀（字亿道）任命为桂林淳化令。

余居实（字敦夫），娶周氏、方氏，（子义明、义仁、义信）。余义明（字文亮，生子瑶、琼），唐宪宗时仕为常州刺史。

余瑶（860-），名端，字开说，号云泉。赋性重厚，喜怒不形于色；见义勇为，临财不苟于心。娶洙水章氏，生子六：镇、远、永、昕、鼓、陆。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听说黄巢犯境，即根据邑令指示，以岩前大将军的名义，率领地方武装“聚众御之长垓”。首战告捷，“大破其锋”。这一卤莽行动，虽然侥幸得逞，得到“御贼有功，诏赐武强良田二十顷以劳之”。但他得罪了以冲天将军黄巢为首的唐末农民起义军，召来弥天大祸。当时，起义军忙于应付正面之敌，忽视了背后突然出现的地方武装，腹背受敌，以致损兵折将，吃了大亏。“巢众忿甚”，决计暗中报复，“阴使人悉焚其庐舍”。一个“悉”字函盖了一切。苦心经营了125年的萝蔓塘家园（包括三顷墓田内的72穴祖坟），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惨不忍睹的瓦砾废墟。幸亏瑶公老谋深算，早让儿子及众家丁分散隐蔽：有的部署在村后九势山上，有的让其外出投亲访友，有的还在邀功请偿途中，所以六个儿子齐齐整整完好无损，他自己则在邑令那里喝庆功酒，当然逃过一劫，倒霉的是下属人员和当地老百姓。

昔日的豪华家园被彻底摧毁了，“自始宗人乃散别墅”。这一犁庭扫穴般的严重灾难，没有吓倒余氏子孙。相反，人们在逆境中清醒过来，认识到盲目忠君是愚蠢行为，与强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相对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接受教训，统一思想：决定从此时起，不管在那里安营扎寨，都要在宗祠大门上方挂出“萝蔓世家”的金字牌匾，以示人散心不散，萝蔓的旗帜永不倒。

余琼（字开讲）娶雇氏，生五子，不愿拖家带口远遁，仍冒险留在萝蔓塘后面的九势山上重建家园，首先维护了萝蔓世家的尊严。

余瑶本人和堂侄余及（字周仁，会稽府君），匆匆搬到安阳琅川定居，后代又分迁到后山、金峰。长子余镇迁往远离县城的万年乡木连社。次子余远则投奔平坦社亲戚家，后迁江西新安。三子余永，母感异梦而生，相貌凶顽，刚毅勇决，仕后唐为金吾大将军（正二品）。致仕后，徙居连理乡外坦社——（其长子余延英仕闽为泉州刺史，居任所，是为闽人；其次子余延俊，字以文，跟随父亲鞍前马后，同吃同居，其孙余元谅退休后迁居开化青嶂；其三子余延侃有官不做图清闲，迁居开化金溪高屏，后分迁遂安，成为璜瑭支派，世居陈村）。瑶公四子余昕（名周）迁遂安丰厚里；五子余鼓（名同，娶汪氏，生子以礼、以仁、以义），迁遂安之风沂鼎，建永宁庄，后分迁游溪、夏洲及开化明廉、池淮、江西德兴等处；六子余陆（名纳）足智多谋，任饶州鄱阳县令，其孙余达，任建阳县令，遂居任所，其后分迁德兴与徽州。

余以礼（字博文，号婺峰居士），娶薛氏、杨氏，生子五：万福、万顷、万璧、万荣、万寿。

余万福（字多祚，行一白），娶吴兴沈氏，仕吴越为婺州司户参军，民戴之如父母，居任所，为龙游始祖。生子元惠，后迁龙游东郭，宋丞相郇国公余端礼，其后也。裔孙睦州（建德）兵曹余子文于北宋年间奉命到遂安督赋，特地瞻仰萝蔓塘遗址。触景生情，吟了一首《抵遂诗》：

捧檄经山路，重来访旧家。根源从泗水，萝蔓遍天崖。
故址生蓬荜，荒塘吐藕花。豪华无处问，勒马久咨嗟。

余万顷（字九畴，行二白，五代时睦州人），娶姜氏、李氏，生子元亨、元遂、元佑、元俊、元伟，仕吴越为武林检校（检察诸军事），统领禁卫亲军。军纪严整，左右亲军莫不敬惮。吴越归顺宋朝后，迁任侍御史时，奏事无所忌惮，簪笔上殿，百官莫敢仰视，目为“殿上虎”，仕至户部尚书，兼荣禄大夫（从一品）。明交趾道监察御史濯、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阶、文林郎复，皆其后也，屡世簪芴，为遂邑七都儒洪始祖。余万璧（字叔宝，行三白），丰仪俊伟，祖母呼为玉儿，曰：“此吾家宝也”。随父至龙山庄，观此处龙脉清奇，子孙必将蕃衍，可卜居焉。五世孙余三友始居社墩。而松林则鸿翔公因义庄之便，自柏林而迁者也。娶睦州俞氏，生子元清、元茂、元明。十世孙余千一（字子乔）迁云林。松林、柏林、云林三处，宗万璧公耳。后裔有进士翔、云南道监察御史乾贞、湖广道监察御史思宽，为遂安宋京始祖。余万荣（字立贵，行四白，号璜塘老叟），口呐寡言，无仕进之心，而善治产业。下（夏）州永宁庄扩而大之，建永思堂璜瑭书舍，又称璜瑭世家。娶螯山孙氏，生子元文、元谅（不同于延俊公子）、元勋、元善，乃下洲洙水始祖也。余万寿（字松崖，行五白，号油溪渔者），迁油坂。娶方氏，生子元嘉、元凯、元迪。元嘉仕宋太宗朝知紫宸殿封章司事，赐绯鱼袋中奉大夫（从二品），后裔冲霄公居龙南。

同时分迁的还有光大公迁江苏镇江、以文公迁温州岩下、以大公迁淳安茶园、以安公迁安徽休宁、以康公迁江西浮梁、以宁公为商迁开化。元亨公之三子行十六，迁田铺及上村。元道公次子大宁公从儒洪迁掩昌；长子大康公（非那个萝蔓始祖）由儒洪迁十一都上官和丰原；三子大寿公迁岭根。承邺之孙由儒洪迁叶桂，至贡公之孙迁孙家坂，至颉公之子余尚仁迁威岭，文光公之子赘下八都下原方宅。远公八世孙迁富山，五公之子文浦、文海、文沂合迁淳安大墅，五府君自洙水迁新安，后代分迁朱陈、长街、沙田、乳溪、余岸、街溪、西安和箬湾。开说公的后代，还有迁往韶州曲江，江苏京口、润浦等地。

上述星罗棋布的分迁者，衍脉主系（娘派）在遂安萝蔓，总称为六大宗派（即瑶公的六个儿子各领一个分支），按长幼顺序，大（太）宗伯当然是老大余镇，二宗伯余远、三宗伯余永……。六派之下还可以再分成36个直迁派和数以百计的支迁派。在这些无法统计的派系中，各有各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互相联系，齐头并进，大多数都世德隆盛，子孙繁衍，真正应了子文公那句“萝蔓遍天崖”的吉言。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当推开化青嶂派。

青嶂派始迁祖余元谅（字信之，行五八，号兰田），延俊公之子，永公之孙，罕公之107世孙也。喜读诗书，珠玑满腹。治学谨严，科班出身，仕后唐为仆射、翰林承旨。石晋时，风华正茂，头角峥嵘。功成名就之后，飘然起物外之思（有深山隐居或遁入空门的想法）。后唐清泰元年（934）上表致仕，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带着独生子余旺（字子旦），自遂安连理乡萝蔓塘孝行里出发，边游学，边观光，寻找更理想的落脚点。途经开化青嶂山下，地名厚宅，见其水绕山环，风光旖旎，“遂定居焉”，成为开化余氏始迁祖（卒葬上埂山仲园坪）。

旺公（生子偕、致、康），荫授桂林阳朔令。宋咸平年间（998-1003）任衢州教授，官至左仆射。生性朴雅，贯彻经史，著有《夏旦公文集》行世。后周广顺二年，“有次子致，因客于桑维翰，征契丹，合战有功。十一月，敬塘即帝位，于天福二年丁酉九月十二日卯时，桑维翰于奉天门奏：‘致及夏禹之裔，论功最多，其父名旺者，见在睦州，未蒙进旨。’帝曰：‘先封其父为夏旦公，可乎？’桑维翰磕头以谢。时，致以兵权未释，得蒙封父为夏旦公。”敕曰：“人臣能奋起汗马之劳，竭力尽忠，朝廷必遂其显亲之爵，克谐以孝。此忠孝一致，而上下所以相须也。尔两川统军使余致，血战功高，宜加爵尝，但职任元戎兵权未静。尔父余旺，字子旦，乃夏禹王之裔，克成厥子勤劳王事。先赐宠章，以示褒显，特封为夏旦公。服此茂恩，尚宜祗慎。”（夫人徐氏郑氏，太夫人赵氏受封后，谕葬古竹中垅将军大坐形天地人三穴）。

旺公生了三个德才兼备的好儿子：长子余偕为荆（青）州刺史，（生子三：毕、良、克。老二老三随父居青州任所，其后十世孙余琛为衢之经历，复居衢城。老大余毕，不愿为官，移居本县花山北麓，曾孙余文道迁八都上余村，即现在的石崖岭方边村）。次子余致为后晋提督两川统军使，在征契丹、讨南越中，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赢得同僚们的好评。后周太祖郭威，根据丞相桑维翰关于余致系夏禹王苗裔的引奏，于广顺二年（952）三月十五日发布《封提督两川统军使余致为夏公诰命》。制曰：“盖闻执言获丑，诗歌元老凯旋之风；崇德报功，书载哲王隆遇之典。故大臣能成盖世之伟绩，而国家必有不次之鸿恩。在古道为已然，于朕躬何靳尔。提督两川统军使余致，植德忠良，兼资文武。晋登廊庙，佐乾御以龙飞；出握将权，振兵威而虎奋。演八阵于六花法内，收全胜于七德舞中。执契丹而定关闽，平东西而征南越。四方宁谧，雷动欢声，厥绩伟哉！是宜优擢封尔为夏公，推崇三代，用酬尔汗马之奇勋，以显尔祖父之令教。尚资启沃，共跻升平。” 父辈祖辈都沾了光，连开山鼻祖夏禹王的国号“夏”也被承袭下来冠上封号了。

余康“仕为太学舍人”，粗知为官之道，但他抛开世俗偏见，看中了常山浮河大员外郑以仁（姑夫）品貌俱全的女儿（表妹）郑氏，甘愿弃官不做，上门入赘，遂成浮河派余氏始祖。后来有个叫余立本的曾孙复迁开化均川。

致公不仅官运亨通，而且人丁兴旺，最突出的是余饶、余益。

先说余益，行十八，生子仁合，世居青嶂后宅，仕宋为监马。为人谨厚敦朴，乐善好施，又与大宋名臣赵抃攀上了特殊关系，使之身价百倍，名垂千古。

余仁合，字遵道，门第丰厚，家有良田四千余亩。尊师重教，知人爱才。早在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就创办双竹园义学，专收因家道贫寒而无力读书的良家子弟。据县志载：“赵抃未第时，溯游金溪，道经其里，夜宿檐下。仁合旦启户，一见奇之，旋即以礼相待，延入馆毂。”大比之年，“厚赠金帛，遣苍头送试京师，得登上第”。1071年被敕封为德惠长者。（详见《从封诰看余仁合与赵抃的关系》）。

仁合公的子孙，个个俱有长者之风。长子余忠臣“以赵公荐，佥判蕲州，遂居任所”；次子余辅臣中进士后，继承父志，不愿做官，坐镇厚宅当员外，人称十长者；三子余信臣仕黄州府城下县县丞，四子余良臣仕为蕲州镇抚。玄孙余兴权笃志好学，孝亲敬祖，高中绍兴六年（1136）丙辰科进士，辞爵不任，克全孝义，宋乾道二年（1166）丁亥十月十五日宋孝宗发布《敕封兴权公诰命》。诏曰：“朕闻天下有达尊者三，齿德居其二焉。夫德者，以孝义为本，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能孝于亲者，必忠于君，理固然也。尔余兴权者，笃志好学，孝亲敬祖，岁擢登金榜，而以养亲送老为心，甘受清白，不为禄仕复念。尔祖恪遵古训，仍存长者之风，克全孝义，况兼眉寿，齿德可嘉，特封为宁寿长者，以彰尔德，服兹旌奖，钦哉勿替。”

余饶，字公恕，行十一，生七子（又说二子），老五余仁仓一脉最发达。仁仓公，字遵德。笃实殷裕，好赈恤，延儒崇学，江浙名驰。娶胡氏，生子五，一场瘟疫夺其四，只剩下一个既聪明又淘气的余查（原有金字旁）。

查公，又名余绾，老家在厚宅，从小授业于赵抃之门，学识渊博，懂得天文地理。娶马金汪氏，继娶徐氏，五个儿子都以“文”字排行，依次为中、佐、巽、郭、彬。宋天圣八年（1030）八月十五日，同次子余文佐、三子余文巽看中山水奇秀的芳山，遂粗构茅屋定居下来。文佐公子余岩，文巽公子余岳，与祖父同居芳山。他们不仅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而且“性嗜诗书，善于吟咏”，时称端方之士。

岩公生三子：余昌龄、余昌言、余昌吉。昌龄公三子余行，迁常山灌头；四子余弼、四世孙余廷坚，迁居西安（浙江衢州）。昌言公子余公正（仕至光禄卿）、余复明。公正公三世孙余翔、余羽、余翻。翔公迁大苏川；羽公迁居离祖墓余婆林不远的十二都忻岸；翻公迁忻岸前街。复明公孙余千里生二子：余玠、余珍。珍公，行五九，仕宋为制机。子余鼎孙，生子二：余瑜、余组。瑜公子余昂，居金竹（青嶂去的余昂则迁五都厚谷）；组公随父居建康。昌吉公孙余大亨，居塘里。四子余复进，居乌岸余村，后派分迁婺源驼川。余复达迁三十六都下店。以上皆文佐公之流派也。溪西、石坂、遁谷、阳谷、杨溪、墩上、墩南、枫林、后坞、路后、大源、岭坑、西峰、东谷、璞坞、官台、瑶田，皆文巽公之流派也。

查公长子余文钟在淮南先经商，后做官，世居属地。关山阻隔，早已失去联系；四子余文郭（字志大）迁居七都孔山，后分迁西安（衢县）李村、遂邑东山、本邑蛇里等处；五子余文彬（字志明，又名文义），“性嗜山水，肄业堪舆，专以游览四方、遍历名胜为快”。看见父兄找到了灵气所钟的芳山，也想为后代找块安心立命的风水宝地。一天，走到淳安梓桐源（土名桐坑口），见其山势逶迤，地脉清奇，高兴地说：“在此肇基，后世必有光大吾门闾者”。遂于大宋景祐三年（1036），“挈妻孥迁居焉”。至七世孙余万八，自梓桐源返回本邑11都泥川，即今莲川也。睦州儒学教授、祭酒余斌（行万二），则自任所迁回下圻。
钟灵毓秀的芳山，从1078年第一位进士及第，到1266年释褐状元衣锦还乡，一百八十八年间，文官武将接踵而来，可谓人才辈出贵显寰区。（详见《不堪回首话兴衰》）。

仁仓公堂弟余仁台及其长子余论迁居遂邑铜峰（九都余村）。到第五世孙余宗德时来运转，“以武勇神龙四相，助主大宋剿方腊、摧纲、巡捉私盐茶有功”，先后于1142、1156、1166年三次被敕封为承节郎、承忠郎、秉义郎。同时分别追封曾祖允、祖伽、父御为忠义郎、忠训郎、武陵大将军。后裔中，有一分支复迁开化上庄。

从仁合与赵抃、余玠与赵葵的关系以及当时芳山高官迭出的情况来看，赵宋王朝，皇恩浩荡，而芳山余氏知恩图报，忠贞不二，也总算对得起它了。

由于元朝民族歧视政策的强制推行和对不同政见者的严厉镇压，青嶂余氏受到严重伤害，后代子孙始终怀有敌意，不愿为它效力，极少有人出来做官。许多有识之士为寻找出路，纷纷离乡背井，参加反元农民起义。居住在四川成都余家庄的余玠后裔余以贞及其侄儿余伯英，主动为朱元璋带路，勇敢参加江北战役，消灭元军有生力量，以贞公因此而光荣牺牲，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总算有良心，没有亏待他。1371年3月，因余以贞的开国勋，封余伯英为衢州府知府，封文郭公的八世孙余天佑为副使，封宗皋公裔孙余绍宁为本府教授。是年冬，伯英公冒雪到芳山祭奠祖墓，联宗认族，留下了千秋佳话。

在长达276年的朱明王朝，青嶂派余氏始终站在朱氏一边，奉公守法，耕读咸遂。高官厚禄不多，中低级官员却出了不少。只是到了明世宗以后，由于宦官专权，招降纳叛，饱学之士得不到重用，才使一些莘莘学子寒心，不少在职文武官员纷纷退出政治舞台，或换上布衣进山隐居，或改适他所，另谋生路。如才高八斗的余世进“高隐不仕，遨游赣州，为黄堂西宾”。

最典型的例子是冲霄公裔孙余乾亨（字嘉仲，号兼山），明朝嘉靖丙午科（1546）进士。秉性刚直，经常提出一些针对时弊、直忤权贵的意见，得罪了以严嵩为首的阎党，勉强当了两宰名邑之后，终于以“嘉”字犯帝讳为由，被迫离开官场。隐姓埋名，“筑舍璜溪，耕牧于龙山之南”，自谓龙南逸叟。其实，逸叟不逸，“每天和景明，则行吟山泽，垂纶溪流。或冻雨炎风，则拥膝燃香，著书自广”。鉴于以前的宗谱屡遭兵燹，几乎片纸不留。龙庆初（1567），与胞兄余乾贞博考群书，辨讹求是，联合纂修“既详且博，盖无庸论”的《青嶂余氏宗谱》，并且留下了1250字的《龙南叟自序》。这篇自序，以父子对话的形式，疏经评史，道古论今，系统地总结了“源远而节繁”的余氏历史，推翻了旧谱中的不实之词，教育了“其子九凯”，也使子孙后代“祗敬厥德勿坠先绪”。该序成了无谱不载的范文，他本人也理所当然被后裔奉为辑修宗谱的楷模。

“辑谱修墓，乃木本水源之感，孝思不匮之意也”。从此，每到一定时候，附近村庄都要在祖居地会修一次。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社会相对稳定，修谱修坟、报本追远现象非常普遍。1765-1768年，由佩玉公牵头，青嶂36派汇集到溪西敦睦堂会修余氏宗谱，木刻版本印刷了40部以上，为太公立传数以百篇，以邑公名义赠送的褒彰牌匾几乎派派都有。至于修茸坟墓、镌刻碑铭，那就更普遍了。私人户里不算，仅兴师动众且谱上有记载的就有56次之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70年重修致公墓，有73派参加。时间最长的一次是25派合修元谅公墓。

修墓是为了祭祖。“各派议于正月初八日，每派着值年祠首四名，备祭仪香帛，办高升一封，赴墓齐集拜扫。如违期不到，并缺祭仪，即公罚银五两，入祀置产；办祭如违，责革出谱外”。

对死去的老祖宗尚且如此恭敬，对活着的子孙后代就更有一番说教了：“是同宗者，虽贫贱不弃；非同宗者，纵富贵不攀”。正因为有这样明确而严厉的宗法约束，才能使分散各地的同姓人，有了经久不衰、荣辱与共的统一行动。

可以这样说，萝蔓世家如同适应性广、生命力强、繁殖率高的藤萝一样，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延伸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正如余攀云在1657年《芳山余氏族谱序》里所说，“其后裔之分迁者，不知其几矣……”

据本世纪初，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华夏儿女有6000多个姓氏，常用的有2800个，王李张刘，位居前四名，余氏名列四十位。全国13亿人口中，姓余的将近1000万，约占总人口的0.8%。分布极不均匀，西北少，中原次之，赣、浙、鄂三省最多。全国基本上形成了以赣浙鄂为中心的余氏人口聚集区。浙江省淳安汾口一带，余姓村庄大而密，人口占压倒优势。衢州市8万多余氏市民，开化占了一半多。据1988年版《开化县志》载，解放前夕，全县共340姓，17万人口，姓余的就有32100人，遥遥领先，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它依次为：汪（29600人）、徐（22500人）、郑（16600人）、方（16200人）、张（15000人）、程（11000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安江移民的大量涌入，全县人口翻了一番，余姓人口更是大幅度增长，其中绝大多数为青嶂余氏后裔。从青嶂迁出、有据可查的，就有大小村庄98个（其中宗芳山的有64村），几乎遍布全县的每一个角落。真是：

开国宗支由夏禹，锡封衍派自康王。
萝蔓世家遍天下，开化崛起始元谅。

附：萝蔓世家迁徙繁衍考证表

g(@$uJ 起止时间	bMK#^ZoH 世居地点	'-nuH;r 始末祖宗
}\`-G+i{W 前1979-前558年（共1421年）	;EE&~&*w 浙江会稽	^ RcIE ( 罕—夫镡
uDy>xJ\| 前558-前334年（共224年）	=}%#$ 江苏琅琊	}0Kqy; 夫镡-亲
i)ES;b4 前334-前109年（共226年）	)bIK0h 福建福州	02J6Pn3 亲-居股
#8Id:56 前109-公元189年（共298年）	@8Q+=abz 江苏下邳	k^dCX+ 居股—仁赡
v_@#hf3 190-592（共19代402年）	!s[j1=y 泗洲临淮	;qVEI/ 仁赡—宏略
M#lVPXS 593-754（共6代161年）	)ejXeg 江苏京口	K}5$;W# 宏略—大康
cV,03]x 755-880（共7代125年）	I\|3v&E1 遂安萝蔓塘	kDpZnXP 大康—瑶
y1"^S 881-936（共55年）	D16;6K'{ 遂安外坦社	O*n%2Mam 永—元谅
"6NNId\|Y 937-1029（共93年）	f+*2K^B 开化青嶂	C^42=? 元谅—仁仓
D>x'3WYR 1030-1276（共246年）	V_d%g<n4 开化芳山	Y)5uK:)^ 查—玑
n]{}C.C= 1277-1452（共175年）	ZG[0rvW 金水溪西	<@j 宗履—富志
<fxjj

二不堪回首话兴衰

芳山余氏（以下简称芳山人）是中国余氏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值得骄傲的辉煌一页。然而，时过境迁，昔日的繁华、荣耀，早已被湮没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里了。要想搜寻，谈何容易？

我是查公30世孙，非常敬佩和崇拜先祖的创业精神。为了寻找那段令人向往而又催人泪下的光辉历史，我分别于2003、2004年的七八月份，以古稀之躯，单人独骑，顶着烈日，几乎跑遍了金溪、古溪两岸芳山人后裔聚居的村庄，登门拜访了余邦耀、余金生等十位号称活字典的耄耋老人，查阅了可能触及到的《芳山余氏宗谱》、《开化县志》和《宋史》的有关章节。还由溪西余承尧陪同，实地踏勘了芳山、芳坞的地形地貌及名胜古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从零零散散的片言只语中找到了728年前芳山人的蛛丝马迹。现在让我根据这些模糊不清的迹象，通过除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分析归纳，将搜寻和调查的初步结果，按时间先后顺序，分五个部分陈述如下：

《一》山水奇秀，灵气所钟

公元1030年春，元谅公六世孙余查（原有“金”字旁）从青嶂后宅出发，到古竹向右拐，沿着叶溪逆流而上，穿过寺谷，绕过溪西，突然发现河道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离转弯处不远，高大的真武山下有一片平展展的开阔地。地面上花团锦簇，芳香四溢，不禁一阵惊喜。心想，天高皇帝远，地偏芳草香，这里不正是自已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吗？回去之后，同亲属们一商量，选择了这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带着次子文佐、三子文巽来这里定居。

查公，字经臣，行廿一，又名绾公，受业于赵抃之门。上知天文，下识地理，通晓阴阳八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乡间耆老。他根据这里芳香四溢、山水奇秀的特点，命其地曰：芳山。

安顿了家眷，便指挥文佐、文巽开疆辟土建设家园——在平坝上粗构了三幢平列的茅茨，又在芳草萋萋的溪边隙地上平整了十多亩新田，还在阡陌之间盖了座简陋而肃穆的祖庙，虔诚地将列祖列宗的英灵牌位摆了进去，算是人到心到，有福同享了。

过了若干年，一个梅雨季节，山洪暴发，真武山出现山体滑坡，好端端的住房被整体向前推进了好几米。幸好祖宗积德，人畜安然无恙，祖庙也完好无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虽然如此，隐患未除，终非久恋之地。为使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只好改变初衷。涉叶溪，越乌岭，将房子拆迁到对面山南去。这里本来荒无人烟，没有地名，因为新村上的第一幢房屋是由芳山人拆迁来的，所以唤做芳山屋。屋与坞同音，按习惯叫法，中间略去一个“山”字，变成了芳坞。又因为肇基时兴建的祖庙——芳山新田庙（简称芳山庙），仍然留在芳山原址，没有迁移，习惯上以祖庙为尊，新村沿袭旧名，所以芳坞又名正言顺地称之为芳山。这样，芳山、芳坞就并列使用了。一村取双名，就像一个人有正名有绰号一样，“正名”多用于书面，而“绰号”则常常挂在人们的口头上。历代辑修的《芳山余氏宗谱》，题头名号，冠的都是“芳山”，从来没有把“芳坞”二字作为题头，与“余氏宗谱”一块连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在习惯上，口头多于书面，久而久之，人们倒把正名给忘却了。（注：芳山与芳坞，间隔一座小山，相距不足千米。至于芳村、芳林，则远在诰岭以东，与此地根本不搭界。）

且说发源于际底的叶溪，不流经芳坞，在溪西后山急转弯后，呈S形向西南方向奔腾而去，却把近在咫尺的芳坞甩在后面，让另一支叮咚作响的无名清泉去连接它，滋润它，使它成为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站在芳坞，放眼四顾。正面可以看到两山夹峙的叶溪像初出山门的蛟龙，摇头摆尾奔向七八里外的古竹，汇入金溪。右侧青翠的牛鼻山紧紧围护，挡住了放荡不羁的叶溪。与它隔溪相望的箭竿山直插云天，时刻指引着芳山人的方向。左侧，雄峻的凤头山下，三个排列有序的小山包，像三座炮台巍然屹立，疑视着从诰岭上走过来的不速之客。诰岭右侧、与黄桶尖遥相呼应的是灯盏山。秋天满山红叶，似点着的红灯，为芳山人的刻苦攻读，提供了方便。后面更有起势不凡的际底山脉磅礴而来，到此突然刹住，急剧向左右两边延伸，形成固如金汤的畚斗形山谷。站在这里，视野开阔，心旷神怡，给人一种温馨舒适、风光无限的感觉。我深深佩服我们先祖的目光远大，匠心独运，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正如《芳山里居图小引》中所揭示的，“斯固我祖德厚流光之验，而芳山灵秀所钟，其由来良非偶矣！”从来是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山清水秀之处，必然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良非偶”三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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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楼发表于: 2011-06-25

芳山余氏溯源

《二》  接二连三，进士及第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芳山人的先祖都是当过大官的读书人。且不说西汉阳都侯余桓、东汉尚书余仁赡、西晋尚书余蝉、唐朝五经博士余钦、《北固楼记》作者余汝渊和仕唐为金吾大将军的余永，单从青嶂始祖余元谅算起，也是“世有令德，诗书礼乐相传不朽”，可谓阀阅门第，代代书香。

元谅公，字信之，科班出身，仕后唐为仆射翰林承旨。急流勇退后，天福二年（937）春，带着独生子余旺，自遂安连理乡外坦社出发，边游学，边观光，途经开化境内青嶂山下（地名厚宅），见其松峦隐秀，风光旖旎，遂结庐定居下来，成为开化余氏始迁祖。子，旺公（字子旦），朴实文雅，贯彻经史，著有《余旺文集》行世，荫授桂林阳朔令，因子致功，追封为夏旦公。孙，余致，品学兼优，文武双全，仕后晋为两川统军使，征契丹有功，广顺二年（952），承夏禹王之国号，封为夏公，追赠三代。曾孙余饶，笃实殷裕，老成持重，虽然没有当过什么大官，却也是个乐善好施、驰誉乡里的名人。玄孙余仁仓“延儒崇学，江浙名驰”，是铁面御使赵抃的知心朋友。到了六世孙余查，更是远见卓识，另择仁里。从此创业垂统，耕读传家。

查公原有五个兄弟，他是老四。从小在德惠长者、叔叔余仁合创办的双竹园义学里就读，学习勤奋，品德优良，深得名师赵抃的真传。正当学业大有长进，即将参加乡试时，瘟疫暴发，三兄一弟相继夭折。为保存血脉，不得不辍学避灾，而后从事农耕。查公娶马金汪氏，继娶徐氏，也生了五个儿子，而且个个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老大余文中善于经营、定居淮南；老四余文郭懂点艺术，移住本邑孔山；老五余文彬精通堪舆，看到严陵梓桐源山水秀丽，可以肇基，遂经营宅舍住了下来。他们学有所长，各自远走高飞。老二余文佐、老三余文巽，粗识之无，以农为业，不愿离开父母，“生则同居，死则同墓”、“孝以事亲，敬以持已。非义勿取，非道勿为。每以诗书传示后代，以忠义期望子孙”。继承前辈的遗愿，始终把“考今稽古，勤习经书”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所以，他们的两个儿子余岩、余岳都“性嗜诗书，善于吟咏。慷慨大度，克勤本业”。即使是外出游玩，也“挟着琴书”，不让光阴虚度，时称端方之士。佐、巽二公看到这样的好苗子，曾经满怀希望地预言：“吾等子孙必有显达者”。

果然，天随人愿，芳山人从第四代起，“子孙日繁，簪缨日盛”，科甲蝉联，人才辈出，接二连三的进士脱颖而出。按金榜题名的先后顺序，他们的尊姓大名是：余文正、余演、余见、余祥、余子华、余宰、余鳌、余公正、余应中、余宗旦、余宗秀、余灿、余坦、余敦、余圣举、余嶷。

十五位进士中，二位“未仕而卒”，一位不知去向，十二位如愿以偿，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为国家为民族出生入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业绩很多，可歌可泣，若细细说来，七天八夜也说不完，这里只捡主要的说一说。

第一位及第的进士是余文正，字训可，（世系及生卒年月不详），以前开化县志和部分余氏宗谱上误认为他就是余公正，经仔细考察，其实不是。据民国七年厚谷村萝蔓堂会修的《余氏宗谱》证实，文正公是芳山人，与大名鼎鼎的余公正，虽一字之差，却相隔一百多年。余文正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登第，授会稽丞，后调升义乌令”。据说担任会稽丞时，原义乌县令办事胡涂，地方上一出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动不动就抓人关人，以至狱满为患。皇上知道了，将此事移交给余文正去查办。文正公轻装简从，英明果断，一到义乌，就从调查研究入手，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积案，尽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该放的放，该罚的罚，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结果只用了几天时间，辖区内所有的牢房全部清理一空。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干脆利落的办事效率，确实胜人一筹，受到朝廷的嘉奖，亦遭到那些位居要职的无能之辈的嫉妒和反对，以至移花接木，故意把水搅浑，让风马牛不相及的文正、公正两人东拉西扯混为一谈。

继之而起的是心地善良，学习勤奋的余演。演公，字起元，公礼公次子，文巽公四世孙。元祐二年（1087），以优异成绩名列进士前十名，品学兼优，理当择优录用当大官，却因朝中无人，只被授予永丰县尉。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了个比七品知县还小的县级武官，实属大材小用，而且专业不对口。但处在官场，身不由己，只得听天由命。朴实无华的演公“位卑未敢忘忧国”，忠心耿耿，为国分忧，不因位卑而媚上，不因官微而渎职。在岗位上虚心请教，边干边学。几年下来，肩挑日月，两袖清风。“政简刑清，敏慎为民，人称十致政者”。贫穷而混乱的山区小县，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显著的政绩，高贵的人品，终于得到朝廷的偿识。皇帝开金口，封了个迪功郎。本当加倍努力，再接再厉，大展宏图，为民多办实事，却因为遇上一宗有意栽赃、贼喊捉贼的假案，拒绝贿赂，亦不买上司的账，凭良心说了几句诸如“秉公执法”之类的公道话，“以介直忤权贵”，得罪了为官不正的顶头上司，借故被炒了鱿鱼，迫使演公提前“解官归里”。归里就归里吧，反正上梁不正，下梁有劲也使不上，乐得无官一身轻。既丢了乌纱帽，不在其位，也就不谋其政了，天天“唯琴书以自乐，诗书启后昆”。修身养性，望子成龙，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子孙身上。

父聪颖，儿乖巧。演公五个儿子，耳濡目染，从小就出了名。长子余俊，幼习诗书，名列前茅，“取功名如拾芥耳”。但他从父亲身上吸取教训，无意当官，也就不去赶考了，留在家里侍侯双亲。次子余诚，名茂，字伯成，“身长而有度”，“性明敏，喜诵读，端方以立志，温和以处世。凡人有善，必相与赞成，而于非礼者，必切责之”。憎爱分明，声名洋溢，在邑庠里为当时所推重。虽然没有高中进士，却也得了个社会地位仅次于进士的“宋朝两请附榜补太学上舍”。因奸臣误国，不愿就职。念亲老在堂，乃上书乞归奉养。后移情山水，率孙余桂买田竖庐于古竹，自号竹山遗叟。（长子悦，四川制参；四子玑，浙江盐干）。三子余忠，字亦良，学历不高，智力超群，“以才行仕宋宣教使”。四子余祥，字知兴，出继汶公为嗣，“自幼聪敏颖异，智虑过人。观书过目不忘，为文倚马可待，盛负神童、才子双美誉”。重和二年（1119）登进士及第。虽然“英年不假，未仕而卒”，却留下了值得骄傲的好后代。

余见（原有目字旁）和余宰都是昌龄公的嫡系孙子，同辈不同科。一个鸿运早发，一个大器晚成。见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治《春秋》，有独到见解，说话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文章言简意明，萧洒别致。登政和八年（1118）进士。小小年纪便进入翰林院，担任鸿庐序班翰林侍书。稍长，可独当一面了，升为临淮太守。初到临淮，那里盗贼蜂起，虎豹横行，人人胆战心惊，社会动荡不安。见公勇敢沉着，迎难而上，施行仁政，采取了一系列恩威并举、因势利导的措施，几月之内便见成效，使之林茂粮丰，“盗虎皆没”。治安好转了，人民安居乐业了，自己却因劳累过度，不幸以身殉职。出殡那天，全城如丧考妣，“民咸撤市悲泣”。父死子接班，独生子余佃荫授国子试政岳曹，几年后升任汉阳通判。

宰公，字良牧，“少孤，性敏绝人”，登乾道二年（1166）进士。主考官见其上了年纪，考中不易，建议“授无为州通判”。公兢兢业业，治理有方。莅政八年，吏民畏服。“及去，老稚扳辕而泣，为立‘去思亭’于治所之东门”，留下了千秋佳话。

昌龄公的又一个曾孙余圣举中了进士后，苦练内功，隐德勿耀，直到进入京城翰林院“仕为修职郎翰林检讨”，名声才为世人所知。

余公正（1177-1255），原名公玉，排行第四，昌言公次子、文佐公四世孙，是从芳山飞出来的十五只金凤凰中的第八只。（详见《余公正神道碑评注》）

仕途上混过来的悦公生了三个德才兼备的好儿子：长子余集祉，字枢之，举才行补入太学后，授秘书检阅，仕至中奉大夫；次子余灿，也学哥哥的样，从小埋头书本，喜读“之乎者也”。景定二年（1261）中二甲十一名进士，初任饶州安仁主簿，次任南路盐场提干，三任广德军政教谕；三子余应中，号梅屿，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淳祐十年（1250）中会试第二名进士（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这样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材，当个翰林、学士，也不为过。可他“明人伦，笃恩义”，牢记“芳山生育无贪妒，乐道安贫效古人”的祖训，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赤胆忠心，不贪不妒，几十年如一日地安于职守，“出仕十三任，而至括苍太守”，连续当了13届的知县，才升为州官，官运一般，升迁不是太快。应中公不仅为官清廉，从不计较个人的仕途得失，而且慷慨大方，视钱财如粪土。元初，天福寺《杂记》云：“本寺月山，系余（应中）知府所施舍；墓林荒山，亦是其父母迁葬后，公所施舍。”这样的好官，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同辈中，高中进士的，还有平时好学不倦，授司农员外郎，升陕西提刑的余鳌（1241）、平江府节度使推官余宗秀（1253）和不愿当官、宁可靠本领吃饭的祥公孙子余宗旦。

资料显示，从1030年8月15日至1276年9月7日，246年零22天，小小的芳山村接二连三出了十五位进士、三位贡元、三位附榜上舍、四位孝廉方正，还有稍后将要着重介绍到的一位将军余玠（详见《南宋名将余玠》）和一位新发现的释褐状元余梦魁。这些高才生中，大部分都奉旨当了官。其中一位官至吏部尚书、二位官至工部尚书、三位官至兵部尚书、五位封为XX大夫、六位进入翰林院、十二位担任州府太守、通判、教谕或教授。一时高官迭出，人才济济，秀才出身的芝麻绿豆官更是摩肩接踵不计其数，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起初我想，俗称“活赖宋”的赵宋王朝并不太坏，至少它有恩于芳山人。只是钟灵毓秀的芳山，出这出那，为什么就不能出个更大更有权威的高官来治治这些残害忠良的奸佞之臣呢？细查下去，果然在大清同治十三年（1874）会修的《芳山余氏族谱恩命奏议录卷之十四》里，跳出个姗姗来迟的状元公余梦魁。（详见《状元传奇》）

《三》五次兵燹，风水归隐

芳山人文蔚起、科甲蝉联、高官迭出、贵显寰区的年代，正是宋朝由盛到衰走向灭亡的时期。他们忠君爱国，勤政为民，为反抗异族入侵，为维护国家尊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特别是出了像余玠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叱吒风云的高级将领；出了像余梦魁这样年轻有为、使同僚们刮目相看的后起之秀，确实不容易。然而，树大招风，权高震主，自然会引起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刻骨仇恨。他们同心相应，同气相俅，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这样的报复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

南宋灭亡后，树倒猢狲散。原在朝廷供职的芳山籍官员个个保持晚节，“义不仕元”，纷纷逃回故乡隐居。元朝统治者得知这一情报，当然不肯放过。“既不肯为吾大元所用，就不能让其逍遥法外”，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决定派部队进剿。至元丙子年（1276）六月初三，因为是在白天，芳山人又事先得到可靠情报，主要人员和金银财宝都作了转移。所以大队元军扑来，除了烧掉几幢房子、杀害几个老弱病残者外，真正要打击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命中。芳山还是芳山，精英尚在，根基未动，元气没有受到重创。敌军退走后，大火扑灭了，外出避难的芳山人又如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回到原地生活。好长时间，元军再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来骚扰，大家以为风平浪静太平无事了。殊不知，这正是敌人的狡猾狠毒之处。他们吸取前次明火执仗徒劳无功的教训，改变策略，采用更隐蔽更毒辣的欲擒故纵之计。经过内紧外松的密谋策划，又于同年九月初七日夜深人静之时，突发奇兵，迂迥偷袭。思想麻痹了的芳山人躲过了上次的“初一”，却没有躲过这次的“十五”。因为忙于秋收冬种，放松了警惕，敌人偷偷扑上来了，大家还蒙在鼓里睡在梦里。结果，户户成了瓮中之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房子全部着火，财产被洗劫一空，人员伤亡过半。集庆公“阖门遇难”，宗秀公长子、京学集贤斋教谕余士端被大火活活烧死。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苦大众，葬身火海或遇刺身亡的人数就更难以统计了。据九十三年后《芳山重纂余氏谱序》记载，当时全村“一族百十余家，力均敌而富行其素”，110多户的余姓村子，家家人力物力差不多，生活都比较富裕，大家和睦相处，村风好，人气旺，声名远扬。从残存的后代世系上推测，案发时，全村男丁女眷不会少于300人，除少数因故外出或临时侥幸逃离现场外，“至元丙子九月初七之祸，吾族故皆为煨烬”。一个“皆”字，概括了一切，“煨烬”，可见当时现场之惨烈。

那天，集庆公本人外出访友，幸免于难。得知一家大小十余口全部罹难，欲哭无泪，痛不欲生。在朋友的帮助下，草草掩埋了死者。财产没了，国仇家恨岂能忘记？为保全火种，只身逃到西安（衢州）员石，隐姓埋名，娶妻生子。宗旦公当时正与几个文场知已在青油灯下彻夜闲聊，发现情况不对，拔脚便跑。从后门逃出，翻过几座大山，一直跑到石坂，躲进深山老林，久久不敢出头露面。后来，就在那里落脚生根，繁衍后代。宗秀公“因伤世乱，乃合家遁迹于六都峡川居焉。义不仕元，遂改其里，名曰：遁谷”。其弟宗标公翻山越岭逃到群山环抱、人迹罕至的璞坞落户。仲二公老婆孩子全没了，孤身无依，只好跑到牙田入赘。佃公原在汉阳当通判，听说家乡惨遭浩劫，悲从中来，官也无心做了，连夜挂冠而走。扶老携幼，翻山越岭，走到本邑十一都尽头，“慕龙溪之佳致，遂迁徙焉”。跑得最远的是彦时公，路上风餐露宿几个月，好容易才流落到杭州街头。

跑得最近的是南宋时授建宁府教谕、九十六岁高龄的宗履公。他致仕回乡后，儿孙满堂，衣食无忧，几次兵燹，他都侥幸逃逸。据溪西《余氏宗谱》称，“公之兄弟子侄辈分散四方，星迁不一其处。惟公桑梓情深，（家乡观念特强），不忍弃父母之邦而远去，爰卜宅于芳山之西，即今所称溪西者是也。溪西距芳山半里许，山明水秀，灵淑之气于是乎钟焉。”急难之中家人逃散了，老命也是命，可不能坐以待毙。情急逃命要紧，哪管它灵秀不灵秀？年迈跑不动，就地挪挪窝，乃情理中之事，所谓“不忍远去”，乃是托词，无疑亦是后人添加上去的。从“于是乎”三字的语气来看，乃是无奈之举。宗履公钟于有灵淑之气的溪西，不是事先早就选定，而是匆忙中歪打正着。当然，就当时的情势来看，穷家难舍，熟土难离。幸存的活口中，多数是跑不远飞不高的。他们心存侥幸，暂且躲在附近山旮旯里搭茅棚栖息、挖野菜充饥。这些人等到风头过去局势稳定下来，便又好了疮疤忘了痛，陆陆续续回到芳山故地，清除瓦砾扒开灰，重砌炉灶再安家。桑梓情深的宗履公是不是属于这一种类型呢？

也许是命里注定芳山人气数未尽之故吧？据史书记载，“后归芳山者，子孙复兴”。不仅在原址上重建了新村，恢复了逸志堂，同时把山后的芳山新田庙也索性搬到村前河边来。托祖宗之阴庇，居然又出了几个颇有才华的读书人。例如，余曾，世居金水乡芳山，不仅“善画，有《墨竹百吟》问世，处州郑汝璧为之传”，而且“精于堪舆之述，所著《筑沙图》一书，将刻行，忽一日雷震，失书所在”。成果没了，精神尚存。这些人闭门读书，开门实践，各怀一技之长，内功练得十分扎实，务农虽不是内行，做官的本事却是绰绰有余的。但他们看不惯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牢记父辈祖辈惨遭杀害的血海深仇，淡于仕进，乐道安贫，连送上门的高官厚禄也拒之门外了，宁愿过一种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清贫生活。

如果这种粗茶淡饭能长期维持下去就好了，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欲安而势难容。延祐元年（1314）6月初，一小股靠联户供养的鞑子兵，吃饱喝足没事干，要找女人寻开心，又一次闯进了稍有起色的芳山村，肆无忌惮地进行奸淫掳掠。稍有反抗，便纵火行凶大打出手，一直闹得鸡飞狗跳，夜不能寐。如果说前两次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前朝遗老或有功名在身的少壮男丁，那么这一次受蹂躏的对象却是年轻貌美的姣姣女子了。

元朝的残暴统治，鞑子兵的罪恶行径，使百姓遭殃，使生灵涂炭，使许许多多的村庄被夷为平地。载道的怨声，终于汇成了巨大的反抗洪流。刘福通起来了，陈友谅起来了，放牛出身的朱元璋也起来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搅得元朝江山天昏地暗，也再一次给芳山人民带来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仍如前序所说，“至正壬辰（1352）、戊戌（1358）秋冬，兵火复纵横，人皆逃窜。此时世道一大变也。复归故里勤力为生者，未能如故。兼以科役络铎，莫遑宁处。产业变动者有之，弃家逃跑者有之，难尽其言也”。直到这时，芳山气数荡然无存，劫后余生的芳山人才算彻底寒心了。从此风水归隐，田园荒芜，财物搬走一空，外出谋生者一去不复返了！（注意：如今居住在芳坞的十几户人家，是解放前夕从三十六都下店和八都山底迁移去的汪氏、胡氏后裔，根本不是正宗的芳山人。）

《四》出窝百鸟，问祖寻根

俗话说得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芳山破败了，幸存者痛定思痛，更加发奋图强，大家像百鸟出窝似地向四面八方展翅高飞。这些“于斯时也，祖祢举族咸逃于外方者，苟全性命而已”，他们兵荒马乱仓促离家，没有从故居废墟上带走多少物质财富，却带走了芳山人最最宝贵的创业精神。他们在逆境中发扬光大了这种精神，艰苦创业，四海为家，繁衍了千百万倍的子孙后代，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独具特色的新村庄。十五世裔孙庆恒公说得好，芳山解体后，“其支派繁昌，非特三衢余氏宗芳山者十之八九，即江南、川广、青蕲诸路，罔弗棋布星罗，盖不减‘萝蔓遍天涯’焉”。这个分析是千真万确的。“以遁谷言之：鼎铉公则迁阳谷，通公则赘枫林，联谨、联慎公则自阳谷迁阳溪，联明公则自阳谷迁墩南，富仁公则自枫林迁墩上……”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截止民国十二年，宗秀公一脉就有12位太公成为12个新村的始迁祖。据初步调查，仅浙江省内，芳山人后裔集居500人以上的大村庄就有八十多个，人数不少于15万。衢州市8万多姓余的，宗芳山的约有5.5万，开化就占3.5万。芳山所在地的芳林乡（解放前叫金水乡）16个自然村，就有9个大村是芳山人后裔集居的。全乡7500人，就有4500人承认先祖在芳山，占全乡总人口的60%。外省外市乃至海外，宗芳山的同胞究竟有多少，我们不便调查，也实在无法调查清楚。据开化县政协副主席余钧先生反映，四川成都已来信来电，着手调查余玠的先祖和后裔。我听后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这事正好与六百年前余伯英到芳山祭祖联宗一事对上了号。既然如此，不妨顺便再写上几笔。

元末明初，余玠的六代裔孙余伯英跟着叔叔以贞公离开四川成都余家庄，寻求发展。出了长江三峡，在南岸碰上了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叔侄俩自告奋勇充当向导，带领起义军渡江，乘胜追击盘踞在江北大本营的元军主力。在鏖战中，以贞公冲锋陷阵，不幸为国捐躯。明朝建立后，“一日，太祖临朝，念以贞有开国勋，问其嗣，左右以伯英对。洪武四年（1371）三月，授余伯英为衢州府知府”。同时受封的还有文郭公八世孙余天佑，“以剿贼有功，诰封副使”。

伯英公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寻根问祖。他多次对部下说：“吾家故三衢金水芳山人氏也。”当时，掌谕宗臬公裔孙余绍宁担任本府教授。伯英公虚心请教，向他详细了解了芳山宗族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双方还就关系重大的世系衍脉问题拿出宗谱进行核对。不对不知道，一对便明了，果然一脉相承丝毫不差。其时公务繁忙，抽不开身。待到年底，特地告假，在余绍宁等人陪同下，伯英公顶着鹅毛大雪“躬诣芳山，拜祭祖墓”，还接见了附近村庄的宗族代表，就有关认祖联宗问题交换了意见。伯英公看到憨厚纯朴的学彦里老，就像孤雁归窝，见到久违了的列祖列宗，心里由衷地发出“天寒骨肉暖，地冻血族亲”的感慨。短暂的接触，留给乡亲们的印象是：人走天涯不忘本，树高千丈叶归根。临别时，“族人馈送礼物，公不胜感激，依然踏雪而回”。余伯英这次芳山之行，所见所闻，感触颇深，吟咏了不少诗篇。现在能找到的却只有三首：

（一）谒光禄大夫复明公墓
泗水朝源深且长，仍云滚滚尚流芳。先宗勇迈南溟势，好去由余绍耿光。

（二）谒迪功郎演公墓
明月清风自一家，晓餐芝露晚飧霞。有人问我祖居处，余氏芳山万树花。

（三）题芳山山亭墓四时景
迟迟丽日照泉台，四面山花取次开。无数幽禽嘈杂语，似言华表鹤归来。（春）
凌云乔木自苍苍，搏黍山中日正长。一枕华胥清梦觉，人间犹未熟黄梁。（夏）
凉入郊墟灏气幽，山亭风景翠光浮。胜台寂寂蛩吟砌，千载瑶池阆苑游。（秋）
彤云漠漠景萧萧，艳雪吹花下碧霄。梦醒南柯苍海阔，昆仑元圃自逍遥。（冬）

前两首谒墓诗，内容丰富，情景交融，高度赞扬了先宗们“勇迈南溟势”和“晓餐芝露晚飧霞”的艰苦奋斗精神，道出了后裔们对列祖列宗的崇高敬意、深切怀念以及弘扬宗功祖德的坚强决心与信心，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作为芳山余氏后裔的自豪心情。（诗中的“由余”可能是“无余”之误）。后一首以扫墓为主题，立足现实，展开想象，描绘了翠光浮动的“山亭风景”，使墓主的灵魂在春夏秋冬四季都能乘鹤飞升，遨游“瑶池良苑”。而作者自己呢？随着“艳雪吹花”的切身体验，一枕黄粱将醒，打算百年之后，也要追随先祖上昆仑，在碧天元圃里莳花弄草逍遥自在。

大家的心情和伯英公一样，不但“重去其乡，桑梓之地百世不能忘也”。而且饮水思源，“事必溯其所由来，人必追其所自出”。康熙56年（1791），溪西、忻岸等28派“因始祖佐、巽二公墓，遭人平毁，会族重修勒石。随念公自出之祖（查公偕孺人汪氏），虽同葬芳山等处，而莫知其墓。于是寻访山川，遍询遗志。始得青塘湾仙人舞袖形，竟与旧谱所载适合（即今新谱云服上穴者是也）。忆公之殁八百余年矣，况遭宋末兵燹后，嗣孙卜居星迁，芳山祖地已成邱墟。此墓门之颠倒，土石之倾颓，良有以也。孙等目击心伤，商议修砌，输资立碑。庶几，缺者补，露者培，无负嗣孙追远报本之志也”。整修祖墓只是慎终追远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活着的人都要以伯英公为榜样，不管流落何方，不管发达与否，都要在心灵深处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居处”，都要把自己看成是“芳山万树花”中的灿烂一朵。当官为将的，不管在何时何地担任何种职务，都得把“芳山生育无贪妒，乐道安贫效古人”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坚信“旧宅尚存贞观谱，高门犹是宋朝基”。执政清廉，为民尽责，发扬光荣传统，决不沾污祖上爱国尽忠的好名声。当老百姓的，不管在那里安家落户，都要在宗祠大门的上方旗帜鲜明地挂出“萝蔓世家”的金字牌匾，牢记“宗族固有联属之义，而分派须求一脉之真。是同宗者，虽贫贱不弃；非同宗者，纵富贵不攀”的祖训，立身处世，光明磊落，都得把“耕读”两字当作传家宝，承前启后，代代相传。

《五》会修宗谱，迫在眉睫

芳山的几次兵燹，烧掉了无法估量的物质财富，也毁灭了价值连城的祖传历史文化遗产。从朱熹为《芳山余氏宗谱》撰写的两篇旧序来看，芳山逸志堂在南宋期间至少纂修过两次余氏宗谱：一次在绍兴甲寅（1134）年。（这年岳飞知蕲州制置使。看了当地余氏宗谱，亲笔书字一帧，曰：“余氏牒谱，子孙保之”）。一次在淳熙庚子（1180）年。这两次纂修的宗谱版本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一本也找不到了，更不必谈唐朝贞观年间编写的谱牒了。“旧宅尚存贞观谱”一说，只不过是一种奢望，一种永不忘本的精神寄托，客观上恐怕早就不存在了。现存的《芳山余氏宗谱》，是后代人经过缜密考查和科学推理，重新编纂而成。最早的新版本是查公十五世孙、溪西余复昌于洪武乙酉（1369）年会同族人一道编修的。该谱世系中的“生、娶、卒、葬”四大要素，记载比较完整的其实只有一个余玠。另一个余公正，前后有些矛盾，未必完全正确。此外，绝大多数太公太婆的生卒时间、存亡去向和生平业迹，没有一一注明，大概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这给研究和编写芳山人的创业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虽然如此，研究它纂修它的仍不乏其人。“前赤川余兼山、四山两先生博采众论，考订不谬”。康熙年间，“墩上贤裔有勰符者，竭数十年之力，辑集诸宗，手录成帖，传之于后”。乾隆丁亥年（1767），溪西佩玉公崛起，“肃领庭顺，笃承父志，有心修谱，苦于谱首无稽，忧郁久之。于是宛转图维，营求备至，幸获友生之力，卒得墩南谱首全编，虽委曲图谋，约费百金，不计也”。不但如此，更使人感动的，是他仗义疏财、功德圆满：“继序有凭，而诸派贫富不均，惟公系殷实之家，爰出招曰：‘凡我诸派有志修谱者，各携世系至，工资不敷，计数代垫。’因是踊跃群赴。公乃延师请匠，开局纂修。功成之日，计费白金数百余两，而所收于诸派者，十不及三。而公澹如也，不惟不矜，抑且自讳”。自己掏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腰包，为本族民众办善事，又从不挂在嘴上，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正因为有众多这样的热心人，才使寡存的文献“采辑而寿之梓者”，才使千百年来“青嶂芳山之宗无遗漏、无紊乱。所以详支派、别昭穆、稽地理，可谓传信不传疑者矣。”这里有本宗贤裔的功劳，亦有外姓开明人士的热情奉献。如进士出身的遂邑毛奇光，于1697年应墩南族长余来的邀请，不仅“拜撰”了918字的《芳山余氏宗谱旧序》，而且为德高望重的余氏太公太婆撰写了“数十篇传记”。

从1369年复昌公重纂余氏家乘到1949年礼田村辑修余氏宗谱，580年间，芳山人后裔会修宗谱的次数至少有几百次以上。仅溪西敦睦堂有据可查的就有八次之多。其中1767年规模最大，会集了36派，花三年时间，内查外调，精雕细刻，编撰了图文并茂的40卷（本），约120万字，一次性刻印和装订了起码100套。这些用文字传承亲情与血脉关系的家乘谱牒，对于同姓同宗的认同、血脉温情的培养、人口素质的提高和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无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些浩繁的卷帙，是先哲们的血汗结晶，是宝贵的祖传文化遗产，如果都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那该多好啊！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无情的客观现实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解放前改朝换代时的兵荒马乱，解放后急功好利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反动血统论”为借口，把藏匿民间的姓氏谱牒视为毒蛇猛兽，列为旧思想旧文化的罪魁祸首，恨不得统统扫地出门，付之一炬。我走访了村头镇、芳林乡、大溪边乡、黄谷乡和菖莆乡，发现刊载氏族文化、维系血脉亲情的宗谱行将毁灭。查公发祥地青嶂后宅、状元后裔集居的石坂、余氏望族孔山等三个大村，都说已经当作“四旧”化为灰烬了；溪西、厚谷年久失修，缺乏检点，各剩下不连贯的四本；古竹放在破碳氨袋里，大约保存五分之二；墩上墩下勉强装满一个小纸箱，虫蛀鼠咬，积满灰尘；阳坑、芳村、下店、际底、上边山等村辗转保管，有也不多。许多地方的宗谱，不是有头无尾，残缺不全，就是到处乱丢，很少有人问津。

最惨的是上下礼田。据该村84岁的老支书余金生说，1949年初，石坂、阳坑等15个村集中在上礼田宗和堂会修余氏宗谱，大家带着旧谱，从春到秋，呕心沥血，日夜奋战，到十月底，几十套几百卷新版宗谱全部印刷装订完毕，堆放在宗和堂里，只待选定黄道吉日隆重举行发谱仪式。谁知有几个知道底细的“积极分子”急于向新政权邀功请偿，带领几个地痞流氓冲进祠堂，强行将厅内堆积如山的新谱老谱统统搬出厅外开阔地，然后放了一把火，把它烧了个一干二尽，还把两个主修者（余新疆、余立德）当作活靶子拉出挂牌示众。当时，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敢怒而不敢言，怕被扣上“老封建”的帽子,打入封、资、修行列。

当然，也有出于公心对着干的。调查中得知，芳山派宗谱保存得最好最完整的，要算地处最偏僻、经济最贫困的阳谷村了。这个村有个78岁的余茂春，听说我来了，忙从床上爬起来，说：“未祥早向我谈起过，你来，我是要借给你看的，别人可不行”。说着，从房间内捧出一只银光闪闪的白铁箱，揭开盖子，上面是黄绸布遮盖着，拆开包袱，十二本民国十二年爱日堂会修的《余氏宗谱》迭得整整齐齐。皮上虽有少数秃斑，翻开里面却是黑白分明，如同新的一般，似乎还能闻到微微的油墨香味呢。一、二本是谱首，三至十本是世系，十一和十二本是传记、坟图。一个村的宗族历史，历历在目，好不叫人爱不释手。我问他为什么保管得这样好？他喃喃地说：“这是祖宗的命根子，比啥都重要。没有它，我们就成了无源的死水潭、无根的烂木头，还怎么有脸见人？”顿了顿，又说：“年年六月六曝晒一次，放几颗樟脑丸，防潮、防火、防虫蛀。不是可靠人，天王老子也不借！”

从这位老人身上，使我想起了我村的余星清、余炳章、余小赦、余许生。文革中，红卫兵来破四旧了，年轻的星清、小赦会同村里的有识之士，忙把宗谱、龙头等文物严密地藏放在热心族务的老炳章家里，又接过革命口号，假打真保，带头把无用的废旧书籍烧掉几本，又用黄泥拌稻草把启敬堂梁柱上的牛腿倒挂狮糊得面目全非，借以遮人耳目，使之逃过一劫。如今，西峰《余氏宗谱》，民国廿九年版，一部八本完整无缺，嘉庆甲戌版40卷中，幸存1-11卷和30、40卷，别的版本虽然已成断简残篇，但仔细翻去，仍有参考价值。

茂春、炳章等老前辈是余氏血统的忠实捍卫者，功不可没，是历史的主流。但在走访中，我也发现个别村的个别人，不知出于何意，扬言要把宗谱卖掉，还开价问我要不要，这就十分可悲了。“上渎其姓，下忘其祖，谓之大逆不道”，谁愿意做这种背祖忘宗、唯利是图的败家子呢？不过，这也从侧面启示我们，旧宗谱确实已经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新形势，尤其是在婚姻、生育和男女平等方面，与现行的法律法规背道而驰，如不加以认真、彻底的改造，不仅脱离广大群众，而且为形势所不容。况且，祖国解放已经54周年了，从未修过谱谍，（听说溪西、阳谷等村每年正月初，仍然保持添丁上世系、喜酒送归厅的传统习俗，这很好。）据我所知，芳山派最迟的修谱时间是在1949年（礼田），离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许多地方还远远超过这个年数，有的村甚至120多年没有修过宗谱了。不少年轻人连宗谱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还以为宗谱就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乐谱呢。这就给方兴未艾的寻根问祖现象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障碍。难怪有人说，现在经济发达了，物质生活提高了，而离开自己的老祖宗却越来越遥远了。这个步入小康与报本追远的矛盾如何解决呢？清朝尚可喜有一段名言：“谱牒之兴，前代最重，凡名公巨卿世家大族，莫不有谱。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宗之德流衍绵长。此家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历代《芳山余氏宗谱》上亦再三强调“亲亲之道，莫大于谱牒之修”、“惟是修明谱牒，以萃其涣而联其情，敦本睦族之谊，乃维系而不可解”、“是一种文化寻根”、“故邀集翕从者数十余派于溪西敦睦堂重修”。我们的先贤不但早就为我们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并且身体力行，做出了光辉榜样——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古为今用，以本姓聚居的村庄为单位，或者联合几个、甚至几十个同姓同宗的村子会修宗谱。时过景迁，这个办法能否行得通呢？还是留给大家去思考吧。我个人的看法是：

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促进人类素质的提高。过去那种多子多福、无后为大和同姓不联姻的封建思想意识,已成了人人唾弃的糟粕。作为用文字传承亲情与血脉衍变关系的姓氏族谱，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悖于时代潮流，但用全局的发展眼光去看，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血族习俗与中国传统社会一脉相承同步发展。无论是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还是春光明媚的新世纪，敬老尊贤，敦宗睦族，不仅是一种公认的社会美德，更是一种应尽的社会义务。宗谱是姓氏文化的载体，宣扬的是同姓同宗的血脉传承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需要它，与时俱进的当今领导要巩固政权推动历史，同样离不开它。

如今，社会步入小康，城乡居民迁徙加剧。物质生活提高了，人们饮水思源，寻根意识复苏，开始思念血缘上那个应有的位置，从而给生命一个安定感。“根”是什么？根就是血脉的源泉，根就是所在村的始迁祖和始迁祖的始迁祖。一句话，根就是生育自己保佑自己的老祖宗！找到了根，也就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来龙去脉，就能自上而下，顺藤摸瓜，轻而易举地在本姓宗谱世系的坐标轴上找到自己血缘上的准确位置。省图书馆一位研究地方文献的专家说得好：宗谱记载了家族的历史，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根，精神上增加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如果宗谱失传或拒不参加续修，那么祖宗的源流就失去证据。无源之水易干涸，无本之木活不长，自己就会成为俗语所说的“小后”，势必千人嫌、万人弃，被社会所淘汰。一个人连自己的祖宗姓甚名谁都一问三不知的话，岂不令人笑掉大牙？还怎么有脸堂堂正正地在社会上立足做人？还寻什么根问什么祖？落叶归根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再说了，现在家族里的人都不大联系，天南地北也碰不到一起，但如果通过会修宗谱，重新联系起来，这卷帙浩繁的宗谱本身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人物资源啊。

如此说来，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我们遵循“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将腐朽的旧宗谱改造成为神奇的新宗谱。

注：本文原以调查报告形式送审，经《开化报》编辑张玉槐同志认真审阅后，批曰：“此乃善举。该文撷取资料翔实，文笔流畅。如能压缩成千字内，建议三版刊发。”不久，遵命压缩，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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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发表于: 2011-06-25

从封诰看余仁合与赵抃的关系

北宋熙宁四年（1071）辛亥孟冬月十五日，宋神宗赵顼颁布了一道《敕封仁合公德惠长者诰命》（以下简称敕命）。诰曰：“朕闻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意气相孚，淡交至久，不忘其初，可谓得信乎？朋友也。尔右丞相赵抃微时寓于仁合家，交契甚厚，且奏其生平博施济众，恩惠及人。及见，朕欲加以爵尝，奏乱不愿，果以公天下之语为对，是长者之言也，宜加旌奖，以显阙德，示天下后世仁人义士相率而为善。夫抃非仁合不能以幼而学，仁合非抃不能以仁德而声，著名于朕躬也。朋友相知，立身事君，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嘉尔素行，特封为德惠长者，推崇三代，籍荫三代，位列一品之贵。尔年高，自家居周围四十里吉地，听凭择葬，墓田三十六丈。崇兹旌奖，尚其钦哉！”

这是一道非同寻常的敕命。一个至高无上的大宋天子竟然对一个偏居一隅的布衣野老推崇备至感兴趣，又是召见，又是嘉奖，还破例敕封他为“德惠长者”，而且上下荣封六代，墓田格外优惠，享受“一品之贵”的政治待遇，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吧？而这次荣封的牵线搭桥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铁面御使赵抃（1008/6/8-1084）。

人们不禁要问：余仁合何德何能，竟然配享此等殊荣？他与名臣赵抃到底是属于什么关系，值得赵公如此买力推荐？一个姓余，一个姓赵，姓氏不搭界，又相隔千山万水，当然不会是直系血族宗亲，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余、赵两家五代之内有什么横系婚亲姻眷关系。非亲非眷，又非世交，仅仅是朋友关系，敕命上已有明确答案：他俩一个是门内君子，一个是门外君子，内外两君子志同道合，意气相孚，是“淡交至久，不忘其初”的君子之交。

关于这个问题，历代青嶂余氏宗谱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记载。其中以开化县菖蒲乡厚谷村民国七年（1918）萝蔓堂纂修的《余氏宗谱》（之一、之廿二）最为完善。它扉页上堂而皇之地刻上“敕命之宝”四个浓墨繁体字，边上配有腾云驾雾的金龙图饰，表明出处非凡。接着按制式标准刊印封诰原文，原文后面附有仁合公曾孙余兴权于“淳熙二年（1175）岁次乙未八月十五日申禀”的高祖履历。因与本文密切相关，原文照抄如下：

“故长者仁合公曾孙、绍兴丙辰科（1136）进士余兴权，伏唯县尹备准，上台使帖行下，差保正余寸贵报‘高祖长者与清献赵公交游，不受官爵，受长者封号’（一事），因依谨具申禀：高祖讳仁合，字遵道，门第丰厚，有田四千余亩。为人醇谨，博施济众，寒则施衣，饥则施食。家居之北，有地五亩，名曰黄茅坦，立为义冢，号为五音地。亡者无所归，即为办棺椁而收埋之。又立义田数顷，高楼大厦，远近高贤交游不厌其烦，敬久不怠如初。北山松峦隐秀，结为青嶂，时来鹳鹤之巢。楼台池阁，双竹园、白云轩，宾朋肄业、游息其地。北宋天圣至景佑年间（1023-1038），柯城赵公抃偶寓于其门楼。高祖夜梦黄龙烁耀，长十余丈，盘于门前梨树，惊觉汗流。早起开门视之，乃一人卧于上。见高祖，即起作揖。相问其姓名，答曰：‘姓赵，名抃，家居衢之浮石潭’。祖奇之，馆请于家，诲教诸子。方夜读，禁厅内之蛙声，截蚊子之锋芒。门楼至今永断蜘蛛之网，不染尘埃。（……）筑结草庐于万山之巅，修身慕道，其基地菜根（至今）犹存。及其壮而欲行，高祖厚（赠）以金帛，使苍头送之。上第，初任崇安县尹，升为西蜀太守。皇祐二年（1050），征为殿中侍御史，时称铁面。后功高，封右丞相。时因罢新法，杭州等处有犯刑名者多，高祖至京谒丞相，请释放之。丞相引见帝，奏以微时之事，言祖相待甚厚，积德甚多，博施于民，笔不能尽。帝喜曰：‘卿欲官乎？’（高祖）奏曰：（草民惯于山野），‘但愿时和岁稔，四海一清，是臣之愿也。’帝曰：‘此长者之言也。’因敕封为德惠长者。百岁后，御赐方圆四十里吉地听凭开扦，墓田三十六丈。丞相临别，咏言赋诗以赠。剪白虾，示清白也。带归畜之池，即游去，因名白虾池，至今胜迹犹存。高祖履历，据实开呈，不敢诬捏。为此，备述原由申禀”。（原载《八县志》及《一统志》）。

高祖余仁合（？-1083）已经死了九十二年，骨灰都烂光了，曾孙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替他申报履历呢？因为这一年宋高宗的儿子宋孝宗赵睿上台，为了发扬光大南宋基业，吸取历史教训，提倡以孝为本，主张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余兴权欣逢其时，本人正好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据史书记载，他“笃志好学，孝亲敬祖，岁擢登金榜，而以养亲送老为心，甘受清白，不为禄仕复念。”金榜题名之后，为尽其养亲送老之孝心，视钱财如粪土，抛禄仕于背后，连到手的高官厚禄都自动放弃了。这份澹泊明志的行孝之心深深感动了年轻有为的宋孝宗，他说：“尔祖恪遵古训，尔仍存长者之风，克全孝义，况兼眉寿，齿德可嘉”。决定再敕封“德惠长者”的第三代接班人余兴权为“宁寿长者”。为郑重起见，追根溯源查祖宗，由“上台”出面，责成余兴权据实申报高祖履历，以备存档。

这篇履历，客观而详细地介绍了余仁合与赵抃相识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面圣受封时的具体情节。脉络分明，史实清楚，行文流利，感情真挚，不愧为进士出身的大手笔。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要有三点：第一，赵抃拜见仁合公并且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青嶂，而是荣幸地被“馆请于家，诲教诸子”。落魄的书生摇身一变，顿时成为余仁合诚心礼聘的义学先生，让他以座上宾的身份安下心来，边教书边自学。包吃包住自不必说，另外还有重重酬谢。一个“请”字，表示仁合公的尊师重教，慧眼识英才，也与前一夜黄龙示兆的梦境相吻合；一个“诲”字，说明赵抃的师德高尚，责任心强，连青蛙、蚊子和蜘蛛都受到感染，噤若寒蝉了。不久，在仁合公的帮助下，因“修身慕道”（实际上是换个偏静之处，聚精会神攻读诗文，准备迎接高考），又远离尘嚣，“筑结草庐于万山之巅”。蔬菜自己栽培，粮食、油料及其它生活用品则继续由仁合公免费提供。可见他在开化青嶂停留的时间很长，至少有三五年之多。第二，赵抃离开青嶂时，既不是拍拍屁股说走就走，也不是原来那付穷愁潦倒的寒酸相，而是“及其壮而欲行”，到了他身体强壮结实了，知识大有长进了，考试确有把握了，精神面貌起了巨大变化。一个“欲”字，既体现了赵抃强烈的上进心，又暴露了他恋恋不舍、欲走还休的内心世界，他们之间互相礼让好合好散的场面跃然纸上。临走那天，仁合公不仅慷慨地向他厚赠了足够的盘缠和应考费用，而且亲自指派有经验的家丁护送，使之路上衣食无忧，安全也有保障。把他送往哪里去呢？直接护送到都城汴京参加三年一次的秋帏考试。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赵抃旗开得胜，一试“上第”，从此踏上仕途步步高升。赵抃是穷苦出身，（不然，他不会流落到开化青嶂，寓于仁合之门楼），了解民间疾苦，深知官场黑暗，懂得群众需要什么、反对什么，所以为官清正廉明，处事无私无畏，人称铁面御使。第三，赵抃是个极重情义之人，绝非目光短浅的泛泛之辈可比。他当上高官后，念念不忘其初，微时之事经常萦绕心头，受人的滴水之恩，总想以涌泉相报。据《开化县志》载，“景祐元年高中进士，初任崇安知县，再任西蜀太守。西去之前，为报答知遇之恩，赵抃曾经三次派使者登门相请，欲以官报”，都被心怀坦荡的仁合公婉言谢绝了。恩公越是施恩不图报，赵抃越是过意不去，因此，他的感激之情与日俱增，一直难以释怀，总想侍机报答。1070年秋，因王安石变法失败，反对派矫枉过正，打击一大片，使许多正直的地方人士受到株连。余仁合为解救因罢新法而犯刑名的父老乡亲，不得不动用旧关系，找门路，寻熟人，只身长途跋涉“至京谒丞相，请释放之”。右丞相赵抃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来了报恩机会，当然言听计从乐而为之。所托释放之事在权限范围内一一办妥之后，即主动为其引见宋仁宗赵祯，并当着皇帝面详谈自己落难时受恩公礼遇之事，称“仁合积德累仁，饥则与食，寒则与衣，实为平生知己。”极力赞扬余仁合乐善好施、恩惠及人的高贵品质，积极为其请封讨偿。仁宗帝早在奏折中略知一二，现在当面听了心腹大臣“笔不能尽”的肺腑之言，爱屋及乌，又凭添了几分好感。经过当面口试，他的回答又是那么无私和坦然，字字句句无不闪烁出一位乡村长者的睿智与高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代君王被深深打动了，不仅确认所言事实，马上得出“抃非仁合不能以幼而学，仁合非抃不能以仁德而声”的正确结论，而且一高兴，当着大臣和仁合的面，动情地说：“德惠于卿，可谓长者矣！”有道是，君子无戏言。金口一开，“德惠”、“长者”这四个字自然就成了余仁合的终身封号，这才有了第二年十月十五日“敕封德惠长者余仁合”书面封诰的正式颁布。

这次进京，余仁合不辱使命，满载而归——既完成了对无辜受株连者的解救任务，又得到皇帝的亲切召见与荣封。临别时，赵抃还以私人名义赠送了两件看似无足轻重、实为无限珍贵的东西：

一是咏言赋诗以赠，诗云：
“野老余遵道，人微德义尊。家居青嶂底，身在白云根。
盛事传闾里，昌期付子孙。不须迁步远，此去自高门。”

前半首赞美平凡的仁合公却具有高尚而尊贵的德义，及与之相匹配的家居环境。微和尊、青和白，两组反义词突出了一介野老不平凡的精神风貌。许多人以前不知道此诗后半首的真实涵义，字面上似懂非懂，认识模糊，现在看了皇帝的敕命和高祖的履历，终于可以迎刃而解了——有了御笔敕封的诰命，闾里（乡村）当然传为盛事（美谈）。推崇的前三代虽然荣耀无比，却是装装门面的虚荣，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昌期（美好的时光）是托付给“籍荫”（登记在册的祖上功德、精神遗产）的后代子孙的。上下皆有荣封，位列一品之贵，恩公总该心满意足了吧？您不想留在京城里做官当老爷也行，那就请您老放心回到自己的青嶂底去作寓翁吧，那可是个环境幽雅修身养性的绝好去处啊。有了皇上这道御旨，尽管在家里坐享清福颐养天年好了。从此以后，一定会不断有人来拜访您巴结您,对您刮目相看的，您青嶂底老家的门槛自然就会变得高大高贵风风光光起来了，既不会感到寂寞，也没有哪个敢来惹您的麻烦。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声，自有人为您效劳，就不需要再劳驾您自己“迁步”（挪动步伐）了。
不久，赵抃又根据皇帝的旨意，精心制作了一块亲笔题有“德惠长者”四字的金字牌匾，送来挂在长者所在的青嶂余氏宗祠里。（该祠又称“长者祠”。年复一年，物是人非，该匾一直挂到文革时被毁为止）。物以人贵，人仰物名，果然蓬荜生辉。随着这块匾和这首诗的广泛流传，赵抃微时投宿过的门楼、洗过笔的墨池、教读过的双竹园义学和修身慕道过的山顶茅草棚，声名雀起，百世流芳，成为令人仰慕令人留恋往返的的名胜古迹。明永乐十二年（1414），有位铁面巡按吾侍郎（1381-1441，名绅，字叔缙，开化汶山人，1404年进士，礼部侍郎）慕名到此观光，目睹实物，思潮澎湃，挥笔题了一首《门楼诗》：“赵相当年宿此身，三朝表匾本其真。自缘长者千年在，直享斯楼万世因。”此诗不仅道明了匾与楼的因果关系，而且用“本其真”三字证明了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还有许多与此有关的诗词，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引述。只是有一个借火传说颇有新意，不妨交代几句：据说赵抃为了专心致志复习迎考，辞掉“诲教诸子”的职务，离开了双竹园义学，独自跑到白虾池后面林木葱茏风景秀丽的双岔尖去“修身慕道”。在余仁合的具体策划下，就地取材，依山傍崖，搭了个简易茅棚住了进去。铺盖、衣服、胡琴及文房四宝随身携带，粮、油、盐、酱、醋、茶及其它日常生活用品则继续由仁合公负责免费提供。柴火现成，动手便有，花香鸟语，衣食无忧。这里山高林密，白云缭绕，空气新鲜，环境清净，是修身养性和刻苦攻读的理想场所。或看书，或抚琴，成天与清泉相依，与白鹤为伍，过着神仙般的隐居生活。野果、毛菇、石耳布满山山冈，随时可以尝鲜。旁边还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山坡地，业余时间除了抚琴弹唱，正好自己动手开荒种萝卜、青菜、南瓜及葱、蒜、韭菜之类的香料，借以活动筋骨、调节精神、改善物质生活。为防止野兽出没或侵害，还特意喂养、培训了一只膘肥体健的大黄狗，平时让它抓兔逐鹿看家护院，必要时把书信捆绑在它的尾巴上，让其充当信使传递信息。有一年，鹅毛大雪下了七天七夜，到处白茫茫一片，根本无路可走。更糟的是，山上火种不幸熄灭了，烧饭取暖成了大问题，眼看就要受冻挨饿。正在为难时，善解人意的大黄狗舔舔冷冰冰的灶门，又朝主人使劲摇了摇尾巴。赵抃受到启发，灵机一动，用表白纸卷了一根火煤，连同书信一起捆绑在狗尾巴的隐蔽部位，抬手拍了拍狗屁股，示意它立即下山借火种去。狗是何等聪明何等灵敏的血性动物，它心领神会，在银装素裹的雪地上东嗅嗅西尿尿，一蹦一跳径自跑到仁合公的厨房里。厨师们一看尾巴上的空火煤，就知道山上遭灾缺火种了，赶快把火煤点燃，外包一层遮风挡雨的薄篾片，仍旧将它捆绑到黄狗尾巴上，让它从原路返回，及时送上山去解决燃眉之急。此法百试不爽，一直沿用到1034年考中进士为止。

二是亲手剪一只白虾相赠，含意为“示清白也”。在阶级社会里，物欲观念极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大有人在。一向清白清高、难得求人的德惠长者余仁合突然一反常态，不辞辛劳，主动进京为犯刑名者找赵公说情，会不会有人怀疑他俩行贿受贿沆瀣一气？人心叵测，人言可畏，这种事关名节的猜测，口头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越辩只能越糟糕。聪明人出奇招，以白虾来表明心迹是再好不过了，这也进一步证明他俩确实是心底无私清淡如水的知心朋友。至于“带归畜之池，即游去”，显然是一种神话般的精神寄托，或者是后人猜想、附会出来的善意假象。不过，开化县村头镇青嶂山下确实有个流传了八百多年的白虾池遗迹，如今在村头镇后宅村余氏宗祠的天井左侧。

据嘉庆甲戌（1814）芳山余氏宗谱记载，赵抃担任西蜀太守时，偶然得到几只罕见的白虾。欣喜之余，想起好文尚礼的恩公，因情割爱，不远千里，慨然赠之。仁合公如获至宝，将它精心蓄养在门口赵抃曾经使用过的洗墨池里，天天大饱眼福。后来白虾繁殖，水池扩建，在正方形的堤岸上，植杨柳，栽花卉，进行绿化美化，并采取了许多保护性措施。为提高知名度，特地在围墙门额上大书“清献旧游”四字。“清献”是赵抃死后的谥号，打出赵公旗号，立即产生名人效应，崇拜他的人当然要步其后尘闻风而来了。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或瞻仰凭吊，或掠奇揽胜，各逞其能，先后留下了许多赞美诗词和文章。清.康熙山东盐运使、开化音坑杨家人杨宏俊致仕回乡后，曾前往一游，写了一首《白虾池怀古》，诗云：“清献当年曾落魄，读书芹岭多遗迹。琴鹤一日已双飞，池虾千载犹传白。权奸皆惧威有霜，弹劾无情面似铁。余韵犹留长者居，万古清风常不没。”芹岭就是开化芹江北面从底本到村头去的那条山岭，芹与青谐音，古时叫青岭，泛指青嶂山脉，这里特指赵抃修身慕道的双岔尖。人走茶凉，遗迹尚在，威名万古长存。诗中毫不含糊地将赵清献、白虾池和长者居三者紧密联系起来，再次印证了落魄时的赵抃曾经在这里读过书教过书，与当地百姓结就了余韵犹留的历史因缘，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遗闻轶事。作者的老家离白虾池只有15华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明朝年间，开化县令朱朝藩听说有此好去处，在僚属陪同下特地前往观光，并当场赋诗一首，题目是《题白虾池》，诗曰：“琴鹤曾经借一支，锦官遗赠到金池。澄清波及方塘莹，皓白风流水族滋。自昔家声传野老，如今胜迹吊名师。我来揽辔堪惆怅，宛在中央几度秋。”锦官指的就是在四川当过大官的赵抃。由此可见，白虾是赵抃从四川遗赠来的。明成化二年（1466）暮春时节，“解组归田、雅好山水”的员外郎吉水周洪“携苍头，夹书剑，访旧友”于浙赣边境，曾经慕名到此一游。负责接待他的是一位名叫余本仁的古朴儒雅之君子，他“知予士林中人，遂罗列樽俎，相与且谈且笑，盘桓终日”，在酒席上几乎耽搁了一整天，并应主人邀请，在修茸一新的门楼堂壁上留下一篇462字的《白虾池记》。他写道：“已而，夕阳在山，清风徐来，与二三子行吟散步于方池之上，俯察仰观之下，清气逼人。但见是池也，远吞山色，倒浸楼台，弥弥漫漫，水光天影，摩荡上下，白虾如银，队游其中”。这位路过此地的“士林中人”是受到仁合公的“良裔”热情款待到“夕阳在山”时，才离开客厅的，看到的当然是夕阳西下的傍晚景色。活生生的虾是银白色的，在清澈透底的池水里，或上或下游动着，成群结队，银光闪闪，数量还真不少呢。他边看边赞不绝口：“噫嘻！异哉，斯虾也！”，余本仁以陪客兼导游的双重身份边走边详细介绍道“此宋仁宗朝登进士第、资政殿学士、谥清献公赵抃者，微时馆寓吾家之洗墨池也，先出守西蜀而得是虾，远遗吾祖，以畜于其中，迄今五百余年。虽冬夏枯涸，小盈而复有。”池水枯涸期间，白虾隐藏于淤泥里，水满时便又钻出来摩荡上下，五百余年，年年如此，真是不可思议。池是名公用过的洗墨池，物是名公遗下的希罕物。如今物是人非，怎不令人倍增怀念？难怪这位离休官员相见恨晚，依依不舍，临走时感慨地说：“若他日，予再拉骚人墨客，吊古人之陈迹，为美景之胜游。”古人留下的陈迹与美景，确实很吊人胃口。初次玩得很开心，只是消磨在餐桌上的时间过多，实景看不过隐，还想以后在多叫几个人来凭吊、游玩几次，可见畜养稀罕之物的白虾池当时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环境优美，引人入胜，村里还有专人负责接待游客，尽到地主之谊呢。这两种说法，以后一种最为普遍，究竟哪种准确，哪种合乎情理，或者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反映？目前尚无定论。但白虾池因赵公而兴建，又因赵公而出名，却是证据确凿毋庸置疑的。不信，你可以抽空自己去考察一番。

关于高祖履历中提到的白云轩、双竹园，余氏宗谱上也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虽然是民间传说，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
赐进士第、遂安余清是青嶂余廷裕的同窗好友，在白云轩重建竣工那天，应邀前来贺喜，并写过一篇559字的《白云轩记》。文曰：昔“仁合公门第丰厚，博施济众，近远悦来，相敬如初。时有柯城赵公抃，馆寓其家，相契甚厚，赠言赋诗，题其门楼，有‘家居青嶂底，身在白云根’之句。及后来荣封长者，子孙出仕迁居任所，以致旧宅倾颓，良可吝也。幸今仕仁公出焉，重继前业，廓（扩）而充之，焕然一新。其莺迁燕翼，皆完美而有节焉。所居之侧，有白云故址，树林荫翳，清气逼人，故赵公肄业之所、长者游息之地也。迄今三百余年，轩废而名存焉……”从上文内容联系起来看，这个白云故址就是赵抃当年搭茅棚居住过、让狗尾巴借过火种的双岔尖遗址。赵公成名后，仁合公及其子孙们为了纪念他，拆棚建轩，开辟新的旅游景点，只是后来因赵公推荐，余忠臣等人出去当官并将家属也迁往任所，才导致人去轩空，风光难再。想不到三百年后（即明朝初期），孝子贤孙复出，又在废墟上重建新轩。所以谈到取名问题时，又老调重弹，说“予闻赵公昔游于此，以洗砚名其池，以白虾名其沼，以双竹名其园，以青嶂名其顶，以白云名其轩，良有以也。”这一连串的名胜古迹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都与赵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恐怕不是文人墨客的牵强附会或偶然编排吧？

关于双竹园的传说那就更神奇更家喻户晓了。相传仁合公屋后，有座别致的小花园，常年生长着几竿青翠欲滴的修竹。有一年，惊蛰刚过，一对粗壮结实的嫩笋破土而出。仔细一瞧，两笋竟然出自同一条竹根，离地寸许才一分为二。竹子性直，从来是一竿到梢不会开岔的，现在竟然一反常态，中途开了岔，岂非咄咄怪事？大家对此褒贬不一，议论纷纷，有的以为是祸祟的先兆，留它不得，扬言要砍掉；有的则认为是祥瑞之象征，预示人丁兴旺，理应加以保护。“是祸是福，待其长大再说”，仁合公拿定主意，一锤定音。经过精心呵护，果然日沐阳光，夜浴露水，不久便长成一长一短、相依相偎的两竿翠竹。它如同鹤立鸡群，突出于茂密的竹林里，特别引人注目。消息不胫而走，引来无数游客。这时的赵抃，也像这对竹子一样，春风得意，官运亨通：“擢御使，拜右丞”，由遥远的川西边陲调回都城汴京。当他得知一笋长两竹的消息，喜出望外，感到这是恩公义薄云天的好兆头，正好乘此机会前往一饱眼福。于是，不顾旅途劳顿，特地转道“溯回金溪青嶂”。（注：底本至杨坑口那段支流，古时称金溪，后来改叫金水，以下便是芹江了）。

赵抃离开青嶂已有十几年了，梦绕魂牵的感恩之情如陈年老酒，越久越烈。他这次故地重游的第一件事不是忙于参观，而是先要了却一桩急不可耐的心愿：亲自进厨房烧沏一杯香茶，亲自把仁合公扶到太师椅上，举起茶杯酬谢。当面谢过恩、叙过旧之后，才在恩公的陪同下，仔细欣赏了日新月异的白虾池，认真参观了举世无双的双竹园。围绕双竹留恋往返，联系自己孩提时的漂泊生涯，多亏恩公的出手相救，旧恩新情挥之不去，万种情愫油然汇合，凝思默想中产生一种欲摆不能的创作欲望。马上借题发挥，即景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题余门双竹园诗》：

“余家有故园，埙篪可图篆。天然一派根，一根生两竹。
一长复一短，比之如手足。长者似乃兄，短者弟相逐。
吾见人弟兄，少有相和睦。竹分长幼情，人岂无尊宿。
将竹比人心，人殆类禽兽。常记五六岁，不见还呼哭。
及至长大时，妻孥相亲族。咫尺不相见，相疏何太速。
不顾父母生，同胞又同腹。旦夕梦歌欢，几能思骨肉。
枉披人须眉，而食天五谷。静思如斯人，怎及余门竹。”

诗中以双竹比喻兄弟，比喻手足之情，并非虚语，而是实有其人其事，指的就是仁合、仁仓。他俩虽是隔门隔户的叔伯兄弟，却比某些同父同母同胞骨肉还亲热：一块读书，一块长大，一块创办双竹园义学。（后来仁仓向芳山去发展了，仁合仍留在青嶂作长者）。同时，也暗喻自己同仁合“意气相孚、淡交至久”的朋友加兄弟的“通家之谊”。

龙飞嘉庆十六年（1811）岁次辛未八月，厚宅裔孙所撰写的《仁合公墓志考》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仁合公字遵道，致公之孙、益公长子也。家富厚，好施予。尝馆延清献赵公，与订兰谱交，及赵公登第，由御使拜右丞相，引公见神宗皇帝，具言其德。帝嘉之，欲封以官。不愿，惟以四海升平、时和岁稔为辞。帝曰：‘此仁厚长者之言也。’遂封为德惠长者（有诰命），自家居周围四十里吉地，听凭开扦，墓田三十六丈。后公卒于元丰六年（1083）八月二十日戌时，葬三十六都阳坂，地名凉伞形，计税二亩五分，坐乙山亥向，兼丙壬三分。”所不同的是多了个“与结兰谱交”，这正好给《白虾池记》里提到的“通家之谊”作了注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赵抃曾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两次应邀为开化《青嶂余氏宗谱》作序。他作第一篇序时，正是他煮茗谢恩、竹园题诗的时候。当时萝蔓世家青嶂派余氏正在白虾池畔会修余氏宗谱。欣逢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山野草民岂肯轻易放过？作序一事当然非他莫属了。赵抃是个知识渊博的爽快人，知道盛情难却，只得欣然应命。他借古代管仲的话，开门见山地写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余翁知我，固不啻鲍叔即汴德，翁亦不啻管氏。何也？翁于人，非汴一人也。凡百不厌乞假，而又有五音地数十亩捐为义冢，岁给棺椁，以埋夫死而无归者；翁于士，亦非抃一士也。凡百不厌礼接，而又有双竹园数十楹立为义学，日备饔餮，以资夫贫而远来者。”由己及人，道古论今，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末了又呼应开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是翁知我与汴之德，洵有出于管鲍之外者。通家之谊，心何能已于言也。”心知肚明，滔滔不绝，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第二篇序，大概是告老还乡之后写的，可惜历经兵燹原文只剩一鳞半爪，好多地方已经无法衔接、无法辨认了。幸亏544字的“一序”是完整无缺的，这就足够证明赵抃与仁合的关系绝不是一般的泛泛之交，而是从患难中建立起来又在仕途上久经考验的知心朋友，进而发展到义结金兰的“通家之谊”。正如敕命所说，赵抃没有余仁合的全力资助就不能考取功名，也就没有今天的高官厚禄；反过来说，余仁合没有赵抃的引见和推崇，就不能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受到一代君王的赏识、敕封和嘉奖，也就没有今天的荣耀和威望。

当然，这种光宗耀祖的辉煌成果，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得到的，而是长时间的心灵积累和历史的撮合。据《开阳余氏宗谱》记载，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余仁合、余仁仓就联合办起了青嶂私塾（后来改名为双竹园义学），他们根据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运用现有的雄厚资金，助学扶贫，尽量对外开放。凡是生活窘迫、勇于上进的有识之士或因家庭经济困难本人想读书而不能入学的农家子弟，都积极鼓励、吸收他们来上学。生活上“饥则施食，寒则施衣”，思想上“不厌乞假，不厌礼接”。这种好文尚礼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交不起学费、填不饱肚皮的莘莘学子纷纷慕名来访。那天落难中的赵抃跋山涉水来到青嶂已是深更半夜，身心疲惫，又不便惊动主人，只得悄悄地在敞开的门楼上将就一夜。就这一夜，时来运转，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奠定了他与仁合公交友的基础。使他绝处逢生，好梦成真，经济上得到无私援助，学业上得到快速提高，在为人处世方面，更是耳濡目染终身受用。赵抃的到来与崛起，为青嶂余氏乃至为开化百姓争了不少光、添了不少彩。当然，由此起步而走上仕途并且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不仅仅是他一个，还有许许多多。例如，元丰年间，仁合公得知翁川（今底本乡）有个聪明好学的徐见可，家境贫寒，无力深造，就亲自屈尊去登门动员。徐见可来双竹园义学免费就读三年，后顾无忧，大有长进，仁合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遂以爱女赘之为婿。后来徐见可进士及第，官至大理寺监问、秉义郎直秘阁侍书。这样的助学诚意和办学效果，时人无不拇指一翘，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士方棠陵（1382-1530，名豪，字思道，）是开化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他实地考查了余仁合的生平事迹，由衷钦佩他与赵抃的深厚友情，他在《仁合公像赞》中不仅充分肯定了余仁合的德与惠，而且公然提出了相提并论的建议：“公之德，不可测；公之惠，不可逮。呜呼，长者之名，宜其与清献而齐荣。”

南宋绍兴甲寅（1134），理学家朱熹来开化包山书院讲学，闻知此事，依然赞不绝口：“宋兴，仁合、仁仓辈有祖致公之遗风，矜恤孤茕，尊贤礼士，弟子多出清献之门。”仁合公创办、赵抃执教过的双竹园义学成了人才辈出的摇篮，成了众口皆碑的典范。

再说，赵抃是位德高望重的铁面御使，也是个讲原则守信用的正人君子，名冠衢州市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首。如果没有受资助得恩惠的切身经历，没有亲耳闻亲目睹的客观现实，没有“淡交至久不忘其初”高尚情操，他是绝不会放弃原则无缘无故地恭维人吹捧人的，更不会挤出时间，无事找事，千里迢迢跑到交通闭塞的开化青嶂来为素不相识或偶见一面却无深交的余氏太公树碑立传的。

注:1、本文后半部分以《德惠长者余仁合》为题，发表于2003年2月24日《开化报》第三版；

2、1999年出版的崔铭先先生《衢州人赵抃》一书中只字未提及余、赵之间的相依关系，不知何故？

3、全文刊登在2008年8月《历史文化研究》(第十辑).

附：衢州赵抃与开化余仁合

衢州第一号历史人物赵抃（1008—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为衢州西安县（其地今浙江衢州市柯城、衢江二区）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任御史期间，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其为“铁面御史”。历知成都及虔、杭、越等州时，也多有佳绩。因其事迹而产生的词语“一琴一鹤”，则已被后人用作形容为官清廉的成语。神宗熙宁间，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元丰年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谥清献。他除著有《清献集》传世外，有关他的佳话自然也传世甚多。笔者作为衢州市开化县文史界一员，现特就其佳话之一，提出有异于外间所传的一说。

据民国《衢县志》引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载：“赵清献未第时，乡之户家陈氏延之教子。……公乡荐，陈厚赠其行，随以家贫用而告乏，复赠之亦然，陈乃遣人赉行囊送入京，一举及第，仕浸显。陈之子后因人命系狱。或曰：尔家昔作馆赵秀才，今显宦於朝，可以为援。陈乃谋诸妇，妇曰：翁当亲行。……两阅月，公以翁家问示之，其子已贷命矣。公但使亲仆至衢，日送饭狱中，主者闻之，得从末减。衢士至今言之”。（为便于分析，现以白话译此段文字：赵抃未中进士时，衢州某地的陈氏请他教儿子读书。……后赵抃获乡荐将赴京考进士，陈氏赠给他一大笔钱，作为赴京的盘缠，随后却因他家里贫困，不得不把这些钱移作家用而花光了。陈氏得知后，又厚赠了一笔钱，结果仍如此。于是陈氏派人带了行装、盘缠将赵抃送到京城。随后他一举及第成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地位逐渐显赫。后来陈氏的儿子因人命案而被关近监狱。有人对陈氏说：从前在你家教书的赵秀才，现已在朝廷当了大官，可以请他援救。于是陈氏与妻妾商量。妻子说，你应当亲自去一趟。……过了两个月，赵抃拿出陈氏家中寄到京里的信给陈氏看，上面写着：他的儿子已免于死罪了。原来，赵抃只是派了亲信仆人到衢州，每天送饭给狱中的陈氏之子。主管该案的人得知这情况后，便对陈氏之子作了从轻处理。衢州人士直到如今（元代）还常说起这件事。）现代著作《衢州人赵抃》中，也以此书所载为据，对这件事作了介绍。只是把结尾误作“陈氏之子被处死”了。

笔者近年发现，民国三十八年《开化县志稿》第二十二卷《艺文篇》，所收元代学者鲁贞作《开化县学七贤堂记》中明载：“宋赵抃少贫，尝教授生徒于邑人余仁合家”，又明载赵抃为此堂所祀“七贤”之一，名列第二位，而开化《开阳余氏宗谱》中也多处尤为明确、具体载有此“邑人余仁合家”和赵抃之间的事，将其与上述《庶斋老学丛谈》所载之事比较，居然颇为类似，所不同的，只是后来求赵抃援救的犯人，并非当事人的儿子。

现录此宗谱中有关文字如下。其《人物备考》中载：“余仁合，字遵道，谨朴敦厚。赵抃未第时，道经其里，夜宿檐下。仁合旦启户，一见奇之，延入馆毂（作家庭教师）。后抃贵，欲以报，使三牲（？）而仁合坚辞。抃遂以实闻。上曰：‘是德惠于卿，可谓长者矣！’抃赠以诗曰：‘野老余遵道，人微德义尊。家居青嶂底，身在白云根。盛事传闾里，昌期付子孙。不须迁步远，从此是高门’”；其《仁合公事迹》载：“引按余氏祖仁合好施予，馆延赵公抃教诸子，厚赠金帛，遣苍头送试京师，得登上第。初任崇安知县，再任西蜀太守，擢御使，后拜右丞，谥清献。尝引仁合见宋神宗皇帝，具言微时之事，称仁合积德累仁，饥则与食，寒则与衣，为平生知己。帝喜问仁合曰：卿欲官乎？对曰：不愿。但四海永清，时和岁稔，臣之愿也。上曰：此长者之言，乃封‘德惠长者’。公宦蜀时，以白虾遗仁合，至今有池。”；其《分迁世系图》载：“仁合，益公长子，字遵道，生于咸平五年（1002）。……公原因馆请赵抃使教诸子，厚以金帛使苍头送赵抃上第。先任西蜀太守，仁宗至和二年乙未即升入朝为铁面御使。后和番功高，拜右丞相，封爵清献公。神宗熙宁二（三？）年庚戌，因杭州等处有犯刑名者多，公请赵丞相释救之。丞相引见帝。惧以微时之事（似脱一“奏”字），言公积德甚多，博施于民，笔不能尽。帝喜曰：卿欲官乎？对曰：不愿。但四海永清，时和岁稔，臣之愿也。上曰：此长者之言也，因赐封‘德惠长者’”。赵承旨为公立坊，至今尚在。有列传。公卒于元丰六年（1083）。

此外还该明确一提，《开阳余氏宗谱》中记载的事就发生在今开化县村头镇四村。据笔者调查，当地老百姓通过口头相传，有关赵抃与当地余仁合结缘交往之事，至今仍是妇孺皆知。现保存完好的余氏祠堂内，尚有当年养着赵抃所赠白虾的白虾池，惜乎其上书有宋神宗敕封“德惠长者”的匾牌，已于1995年前后因故被毁。

综上述《庶斋老学丛谈》、《开阳余氏宗谱》之载，先可归纳三书中所载有关赵抃事相同之处了：一是赵抃未第时，曾被人延请教子读书；二是东家曾厚赠钱物并派仆人送赵抃进京赴试，使其得以中进士；三是赵抃显宦于朝时东家曾有求于他。就这样，两件几乎相同，却因都有援助赵抃，使其考中进士的情节，从而绝不能并存的事，其一涉及衢州某地的陈氏，其一关乎开化余氏，到底谁是谁非，或都纯属子虚乌有？确该弄一个明白。笔者颇经一番苦思勤探，最后确认：《民国开化县志稿》、《开阳余氏宗谱》中所载的是真实，而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所载，或为伪托，或为流传致误。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析证定：第一，元代开化县学七贤堂，因外县人赵抃曾在开化余仁合家任教，这才将其列为所祀七贤之一。此系极为慎重的官方行为，当然其依据可靠。第二，从请赵抃的东家来看，《庶斋老学丛谈》所载的只是陈氏，具体名字不详，而《开阳余氏宗谱》中所载的余氏，姓名、生卒年月详尽；第三，述及赵抃显宦于朝，东家有求于他时，《庶斋老学丛谈》未记载确切的年代，而《开阳余氏宗谱》中明确记载时为神宗熙宁二（三？）年庚戌；第四，当年赵抃宦蜀时，赠白虾给仁合因而产生的白虾池至今尚在开化县村头镇，其上书有宋神宗敕封“德惠长者”的匾牌，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尚在此镇老百姓眼中；第五，赵抃赠余仁合的诗，不仅说明了受赠者的姓氏，还说明了受赠者所居住的具体地点正是在开化县村头镇——因为诗中的“青嶂”、“白云”至今仍为开化县村头镇一带的地名。此外，为核定该诗真实与否，笔者还专门拜托有关人士查阅了《钦定四库全书》中的《清献集》，其卷三中同样载有此《寄开化余遵道》诗，足证此诗之可靠。

至此，笔者认为，凭上所列举的事实和方志、宗谱等文献的记载及以上的论析证定，已足以明白，赵抃未第时，被人延请教书，并因之于后形成佳话的史实，确产生于衢州市开化县，而非衢州的其他地方。有关当事人也非陈氏，而是余仁合。

最后，或可一强调：历史人物赵抃在他所处的那情法兼参、律条粗疏的时代，凭其不势利、能报恩、肯施仁义，即使所援救的是当年东家的儿子，也属难能可贵，也会如《庶斋老学丛谈》所说，历二百多年后，到了元代，还是“衢人至今言之”，仍传为佳话，而倘如笔者所考证，赵抃应当年东家的仁义之请，所援救的是“杭州等处犯刑名者”呢？那当然就更是佳话了。（注：载2007年7月《历史文化研究》第八辑，作者为开化县文物管理所陆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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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正墓碑评注

资政善大夫河东节度使张柔撰文
尚书右丞相平章事高汝砺篆盖、同知枢密院兼江淮宣抚使曾从龙书

编者按：《芳山余氏宗谱》上有两个余公正，原名徽号、家庭成员、卒葬地址都一样。前一个以《公正公传》见于开化县志：“公讳公正，字训可，昌言公长子。原名公玉，徽庙赐今名，世居金水乡芳坞。幼嗜学，为文立就。登宋元丰元年（1078）进士，授会稽丞时，义乌令不更事，囚系满狱，部使者移公正治之，不数日，狱为之空，终光禄卿。娶张氏，同葬余婆林。子二：成之、敦。成之为承事郎、吴江县令；敦为奉政大夫、宣尉从事”。共115字，极为简单。后一个留存于《荣禄大夫大理少卿神道碑》（下称该碑），共1168字，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公正公一生的业迹和品行。只是及第的时间为嘉定元年（1208），较前整整推迟了130年。究竟哪个真哪个假呢？经多方考证，我倾向于后者。因为该碑内容翔实，牵涉面广，生老病死一目了然，又是公正公死后三年由知情同僚写的，几乎所有的青嶂芳山派余氏宗谱上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是代代相传的经典性文献，它的可靠性肯定比前者好。我手边还有一份菖蒲乡《萝蔓厚谷余氏历世仕官记卷之二》可以作为佐证，它写道：“文正公，字训可，元丰间登弟，授会稽丞，后调升义乌令；公正公元丰元年进士，仕至光禄大夫”。两个名字，只一字之差，极容易混肴。好在前者有个“字训可”，还有原任和调升的官职也完全符合。这就证明前后两文串号了，应该予以纠正：元丰元年中进士的是余文正，嘉定元年中进士的才是真正的余公正。一个在北宋，一个在南宋，千万不要张冠李戴一误再误。在厚谷卷中还透露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惊人信息：“自青嶂厚宅元谅公子夏旦公四世孙仁合公，其侄讳查（金字旁）迁居芳坞，出万五（梦魁）状元与驸马、余公正十致政、元四知府、成四教谕、成五直阁、九世孙余玠仕大学士谥忠靖……”原来大家怀疑余公正是驸马，现在终于可以否定了。十致政，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十全十美的政治家，如此评价是受之有愧的。

就背景而言，该碑不同于《余玠神道碑》，主人是进士出身的文官，生前一帆风顺，死后光耀门庭。作者是同朝为官的生前好友，嘉言懿行记忆犹新。又是奉皇命而作，无忧无虑，所以叙述倒顺自如，不苟一格，议论多于陈述。从内容到形式，处处突出皇权的威严。一出现与皇权有关的字眼，就肃然顶格，这就造成排列层次参差不齐的负面影响。加上年代久远，错漏颇多，措词深懊，拗口难懂，整理起来十分吃力。在下斗胆，正文按原顺序添加标点符号，用黑体字，评注则用普通宋体，语言尽量通俗一些。

荣禄大夫、大理少卿公正公，行第四。介绍官职名讳，身世留在后面补充。既卒三年，其子吴江知县成之除丧，来告于朝，曰：“先君既葬，而墓冢之碑无名与文，无以昭示来世，敢以请”。天子曰：“嘻，兹予公正以德惠抚民，如郑子产；以忠言广上，如晋叔向。”乃以“爱直”名其碑，而又命臣为之文。交代立碑作文缘由，直写天子评语，突出墓主的身份及崇高威望。
臣柔，远事宁宗皇帝。盖尝窃观，如天地之盛德、日月之毫光，未尝行也。而万事莫弗毕举，未尝视也。而万事莫弗毕见，非有他术也，善于用人而已。作者自我介绍后说，我曾经暗暗观察，发现皇帝同天地日月一样，盛德高隆、毫光万丈，浩荡的皇恩客观存在，只是不容易被发现。而宇宙间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想真正看清它掌握它，办法只有一个：必须善于用人。这番迂回曲折莫测高深的议论带出了下文。惟公擢自评事。一个“惟”字点出了公非乎寻常。是时，将用谏官，评事必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备具为一世所高者，不与用之至重。故言行计从，有不十年而为近臣者。言不当，有不旋踵而黜之者。是非辨明，而尝罚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恭己无为，坐视其成。而奸究消除，而忠良全安，此则评事与其僚之功也。谏官从优秀评事中挑选。当个评事不容易，条件十分苛刻，当个称职的谏官更是非同小可，一定要德才兼备的第一流高级知识分子。公乃不忽之年高中进士，饱尝甜酸苦辣，能跻身此等行列实属不易，所以特别尽心尽职当得好，竟使皇帝言听计从。一连当了十年，成为皇帝的心腹大臣。他和僚属除暴安良的功劳真是不少。不象有的人，感情用事，措辞不当，很快就被调走或罢官。所以，那段时间知识分子当了官，就极少狂妄。而当好皇帝，只要知人善任尝罚分明就行。

公讳公玉，宁宗皇帝御笔改为公正。历史上皇帝赐姓于有功之臣或者为亲信改名换姓乃是常有之事，而亲笔为之改名不换姓者，却非常难得，余氏史上大概仅此一例。其先泗洲人也，三徙睦州萝蔓塘。远祖致，仕为两川统军使，致仕。及诜府君再迁芳山。简明扼要，追根溯源，突出高官余致。父元叔，赠大理评事；母张氏，赠大安人。旧时讲究门第，讲究光宗耀祖，后代当了官，近亲受封赠。少孤且勤，刻意力学。知之不多，一笔带过。嘉定元年（1208）进士，一榜，为信州军节度推官。民有亲在，贫不能养，私铸铜钱以给甘旨之费。吏法以为当死，公独曰：“犯在赦前，法皆不死”，遂谳而生之。卒免其死，一州皆服。阅（越）岁，举监洪州（南昌），粮科岁满，改著作郎，知海州，徙通判黄州。两年提升三次，换了四个地方，调动够频繁的。卒有杀人当死者，方系囹圄，病痈未溃。公使医疗之，得不庾死，会赦以免。公之爱人曲全也，如此。一个是为养活父母触犯刑律的大孝子，差点被处死；一个是重病过失杀人犯，眼看就要死在牢房里，都被法外施仁救活了，如此爱人曲全，大家心服口服。两个具体例子，已经说明问题，不必再举了。未几，以妣（张氏大安人）丧，在本邑忻岸余婆林守制庐墓，三年不宿于家。公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宋孝宗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年代，处处标榜以孝为本，主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公正公从小念的是孝经，讲的是孝意，行的是孝道，受的是“万事孝为先、一孝遮百羞”的孝思教育，满脑子充盈着孝的观念。丁忧三年，悼亲思孝，不离寸步，足见是个身体力行恪守孝道的大孝子。这样又孝又忠又有能耐的特殊人才，正是当时社会所必需的。终丧，起知通州，复知建州崇安，（爱民如子），莅事赫然。几次平调，时间不会太短，仅建州太守就反复任了两届，任职期间肯定替百姓办了不少感人至深的大好事，岂是“莅事赫然”四个字概括得了的？未免太节约笔墨了。尚书令史师安石，注意，这个师安石虽然也主张矫世变俗，改良社会，但绝不是变法未竟身忧死的北宋宰相王安石，未几识公，而以刑官荐，召为大理评事，兼黄门给事中。王安石变法是在1069-1079年，早就宣告失败。140年后的尚书令史想步其后尘，东山再起，遇到了很大阻力，把余公正从地方上提拔上来，是想借公的满腹经纶和雄辩才华驳倒反对派，为推行新一轮的变法运动推波助澜扫清障碍。公进入京城最高司法机关，任重而道远，在天子脚下，面对的是权势煊赫的达官贵人，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可他一如既往本性难移，弹劾不避权要。其言，常与朝廷别（辩）白君子小人。谓小人虽小过，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别人犯错误而自己牵连入罪），当保持爱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惟切，而人不厌。这种辩白，听起来好象不偏不倚、不痛不痒，实际上是在为师安石说话。在公看来，推行新法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矛盾多，困难大，难免要出差错，大家“言事”的时候，应该“惟切”，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千万不要上纲上线任意株连，不要乱抓小辫子，更不能将敢于办大事的正人君子动不动一棍子打死。这番议论，就事论事，滔滔不绝，正中皇帝下怀。于是把他视为心腹，破格加以重用。三年擢为大理少卿。感激思议，奋面政事，有不尽者，辄密启闻，上手诏加之。得到皇帝的器重，三年之内从一般的审判员，提拔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既高兴又感激，从此后，更加忠心耿耿为朝廷出力，不仅积极开动脑筋在各种会议上发表高见，而且还经常把会议上没有讲完或不便公开讲的话，随时用书面秘密上报，总能得到皇帝的御笔批复。

公与师安石同心辅政，率以公议为主。皇帝身边的这两位左右手，同心辅政，分工是不同的，开会时总是公正公发表的意见多，被采纳的建议多。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种矛盾交叉，变法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前车之鉴，后车之辄。公根据自已对国情民情的深切了解，感到运动方向有点不太对头，因而及时调整思路，改变态度，说话的语气也由原来的和风细雨变得义正词严入木三分了。会公言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弃禁近耳目之臣。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非宗庙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这一番铿锵有力、高屋建瓴的议论，旗帜鲜明，切中了时弊，震动了朝野，也给急功近利的皇帝老儿敲响了警钟。这时，公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再逞强也没有用。他把当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大家的面摊开之后，并不着手去解决，而是审时度势，决定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了。言入，即求去四上章。退出会场回到家里，一连四次向朝廷递交了辞职报告。光定（据查，宋朝没有光定年号。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这里应是绍定）五年（1232）四月，复五上章，第五次辞职报告不但没有被批准，皇帝反而抓住他不放，进一步用高官厚禄来拉拢他，加荣禄大夫，赐紫金鱼袋。从光禄大夫到荣禄大夫，这是入仕以来的最高奖赏。八年，实为端平二年（1235）辛未，七十告于老，朝廷不许，请之不已。十二月诏下，许致仕，退居于芳山，有溪石松竹之胜，东南高士多从之游。一直干到古稀之年，皇帝还想留用，经再三请求，才勉强批准他告老还乡。老家芳山地处浙西山区，山高林密，四季分明，环境清幽，是退休养老的绝妙之处。许多高级知名人士，听说他退休了，纷纷赶来聚会或一天到晚跟着他游玩。从此，公正公才彻底脱离官场，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退休生活。

朝廷有事，郊庙再起，公侍祠，不至。此时正是奸佞当道、余玠蒙难受屈之时，国内外形势复杂而紧张，朝廷欲请赋闲在家的老臣出来帮助收拾残局。公年事已高，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又不知内幕，当然以年迈“侍祠”为由，乐得撒手不管。

一日，大星殒焉。这是大难将至伟人谢世的先兆，果然不出所料，三日，而公薨矣！实宋乙卯八月二十四日巳时也。以往凡提到时间，都是平铺直叙，轻轻一笔带过，而这里却与众不同，“宋”字前面特地加了个“实”字，强调公正公逝世的年、月、日、时并非虚构或猜测，而是有目共睹实实在在的。但作者还是忙中有错，忽略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常识问题：天干地支是以六十年为一周期的，殊不知南宋有1195、1255两个乙卯年，究竟他是薨于哪一个“乙卯”呢？查核芳山余氏家族世系，此应为后者。由此推算，公生于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卒于宋理宗宝佑三年（1255），四十三岁中进士，七十岁退休，享年九十岁。立碑时间应该是宝佑六年，即1258年。

讣闻，天子辍朝一日，谥文敏。公十二月乙酉葬于离忻岸三里之遥的余家陵园余婆林。

以上是顺叙，介绍公的为官业迹；以下是插叙，追述他退休后的表现）。公平生不治产业，家里的日常事务当然用不着他自己操劳，嫁孤女二十余人。居乡里葬暴骨，及贫无以敛且葬者，施以棺椁不计其数，复给以薪。乐善好施，抚孤济贫，竭尽全力为乡民做好事。公为人和易温厚，周全曲密，谨绳墨，循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说话轻轻巧巧，行动斯斯文文，常常与父老乡亲们平起平坐，没有半点官架子，生怕伤害或冲撞别人。更难得的是平生不畜声伎。不仅有钱不乱花，节约经济开支，而且严于律己，拒绝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真正做到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历代芳山余氏宗谱上都自豪地写道：“芳山自古无贪妒，乐道安贫效古人”，他不贪不妒不嫖不腐化的模范行动，成为后代子孙的学习榜样。

晚岁，习为养气安神之术，萧然有高举意。身体是资本，非常注意健身活动，学会了养气安神的锻炼方法，意欲多活几年。然而，岁月不由人，树倒不依山，末日总是要到的。将薨，晨起如平时，二子侍侧，与之诀词，神色不乱，安坐而终。临终前，神色不乱地向侍侧的二子留下遗嘱，然后安坐而终，这样毫无痛苦的谢世是善有善报的结果，是非常难得的。不知者，以为无意于世也。他不相活吗？简直是胡说八道。

然，至朝廷事，公别邪正，肃然不可慢。尚书左丞相张行，称公真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也。在生活细节上，他宽以待人，可以不与计较，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铁面无私，正气凛然，是决不会妥协迁就的。难怪官比他大一级的左丞相张行心悦诚服，私下常常翘起大拇指夸张他，说他是值得世人学习的真正标帅。权臣尚且甘拜下风，一般的人就更不敢说三道四了。

公为官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治信（州）与洪州，尤为世所称道。尊师重教，以和为贵。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尽量满足，对于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立足于教，对于有悔改表现的犯罪分子，法外开恩，该放的就放，尽量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而对强盗恶霸和屡教不改者则毫不手软坚决镇压。诛锄强恶，奸民屏迹，不敢犯。既不滥杀无辜，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恩威并举，以理服人。处理治安问题总是踏实认真，“肃然不可慢”。这是为什么呢？盖其学道清心，遇物而应变，复有过人者矣。灵活机动遇物应变是他做人的诀窍，学道清心是他诚心爱人的思想根源。至此，皇帝用“爱直”二字名其碑就当之无愧了。

另外，还得附带补充几句：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祖必有其孙。公正公有两个儿子，严守家风，都很有出息：长子余成之封为承事郎，担任吴江县令；次子余敦为绍定庚寅（1230）科进士，任淮安州运判，仕至奉政大夫、宣尉从事。孙余坦，（字履道，号山英），登景定二年（1261）进士，解组归乡后，出任明道书院院长，不久，又捐资在本邑西岩创建崇文书院，并设立遗经阁；孙余嶷（字惟高）中乡试第一名，授乌城县令。

（以上录自1814年《余氏族谱忻岸补遗传美录卷.公正公墓碑》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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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传奇

一天，才貌双全的汪氏夫人，突然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怪梦，梦见蓝天之上飘下一片彩云，飘呀飘呀，渐来渐近，竟然从住宅的天井里飘进了自己的房间。漆黑的房间里顿时金光四射满室生辉，而且奇香无比。转眼一看，那朵彩云逐渐膨胀，竟从中间蹦出一个赤条条的胖男孩来。这个浓眉大眼细皮嫩肉的胖小子，立地成童，趋前一步，开口便声如洪钟，冲着自己喊妈妈。汪氏惊喜如狂，来不及仔细辨认，就赶快伸出双手把他搂进怀里，上上下下亲了个够。梦中得子，好开心啊。可是梦醒之后，立刻化为乌有。然而，这个粗壮结实的光辉形象一直萦绕在心，挥之不去。不久，十月怀胎，产下一子，音容笑貌分明是梦中之人。心想，莫非上天保佑，派星宿下凡投胎于我？于是给他取了个动听的名字：梦魁——梦中的魁斗。

余梦魁，字必元，行万五，宗尹公（仕宋帅干）长子，公礼公之孙也。“幼聪敏，博学群书，弱冠举于乡”，从小就很有出息。也许是贵人自有贵相吧，生当南宋末年的他，自幼就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除了皮肤稍黑之外，五官端正，骨骼清奇，是屈指可数的一表人才。更难得的是他的聪明伶俐，善解人意，说话办事有条不紊，谁见了都大拇指一翘。人们都说，人杰地灵的芳山，出这出那，就是没有出个能管官的大官，莫非“天降大任于斯人”？大家都把包公再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视他为掌上明珠，处处护着他。家里虽穷，有好吃的都先让他品尝，有好穿的都先让他试身。可他倒好，知事明理，总是推枣让梨，不想有一星半点的特殊化。六岁学唐诗，八岁写文章。读出来的诗句，琅琅上口，写出来的文章，字字珠玑。观书则过目不忘，写字则一丝不苟，先生对他刮目相看倍加关爱。他本人更是谦虚谨慎，勤奋好学，成绩一直遥遥领先。长大后，步芳山十五位进士的后尘，精通四书五经，熟读文韬武略。县试府试，稳操胜卷，总是名列前茅。咸淳二年（1266），参加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时，文星高照，轻而易举地考了个五经魁首（进士第一名）。经过殿试，对答如流，文才口才俱佳，皇帝根据他的才华、外貌和穿着特征，钦定为释褐状元——状元前面加上“释褐”二字，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穷孩子穿着短衣短袖，衣服和皮肤一般黑，称释褐；二是《幼学琼林》上说的，“士人登科曰释褐，又曰得隽”——不管怎么说，貌不惊人才惊人，两种含义兼一身，钦点的新科状元总是货真价实的。状元公的生身父亲是否受封，手边没有资料，不敢胡说妄猜。他母亲汪氏确实是被宋度宗御笔封赠过的。据大清嘉庆十九年《芳山余氏宗谱》记载，“汪氏以子梦魁贵显，敕封为太夫人，（死后）赐葬八都上余墩船形（即现在的塘坞乡石崖岭方边附近），与三益（行端二）郡马、郡主赵氏三人同墓”。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喜讯传来，家乡人民欢呼雀跃，弹冠相庆。“邑宰操公斗祥奉上命，立状元坊于诰岭中，人称其里曰：折桂里”（有取于凤凰鸣柯蟾宫折桂之义）。状元及第立牌坊，乃是列朝惯例，不足为奇。奇的是，这个雄伟壮观的状元坊不是建立在村前平坦的大道上，而是建立在村庄左侧高高的岭背上。这里左为凤头山，右为灯盏山，两山狭峙，南北逶迤，林木荫翳，山花烂漫，清泉叮咚，百鸟啾鸣，风景无比幽奇。离芳山村不足一公里，是进出芳山的重要门户和通道。最高处，山势陡峻，怪石嵯峨，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南来北往，居高临下，又雄伟，又显眼，远近好几里都能看得见。相对来说，此岭比较高，原来叫高岭。自从遵奉诰命在此建立状元坊之后，岭以人贵，取其谐音，改名为诰岭，以示不同凡响。（注：状元坊毁于明末战火，诰岭已于2004年冬挖平拓宽浇铸成乡间水泥公路）。

十年寒窗，一朝夺魁，状元公可谓春风得意梦幻成真，心情无比激动。那段时间，迎来送往，应酬特别多——又是登门谢师会友，又是应邀赴宴吃请，灯红酒绿，逢场作戏，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在御赐的琼林宴上，与达官贵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来不及谢恩，便喝得酩酊大醉。返回府第睡了一大觉，犹感酒酣耳热，豪情满怀，命书童搬出文房四宝，就在卧榻旁醉醺醺地提笔赋诗云：

“时来容易际风云，自始声名四海闻。
宴罢谢恩沉醉后，簪花压帽出金门。”

时势造英雄，英雄助时势。当时，他头戴状元帽、身穿大红袍，前呼后拥地跨马游街后，被朝廷委以重任。上任之前，经皇上恩准，离开京城临安（即杭州），出了涌金门，沿钱塘江乘船逆流而上，经富阳，过严滩，弃舟登岸，转道开化青嶂。状元回芳山老家探亲，让芳山故居蓬筚生辉，也给故乡人民带来无比荣耀。那几天，有祖庙、有祠堂、有八字门，具有三厅两弄规模的芳山村，户户张灯结彩，家家喜气洋洋。全村男女老少三四百口，个个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大张旗鼓地迎接新科状元的衣锦还乡。那场面热闹、壮观，洋溢着千载难逢的特大喜气，吸引着周围几十里前来观光的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本县父母官的操斗祥，更是忙前忙后使出浑身解数来操办此事。那天，他早早身临其境，检查、督促庆贺事宜。面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忙里偷闲，诗兴大发，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刚刚落成的状元坊坊柱上挥毫题了一首五言律诗：

“龙虎开金榜，霜雕横素秋。科名追祖考，文业绍箕裘。
锡宴归薇省，承恩拜冕旒，青云生足下，名誉播皇州。”

此诗抚今思昔展望未来，围绕状元公的“文业”，承上启下，大肆宣扬，恭维他青云直上，誉满神州，说他少年得志，前途不可限量。从“开金榜”到“拜冕旒”的具体描述来看，措词得当，平仄无碍，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只是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浓烈的奉承拍马意味，是属于地方官讨好上司的应景之作。诗风虽不怎么纯正，却在客观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新科状元“归薇省”的历史事实，弥补了正史上的欠缺，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状元公先天聪慧，后天发愤，才华横溢，不负众望。初任池州知府时，体察民情，替天行道，敢于摸老虎屁股，政绩十分显著，受到宋理宗的青睐，将自己心爱的第三个女儿许配于他，名正言顺地招他为东床驸马。当时前方战事紧张，后方盗贼蜂起，特别是浙江东部沿海一带，坏人挡道，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为稳定后方，朝廷便任命年轻有为的新科状元为浙东巡按使。余梦魁临危受命，毅然前往。巡按浙东时，他先串村走巷，微服私访。一天，在当朝宰相贾似道的故乡台州街上，遇到一伙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他们依仗与贾似道的特殊关系，经常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还任意谩骂、刁难地方官员，明目张胆地向他们敲诈勒索，甚至动辄殴打办案人员，根本不把轻骑简从的余巡按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横敲竹杠竖瞪眼，肆无忌惮地拦路抢劫，气焰嚣张，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状元公想，这些横行不法的坏蛋，背靠大树，有恃无恐，是寄生在浙东土地上的一块大毒瘤，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可是，长期以来，历届地方官员碍于宰相面子，想割割不掉，不割法难容，进退两难，老是心慈手软不敢下手。状元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既犯在自己手里，哪管上司眼色？在摸清他们的底细之后，便以快刀斩乱麻的凌厉手段，秉公执法，匡扶正义，一举割除了这块祸国殃民的大毒瘤。邪恶除尽，阴霾扫清，使险象丛生、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在局部地区得到相对稳定。

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宋度宗一高兴，马上破格提升了政绩卓越的余梦魁为兵部尚书，加授吏部尚书（管官的官），兼翰林院大学士，让其掌管军队、掌管人事、掌管内阁机密文书，使凯旋归来的余梦魁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朝庭重臣。但是，南宋内忧外患，病入膏肓，单靠一二个后起之秀，是无力回天的，更何况皇权旁落，处处有人掣肘！

是时，正是老奸巨滑的宰相贾似道独霸朝纲。他利用自己的裙带关系从一个管仓库的普通小吏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之后，贼性不改，酷嗜宝玩，贪污腐化，作威作福，不但不替岌岌可危的南宋朝廷分忧，反而招降纳叛，与御使吴燧、蜀帅谢方叔、统制徐清叟结成死党，残害忠良，卖国求荣。千方百计捏造罪名害死主战派首领余玠父子之后，又拼命窥测方向，企图借刀杀人，加害于竟敢与他分庭抗礼的新科状元。

余梦魁初与三公主结婚，男欢女爱，琴瑟和谐，很快就有了爱情结晶。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局势的日益恶化，作为皇帝心腹的新任内阁大臣，怎能贪图安逸沉湎于儿女情长？当然要克制私欲以国事为先了。他身兼数职，日理万机，成天忙于东奔西走处理国家公务，难得回小家驸马府一趟，常常让精力充沛的公主夫人倚门盼望，甚至通宵达旦独守空房，从而引起心怀不满怒形于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贾似道无事尚且找事，看到有孔子可钻，岂不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先是不动声色铭记在心，积累多了，便极力唆使当皇后的姐姐出面，寻找机会在皇上在公主面前加油添醋说坏话，信口雌黄造谣言。说什么状元公本是山野草民中的浪荡子弟，家里早有贤惠美貌的结发妻子，现在虽已招了驸马，依然与前妻藕断丝连，只是身在官场，贪图富贵不敢声张，故意用甜言蜜语来搪塞蒙骗公主。说什么状元公是脚踩两只船，身在操营心在汉，犯有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皇帝听了半信半疑，沉吟良久，一时拿不定主意；三公主年轻气盛，听了醋劲大发，不依不饶不计后果，逼着父皇快快下旨严惩。诡计多端的贾似道见火候已到，乘机建言道：“此事有关皇家威严，不宜对外声张，应该秘密处置，越快越好，免得节外生枝。”于是，经皇上默许，便以余梦魁母亲的名义炮制了一封“家慈病危，速回探视”的假信，把他骗出京城临安。

据芳山余氏世系记载，余梦魁兄弟五个，身为老大。老二梦贵出继堂叔宗原，老三必昌与子德、孙呈迁居遂安横沿，老四必达出继长径下汪，老五必得生下不久，则在一场瘟疫中，与父亲一道不治身亡了。无姐无妹，家里实际上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相依为命。父亲死得早，来不及行孝。所以，他从小就刻苦耐劳，把母亲看作自己唯一的行孝对象，晨昏问安，知冷知热，遇事言听计从，一一照办，人们都说芳山余家出了个百依百顺的大孝子。余梦魁高中状元后，知恩图报，经常梦绕魂牵，放心不下，总想把劳苦功高的老母亲从芳山老家接出来颐养天年，只是苦于公务繁忙，来不及付诸行动。这次看了家信，得知母亲病重，如雷击顶，着实吓了一跳，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到床前去探视。心里暗暗盘算，这次请假回去先治好母亲的疾病，再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到身边来，不能再耽搁了。皇上好象有先见之明，刚一开口请假，便满口答应了。爱妻有孕在身，不便同行，只是眼泪汪汪，吞吞吐吐，吩咐他别恋旧家，早去早回。

临行前，宋度宗秘密召见了护送驸马回乡的武装卫士，如此这般地面授了机宜。

卫士们领了皇上口谕，又受了宰相夫人的重金贿赂，一路上，阳奉阴违，暗暗观察动静，准备找机会下手。

那位心地善良被蒙在鼓里的状元公，哪里知道隐藏在背后的罪恶阴谋？一路茶不思，饭不食，心急如焚，闷闷不乐，根本不想揣摩别人的脸色，也无心观赏沿途的秀丽风光，只一门心思地晓行夜宿飞快赶路。那天，风风火火，来到了离芳山只有一箭之地的诰岭，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山风四起，浓云密布，眼看大雨就要来临。荒郊野外，正想找个地方休息片刻。抬头仰望，发现岭岗牌坊旁边的凉亭里端坐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妇，走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急于看到的年迈老母亲。只见老太太衣着朴素，体貌端壮，容颜依旧，除了一头稀疏的白发，全身上下实在看不出有丝毫的临床表现。如此硬朗的身骨，怎么能说是“病危”了呢？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又惊又喜，正想迈开大步亲亲热热扑上前去叫一声妈妈，然后再慢慢扶她回家问出一个究竟来。却在这时，突然被两个武装卫士蛮横地拦住了去路，说：“别费事了。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奉命行事，明年今日便是你死后一周年的忌日”。说着，抽出宝刀，出其不意地向状元公颈项上猛砍过去。只听得咔嚓一声，血柱冲天，人头落地。卫士二话不说，麻利地将血淋淋的人头装进随身带来的牛皮口袋里，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京城交差领偿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母亲汪氏是不是早就知道儿子今天要来，特地前来迎候？按常理，当然不是，要迎候也用不着她老人家亲自来，自有别人代劳。这是骗计，是阴谋，除了贾似道、皇上和执行卫士，谁也不知道。这次母子相遇，纯属是偶然的巧合，或者是天意的安排。据说她是出门去走亲戚的，路过凉亭时，发现变天了，就地坐下来避避风雨。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望眼欲穿的宝贝儿子。咋一见面，还不敢相认呢。老眼昏花，人没看清，而止不住的老泪早就横流了。更想不到的是，方才母子好不容易见上一面，还来不及搭上一句话，便惨遭不测，阴阳两分，儿子先走一步去见阎王了。可怜这位风烛残年的白发老人，晴天霹雳，被飞来横祸夺走了膝下的黑发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的最大悲剧。难怪她当场吓得欲哭无泪，想喊无声，身不由己地昏倒在地，再也没有喘过气来。

卫士回到京城临安，呈上人头，一五一十地向皇上作了详细汇报。皇上一听，糟糕，卫士领会错了朕的旨意。朕说的是如果他回到家乡，看到自己的糟糠之妻便得意忘形开怀大笑，或者与之眉来眼去旁若无人，说明他的心，如鸟离樊笼，再也不飞回来了。如此目无君主的状元公，如此忘恩负义的薄情郎，死有余辜，该杀。回到家乡，只看到自己健康的母亲，而没有发现什么前妻后妾，（如果真有，肯定会陪婆婆出来行走），说明他真实可靠没有对朕说谎。触景生情，意外惊喜，乃是人之常情，高兴是应该的；在村外凉亭里，偶然遇见久违了的母亲，趋前喊妈，欲行孝心，更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彼情彼景，何错之有？按理应该调查清楚予以嘉奖才是。现在可好，一时不慎，恰得其反，错杀了一个栋梁之材，冤枉了一位慈祥老母，连续草菅了两条无辜人命。千错万错，错在朕轻信谣言，不该同意设此骗局；怪这怪那，都怪卫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分青红皂白，便卤莽行事，铸成了大错。怎么办？难道仍旧将人头送回原籍去接上？不行。路走错，可以回头，人死了，不能复活。再说路途那么遥远，一来一去，早就腐烂了，得想别的办法弥补。三公主得知事情原委，更是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后悔得连肠子都要变青了。可是，家丑不可外扬，身为金枝玉叶，还得忍气吞声。真是哑巴吃黄莲，恨死了出坏主意的贾似道。为顾全皇家脸面，等到肚里的婴儿生下来后，马上托付给可靠的奶妈，自己则背着父皇偷偷跑到城外木棉庵去当尼姑了。最忐忑不安的是贾似道。他听到消息，先喜后忧。喜的是阴谋得逞了，拔掉了眼中钉肉中刺，从此可以独霸朝纲一手遮天了。忧的是，祸福相依，纸是包不住火的，此事迟早会引起怀疑，即便皇上能看在皇后面上放过我这个冒牌舅子，精明过人的三公主也绝不会轻易原谅我。当务之急是杀人灭口，要先除掉两个知情的卫士，而后再想别的办法转移矛盾分散皇上注意力。于是，他就故意制造事端把水搅浑——趁蒙古大汗逝世、忽必烈回朝廷争夺皇位之机，暗中派人将留守长江北岸的150名元军将士全部杀害。这一背信弃义的卤莽行为，激化了民族矛盾，引起了轩然大波。元军首领忽必烈原来无意于灭宋，只想凭借长江天险，画地为牢，让南宋成为岁岁纳贡的附属国。现在听说贾宰相乘人之危撕毁协议，贸然残杀留守人员，气得哇哇大叫。忽必烈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他一怒之下，改变了主意，于1271年亲自率领精兵悍将挥戈南下，踹营夺寨，所向披靡，很快突破长江防线，一举占领了南宋都城临安。风雨中的南宋朝庭经不住蒙古铁骑的沉重打击，几天工夫，便如摧枯拉朽，彻底土崩瓦解了。千古罪人贾似道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卖国不成先卖命。元军进城的当天，欲降不被接受，指名要他的项上人头。万般无奈，只好单枪匹马怆惶外逃。也是该死，慌不择路，竟鬼使神差地躲进城外木棉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三公主验明正身之后，当夜就叫了几个人把他拉出去剁成了肉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后话。

且说，当时皇帝一时糊涂，中了奸计，害死了乘龙快婿，连累了无辜老母，逼走了宝贝女儿，这宗弥天大案如何了结？顿时乱了方寸。召集内臣一商量，决定对错杀的状元公，另外命高明工匠铸造一颗同样大小的纯金头颅送回原籍去厚葬，对屈死的汪氏夫人，当然得从棺廓内外超级加封了。至于蒙羞离家出走的三公主，则赶快派人四处寻找，待有下落，再妥善安置。

释褐状元余梦魁及其那颗价值连城的金头埋葬在哪里？众说纷云。有的说葬在本村后山上，有的说葬在六都正坞口，也有的说早被人掉包了。当地老百姓却认定金头没有动，就埋葬在芳坞与诰岭之间的某一处。据说当初路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还留有一篇天书般的蝌蚪文，横撇竖捺，歪歪扭扭，谁也看不懂。据说它是天神所为，有意让它留下寻找的线索，所以谁能破解它，谁就能按图索骥得到那颗无价之宝。千百年来，岩石风化，沧桑巨变，诗文渐渐隐去，那颗金头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被人发现，而这个传奇性的故事却一直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着。

附注：本文属真人真事，内容和故事情节都是有根有据的，只是《芳山余氏宗谱》上简单得只有224字。后半部分内容已以《金头之谜》为题刊载于2003年12月16日《开化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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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发表于: 2011-06-25

芳徽懿行系列

先人有芳徽懿行应该使之流传下去。在下本着“有善必录，无美不彰”之精神，广泛搜集资料，或摘录，或改编，根据内容，组成系列，为的是表彰前人洵美之实，启迪后人绳美之思也。

昔日男尊女卑，妇德不外彰，史家多摭拾群言以崇其事。故妇女素不闻诗书之训，而能以礼义自闲。茹茶以励其节，誓死以殉其夫，谆谆以教其子。其砥行立名之闺德，并不亚于七尺男儿。予以为维风俗，敦教化，匹夫有责，何分男女？寻常百姓家之妇女亦宜一视同仁，择其善者而书之于传。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之可传于后者，未必其全璧无瑕也。大端可取，片长足录。故朝有忠臣，则载于史册以光之；家有仁孝，则书于谱牒以耀之；社会上有见义勇为之士则流传于民间传说。因人纪事之余，不可以想见芳山名公之为人乎？

予有志于余氏谱牒久矣。然，浩瀚之牒海岂能一游即达彼岸？竭数十年之精力，仅仅搜集到一百八十余传，不及大海之一粟焉。古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个人之能力何其有限也。期盼仁人志士鼎力相助，共同把湮没了七百余年的芳山余氏之“针”，从大海深处捞将上来，让其重见天日，让其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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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楼发表于: 2011-06-25

芳山生育无贪妒——芳山人之廉洁篇

贪财贪色和妒贤忌能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瘤，谁与它沾上边，谁就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就难脱身败名裂的恶运。我翻阅历代《芳山余氏宗谱》，发现历史上的芳山人对此深恶痛绝，所以思想上警钟长鸣，生活上洁身自好，行动上能经得起各种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这从明朝洪武二年（1369）九月十四日余先恭为《芳山重纂余氏宗谱》题写的《行乐》诗可以看得出来。

诗曰：“逸志堂前事事新，清风明月伴闲身。山峰排达千年秀，花木成蹊四季春。

祖考已能全素履，儿孙还可绍斯文。芳山生育无贪妒，乐道安贫效古人。”

逸志堂旧址座落在凤头山下，创建于十二世纪中叶，原是芳山余氏的议事厅和送往迎来的活动场所，后来村庄扩大，另建一祠一厅（号称三厅两弄），此处改为明道书院。进士余公正、榜眼余应中、状元余梦魁以及一代名将余玠，都曾经在这里读过书，接受过人生启蒙和国学基础教育。“祖考”，指已经去世的老祖宗。“素履”，清白无瑕的鞋子，“全”，自始至终，整句是说生活在芳山的老祖宗个个形端表正，清白做人，始终没有沾染上贪与妒的不正之风。“绍”，即继承和发扬。“无贪妒”，没有出过贪官污吏，没有出过嫉妒小人。“效古人”，就是号召大家向古代先贤们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他们遵法纪、走正道，全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

“祖考”已做出了光辉榜样。对于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嘉言懿行，我已在别的文章中阐述过了，本文不再重复，这里只选讲几个“绍”他们“斯文”的典型儿孙。

头一个是清官余建隆，号熙廷，开化北乡人。为人简朴刚直，处事方正不苟。由万历丁酉（1597）恩贡，吏部考选第一，优先录用为黟县知县。按黟旧规，知县的日常生活供应，都归里总负责。每月初一，照例还有礼物馈送，称为“月旦礼”。建隆莅任之后，认为这种供应方式不妥，应适当改一改，而月旦礼纯属多余，则更不应该收取。为减轻地方负担，马上下令取消了它。第一个孙子出世时，正值仲春时节，丞史因公往府衙办事，特意带着银钏、彩裳前去贺喜。建隆办完事回家，发现这些东西，惊问：“此物从何而来？”家人如实回答是某某人送来的，建隆沉下脸说：“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凡不义之财绝对不能要”。于是按照老爷吩咐，马上将这些礼物全部退还原主。辖区内有个富家子弟胡作非为，触犯了国家法律，眼看就要被抓起来判刑坐牢了，他的家属得知消息，拿了数千元的银票到建隆家行贿，条件只有一个：“冀稍缓庭质”，也就是希望县太爷网开一面，暂时不要抓捕归案，更不要把证人带到法庭上来对质，腾出时间，让他有个营私舞弊的机会，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于刑事处分。建隆铁面无私，公事公办，当场拒受贿赂，也严词拒绝了犯者家属的无理要求。

不久，以清苦不合时宜为由，明升暗降，左迁到顺德府担任经历。屁股尚未坐热，旋即又被派往贫穷落后的山西省永和县任知县。官职变来变去，“砺操愈贞，而丰裁益峻”，清正廉明的为官本色始终没有改变。他以包公为榜样，乐道安贫，忠于职守，处处为百姓着想，在任内清理积案，鼓励农耕，办了不少实事。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告老还乡，除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积攒多少物质财富。简单的几件行李，手上拿都不够拿，根本不需要添置装东西的箱笼，当然也不需要公家安排车马护送。离开县署那天，隰州太守方公实在过意不去，特意备了薄酒，亲自跑来为他饯行。正在依依惜别，事有凑巧，忽报附近有地坎塌陷，挖得宋古钱一窖。方公高兴地说：“此天为廉吏赐也。”立即下令派人把一窖古钱如数拿到街上银庄里去兑换成银票，作为他回家路上的盘缠和退休官员的安家费。建隆知道地下宝藏乃是国家财产，理应上交国库。所以他宁苦勿贪婉言谢绝，坚决不要这笔意外横财，仍然坚持与一个跟随多年的心腹仆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拿着雨伞，千里迢迢风餐露宿靠两条腿走路回家，送行的官员百姓和沿途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个难得的清官啊！

还有一个更清更穷的，单名一个“燠”字，号华山，以《易经》中亚魁（第二名），以《诗学》造就人才。初授博兴训导，后升彭城瓯宁教谕。人如其名，心里火热，仅有的奉禄，除自己粗茶淡饭外，专以周济贫士，典南畿、江西文衡，因家贫，无以就读，就是由余燠扶持成才的，至死感激涕淋。余燠“历官廿载，归无余资，所居不蔽风雨”。去世时，清锅冷灶，家徒四壁，棺椁内外还是由博兴名宦商文毅、门生吾文山负责筹办，并为其“叙其事，志其墓”。

如果说为官者应该清正廉明，那么为民者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这里有个现成的答案：明朝年间，芳山派有个余大魁，字廷元，臂力雄壮，有搏虎屠龙气概，更有为民众办事之心。他所在村的右边从前有座祁檀古庙，庙左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古老防洪大堤：长五十丈，高二丈多，厚两丈。堤下便是“生聚于斯，养育于斯，财用于斯”的桃林坂，计良田三百余亩，一眼看去横斜铺畅土厚泥肥。余氏居于坂内，田丘护于村外，统统依赖这条大堤来护卫，所以此堤乃是护村保田的紧关要塞。原先因为洪水经常泛滥，年久失修，有许多地方坍塌了，如不及时修砌加固，再遇暴水猝涨，必至堤毁人亡。廷元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早就想去修理它了，只是考虑到田多业广，地非一姓，业无常主，散处远近不等，一时难于纠集商议。于是邀请从弟商量其事：把田分为三等，视水势之险夷，上下之科费多寡则由田主共同来讨论决定。而挡砂、聚石、揪砌、填泥等粗工，则依照惯例按田亩摊派到佃户。对防洪大堤总的要求是：水道深浅、宽窄，概为浚深疏通，不留遗患。对工程质量则从严要求，如石工懒惰、欺逸，做得不坚牢，必须亲自上工地监督查看（躬率笃课之），发现问题，务使改正砸实。大堤全部竣工，一共花费了三百多块光洋，所有的费用开支都是由他一人经手。事实证明，他没有乱花或贪污一分钱。任劳任怨日夜奔走，纯属自发的义务劳动。象他这样大公无私、乐于挑重担的人，你说是不是乡村中建功立业之功劳最大者？

余启晋刚刚16周岁，本族群众根据他的才干，推举为管理祠堂的总头目。年轻有为，工作干得很出色。1743年，慷慨地将自己家里的土地贡献出来给民众建宗祠。1747年，又捐地创建梯云书舍，发展教育事业。1751年，年成不好，村里闹饥荒，厅众里恰好存得会谷16石，全部拿出来周济缺粮的贫困户。丙子（1756）年冬天，有个姓唐的人冒认毕源祖墓，擅自在半山中劈竖石碑，启晋公发动大家起来与唐姓打官司，迫使捣毁非法石碑，祖宗的魂魄才得到安宁。（更命次子余芳负籍从师，家固拮据，然尊师重友不少懈）。村西溪水防碍交通，他负责布桥三十余年。晚年又动员自己的孙子捐田两分，为造桥作长远打算。壬午（1762）秋，患瘘症，一举一动都必定要有人帮助，全靠老伴精心护理，才得以恢复健康。乙酉（1765）芳山宗人修谱，他毛病并未完全好，亲自出谋划策，坐镇指挥，责成儿子余芳撰写序言，他反复校阅，直到满意为止。

建隆是县官，启晋是村官，还有一位是软硬不吃非官非吏的民军领袖。他姓余，讳大镛，学名凤仪，秀外慧中，有勇有谋，“为文，挥毫立就，读之光彩奕奕动人；为武，悟性极高，刀枪剑戟无所不知，具有果敢之才”。他曾经多次公开说过：“吾生天地间，当存忠孝节烈之气，不为贫贱所移，不为威武所屈。义所当生则生，不为幸全；义所当死则死，非同小信。若见义不为，是为无勇。”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咸丰辛酉（1861）年，广东来的一股太平军骚扰开化，全村的老百姓都扶老携友逃到深山岩谷里去躲藏起来了，而他胸有成竹临危不惧，“独首倡大义，聚强壮之有胆略者与贼鏖战”。运用大刀长矛和有利的山川地势，与敌人打打杀杀周旋了一天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负伤后被擒。被押往县城后，太平军首领见其状貌魁梧，举止不凡，知道是个才兼文武的有用之人，欲动员他召回残部参加太平军，所以软硬兼施，千方百计逼他就范。起先采用谈判方式，只要他肯投降，答应官升一级，让他继续带兵打仗，企图用高官厚禄来引诱他。可是任你费尽口舌，他总是横眉冷对反唇相讥。接着，摆出老虎凳等刑具来进行威胁，他仍然不肯屈服，反而昂首挺胸破口大骂。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只得轮番上刑，直至被残酷地折磨致死。“迨升平后，朝廷采访节义，嘉公之殉难效忠，钦偿云骑尉，子孙世袭荣褒”。

余绍元，字升三，号鉴堂，六都巨溪人。少即勤学，嘉庆十三年（1808）举于乡贡，分发四川。起初在绵竹任职，大吏知道他本领高强，委派他调查处理拖了几十年久悬未决的明安县互争水利案。绍元亲自到现场踏勘，早晨六时下车，到下午三时结案，搞清楚几百亩田的利害得失。于是获得提升，调到大足主持工作。不久，又调到东乡负责修缮书院。许多读书人知道了，纷纷向他学习，读书的风气才一天天好起来。后来，再次调到云阳，正值白莲教动乱之后，这个县向来号称难治。所属的云安厂，勇健的盐商结连匪徒，忽而分散，忽而集中，前几任长官都奈何不得。绍元到了，说：“这是养痈遗患呀！”秘密地（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太守，通知大吏，叫他们召集官兵连夜赶到县城，看准机会围剿逮捕，结果所有的头目全部缉拿归案。多年积匪，遂以扫除。解决了老大难，调往荣昌补缺，最后调到邻水，大搞反腐倡廉，不幸死在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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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楼发表于: 2011-06-25

孝行感动天地人——芳山人之行孝篇

自从宋孝宗提倡以孝治天下，选忠臣于孝子之门之后，“孝”字被摆在孝、悌、忠、信、廉的五常之首。“百善孝为先”成了教育人、培养人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国策。上自官府，下至百姓，行孝之风顿时风靡全国。具有光荣传统的芳山人自然不甘落后，可歌可泣的行孝故事应运而生。在洋洋百万言的《芳山余氏宗谱》上，以孝为核心，以传承为宗旨，在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错误思想的同时，几乎是无孝不立传。诸如“性至孝，上事父母，膳必甘脂，进必承欢。视寝问安，必躬必亲。及严慈归老，擗踊哀号，丧尽其礼。春祺秋尝，祭极其诚”之类的孝话，俯拾即是。孝子们行孝的方式尽管不同，而孝的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敬重老人，孝顺长辈。只要读者有兴趣，尽可多举几例。

东山余德柏，字如石，良召公次子。年轻时入私塾读书，听到老师解释“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的含义时，不由感动得流下眼泪。他想，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天高比海深，怎么可以不孝顺？从此以后，“日循省定礼，祝哽祝噎，习以为常”。母亲何氏孺人的眼睛患了白内障，久治不愈，听说用舌头去舔能够舔好，所以他每天早晚两次坚持用自己的舌头去舔母亲的眼睛。过了一个月，母亲目中的翳膜全部消失，眼睛复明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满城风雨，当时，他因此得了个“砥目孝子”之誉。清朝康熙年间，福建尚精忠聚众叛乱，本地土匪亦乘机窃发。一天早上，土匪进村，全村人都闻风逃走了，他因为母亲病在床上，不敢也不想悄悄离开。看到土匪气势凶凶，为保护母亲，只好“向贼哭泣哀告曰：‘财物任尔随便取走，切勿惊我老母’。”土匪们听了一惊，说：“汝莫非砥目余孝子乎？”得到证实后，他们马上相互告戒切勿侵犯，共同盟誓曰：“冒犯孝子不祥，日后俱宜谨记。”说罢，土匪们就自动远远离开了。（听说古雍长鱼为老母吮吸痰俎、蔡君仲以口漱母亲疮脓，至今啧啧称其孝。而如石公用舌头砥舔老母的病目，以致孝的名声感动了土匪，与前者比较，有什么差别呢？由此，亦足以证明：仁孝之心，人人有之，即使象盗贼一样的背经乱道者，只要尚未丧尽天良，在孝子面前，难道不感到惭愧，难道不应该自勉自励？）
余诚，字应美，演公之次子，排行第三，宋朝两请附榜补太学上舍。因奸臣误国，迟迟不愿上任。考虑到家里不仅有严父慈母，还有高龄的老祖母，担心别人照顾不周，于是，干脆打报告要求回家奉养，晨昏定省之礼从未尝间断。至于饮食，极其甘美。老祖母生病躺在床上，全家人都忧心于色，大家抢着服侍，余诚手脚勤快，每调汤药必亲自尝过之后才喂给她吃。后来她寿终正寝了，他哀痛过伤，几乎晕绝。亲自将其安葬在形状似飞鹤冲霄的芳山宅后。他和父亲一道在坟墓旁边搭了个茅棚昼夜守灵，天长日久，许多麋鹿野兽受到感染，变得驯驯服服，经常跑来作伴，周围地上也凭空长出了一棵棵美丽的灵芝。人们都说这是他们的孝行感动了山神土地，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怪现象。

余达皋，六都墩南人。兄弟三人他最小，也最孝。家里贫穷，帮人打工。东家有酒肉，自己舍不得吃，留下来带回家给母亲吃。母亲全身瘫痪，行动困难，而且是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生活根本不能自理。疏头、洗脸、揩身子、洗衣服、烧饭菜，甚至倒马桶、抓虱子，都是由他一个人负责到底。他还经常对着苍天喊话，希望老天爷保佑母亲健康长寿。母亲去世了，痛哭流涕，悲哀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还说情愿同母亲一起去死。成天不吃不喝，人虽劝慰，依然水浆不入口，过了几天便真的跟随母亲撒手归天了。（孝顺长辈，精神可嘉，以孝殉情，乃是愚孝）。

余显荣，字耀先，性情非常孝顺，真娄公有病，汤药亲尝，衣不解带，到了夜里，对天祈祷，要求身代。守灵时十分谨慎而有礼貌，凡是他身上穿的、棺材里放的，必诚必信，只要家里有或能办到的，都尽量满足，真正做到亲切而不浪费。尤其挂心的是双亲不曾入土，到处寻找“精形象吉”之地，碰上山水明秀的地方，整天在那里走来走去。如果查清是属于别人的产业，不惜用高价买来为其安葬。

余文浙，号颐斋，出继给叔叔。婶母江氏瘫痪了十余年，叔叔不在，煎汤喂药，文浙亲自服侍，护理得十分周到，以致婶母常常感动得流下眼泪。叔婶亡故后，照例如生身父母那样年年祭拜，克尽孝意，被人传为佳话。从小勤奋学习，广阅博览，患难中自学成才，以恩授觐县训导。他倡明道学，士习不变，后因目疾调任该府教授。告老还乡后，万历戊子（1588）篡修本县县志。
余情，字信修，号故园，增生人。才华出众，颖悟过人。八岁与兄出游，路上拾得一佳果，哥哥想破开两人分吃掉，余情不同意，要求带回家留给母亲吃。等到长大成人后，懂事明理，更能善解人意，悉心供养双亲。他懂得医术，热衷于救死扶伤，被治好的病人很多，对贫寒的老年人从来不接受谢金。乡里有急难，尽力予以帮助。

丘峰祝三翁，生而倜傥，束发受书，一览成诵。因生下来就失去父亲的依靠，始终没有兄和弟，茕茕孑立，亲自摄理家政，所以一直没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于是，与母亲一道挽鹿车而勤操作，新甲第而广田园。其持家，惟以庞公为效法对象。翁平生奉养母亲，菽水承欢，晨馐夕膳，荤腥搭配，冷热适中，终身不敢松懈或怠慢。到母亲年老多病时，更是嘘寒问暖，殷勤周到，怕事急来不及穿衣服，所以往往和衣而睡，昼夜不肯离开。每年遇到父亲去世的忌日，则一定要备齐斋饭，到坟前怆然致祭说：“父亲呀，白生我了。您一生勤劳，劳累致死，我却一点都没有报答于您，使我常抱终天之恨。”他的仁孝就是这样纯朴笃实。许多人说，“仁孝则醇谨，义方则端严。岱岩之松，其根必茂；岷山之水，其流必长。仁孝者，寿必长！”在他身上全应验了。
按例学宫每年要向朝廷推荐一人，参加贡士培训。顺治癸巳（1653），潜斋公刚好被选上，这是当官发才的难得机会。可是父亲刚刚去世，丁忧期未满。本族人劝他以三叔的名义申请“官寿”，由三叔代理，自己就可以不穿孝服远走高飞了。他听了很生气，流着眼泪说：“死者为大，何况是我的亲生父亲呢？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屁话来动摇我在家服丧尽孝的决心呢？于是，毅然拒绝众议，自动放弃锦绣前程，志愿在家为父亲守孝。1656年，应选赴廷考试，从考场出来时说：“我终于还清了因丁忧而欠下的书债。”可见他为子尽孝是真心实意的，而赴廷应试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灵魂深处并不想当官，也不愿当官。

余佩环的父亲启午公，曾经体质衰弱，经常生病，全靠母氏程孺人维持调度。四十九岁，才生下第一个孩子，起名余佩环。（老年得子，乃人生一大喜事）。

佩环公聪明英俊，善于读书，爱好写字，父母特别喜欢。他的笔头很勤，凡是日常必需的器皿，无论新旧物事，都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某办用”。15岁那年，因为父亲的毛病越来越严重，眼看病入膏肓，亲属们忙着料理后事，摧促木匠抓紧时间把棺材做好。完工之后，并未咽气，他马上在棺材上写上“东山某某余公士藏”8个字。起先，大家并不在意。到了第二年（1847），父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佩环公边痛哭流涕，边为他殡殓。第三天出殡，把灵柩送往桃林坂西枧的古老坟地上厝（把棺材停放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指灵柩还没有正式埋葬在泥土底下），比启午公先厝的，不少于五六所，当时，谁也不曾有瞻前顾后的考虑。过了一年（1848）五月六日，大雨倾盆，日以继夜，山水暴涨。佩环公因害怕而心跳得特别厉害，第二天早晨起来往远处一看，但见一片洪水汪洋，看不见田里的禾苗。这时，他情知不妙，悲哀至极。等洪水稍退，马上趟水过去查看，父亲的棺材真的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了，其他先厝的棺材也同样不知去向了。佩环公号泣呼天，哭得比为父亲殡殓时还悲伤。但是，光哭已经没有用了。第二天一早，他沿着溪流追寻，没有发现踪影。再过了一天，准备了盘缠、工具和路上充饥的粮食，往顺流方向走访。由青溪至严陵，皆无踪影。他天天茶不思，饭不想，以泪洗脸，心里老是惦念着死去的父亲。夜里梦绕魂牵，老是睡不着，起来走到门外，又不知道往哪里去，坐卧不宁，真是悲痛极了。

已是秋八月，有人从杭州传来信息说：“钱塘县有位叫沈自亮的义士，得到今年洪水漂流来的棺木，统统用泥土掩埋起来，不让暴露在外。为便于有关家属认领，凡标有字号的，都在掩埋棺材的土堆上插上牌子，又寄信到遭受水患的有关县城”。佩环知道这回事，心急火燎，当天就动身去访问和认领了，果然象信息上所说的那样。到现场将土堆趴开来一看，墨迹依然十分鲜明，正是佩环自己的笔迹。他又悲痛又高兴，谢过沈义士之后，便扶着灵柩回来了。村里人都破涕为笑，认为是启午公的灵魂失而复得，回到故乡来了。

当初，余佩环在棺材上书写字号时，哪里知道后来会发如此大水？又怎么事先知道父亲的尸骸会遭到漂流的厄运？这种谁也预料不到的咄咄怪事，竟然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客观地出现了。这是老天爷有眼睛，为了表彰他感人之深的孝行啊，怎么会是偶然发生的奇情怪事？

素峰公讳大典，字振玉，东山思盛公之子。生下来就淳朴老实，这是有原因的。从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和他自己，以及各位亲戚朋友，没有那个不怀一颗质朴的仁义之心。五岁进学校读书，每次听了老师讲解，必定有深刻体会，并且言行一致，一一付诸行动。老师赞叹说：“真是洁白无瑕的好孩子呵！。”长大一些，因为母亲生病，才不得不放弃学习儒家文化。无时无刻不陪在母亲身边，或煎汤喂药，或陪她聊天解闷，十多年不脱衣服睡觉。早碗经常手上捧着祝文对天祷告，说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代替母亲的病痛，用自己的生命去延续母亲的生命，句句话语都发自内心。情之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感动了上帝，久病不起的母亲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当时，某某的父亲死了，铺排没有钱，想以身葬父——先卖掉自己，再为父亲买棺材。素峰公可怜他同情他，追回他的卖身契，自己拿出钱来为他承担一切殡殓费用。又，某某的父亲一向来早有瘫痪的毛病，因为缺钱，只好硬挨着。素峰公知道这回事，主动为他出钱请医生调理和治疗，使他的病情很快好转，并得到根治。还白送他好几亩浮田浮地，让他父子俩自力更生解决日后的生产生活问题。

后来为龙山三世祖墓与某姓打官司，遂家计中落，茹苦食淡，一天籴一升米来供养双亲，自己则滤蕨粉、采野菜充饥。1774年春天，父亲生病了，吃不下饭，家里又没有值钱的东西，只好拿着弓箭去射鸟换烧酒和肉干，回来调羹给他吃。父亲不知内情，愤怒地说：“家里四壁空空，怎么好意思享用这样的美味佳肴呢？”说着，狠狠地将筷子甩到地上。经再三劝慰和说明，才开始拿筷子吃。不久，老父亲死了，享年81岁。母与父同庚，先去世，活了78岁。丧葬都尽量做到符号礼义，每次上坟祭奠都哭得很凄惨，看见的人都为之流眼泪。村里小孩子因为挨了母亲打骂而逃走，素峰公遇上了，流着眼泪教育他说：“我想象你一样受母亲的小棒打，已经不可能得到了。”他晚年研究堪舆（风水）术，经常寻幽探壑，著有《地理指南》。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长子余启旺，继承父亲遗志，勤作息，慎话语，孝敬长辈，尤其“善青囊术，学有渊源，事求妥当，故徽、歙、开、常，咸敬礼之”。次子余启晋（字进候，号清斋端人）。才一岁，母患疯疾卧床。奶不够吃，父亲用糖拌面糊来满足他。六岁上学，已能背书。然而，母亲病重，医治无效，失去了依靠。他常常因为来不及孝敬生身母亲而感到十分遗憾，所以孝敬后母毛孺人象孝敬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凡饮食、果品及时新佳品，没有奉敬二老，自己不敢先尝。当时，有位知心朋友送来几个甜橙，父亲拿大个的给伯父，拿小个的给他。伯父因为有爱侄子的心，所以又将大个的转让给他。他说道：“从前孔融四岁时知道让梨，我今年十岁了，难道不晓得让甜橙吗？况且，父亲的意愿也不能违背，怎么敢随便拿大的吃？”父亲懂得看风水，有时要为隔壁邻居占卜算卦，深夜没有回家，伯父提着灯笼去迎接，他也必定同伯父一起去。

余由中，讳德信，良佳公次子。年幼时不声不响，喜欢暗中做好事。但是社会风尚欺软怕硬，他最厌恶那些软弱无能的人，所以气骨傲岸，不要求人们了解他，也终于没有了解他的人。他生当明朝末期，社会动荡，四方变起。当时有个土匪拿着刀子想杀他的父亲。刚好5岁的他，眼看情况危急，痛苦地跪在地上要求自己代替父亲去死，语言非常悲切。面对此情此景，土匪不忍下毒手，只好放了他父亲。后来清朝建立，残余势力还没有完全平定，经常有人骚扰，他背着母亲暗暗逃走。在荒郊野外，风餐露宿，苦不胜言。然而，对母亲的朝夕供奉，从未间断。虽是野芹山蕨，一定用诚敬的态度服侍她，还千方百计为她弄好吃的。正因为照顾周到，所以母亲好象还不知道自己处在逃难的路上。到年底，有个模仿小偷的人被由中公抓住了。一看是个有名望人家的子弟，担心小偷的坏名声传扬开来，影响到他的家人，不但不难为他，还赠送他一些玉米，很礼貌地放他走了。其他救弱扶贫的事迹还很多，“前邑侯何，举民间耆德为乡饮宾，赐额曰：乐善不倦”。

余致孝，字维则，继母曾经患过哮喘病，一年到头服侍她喝汤吃药。后来皮肤上又生肿烂溃疡的毒疮，臭得不得了，大家都怕靠近她。只有致孝不怕脏臭，亲自为她调治，聚拢嘴唇来吸脓，吸一次，敷一次药，三个月天天如此，没有中断过。

良仙公，昆季二人，公为长。善于安排生活，居室布置得很得体，经济富裕，颇饶于资。办事老成，胸有畛域，不妄取不义之财，亦不轻易将自己的剩余物资随便让人。倘若遇上公正急需之人，则毫不犹豫地全力应付。有一天，叔父突然遭受飞来横祸，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恶棍诬陷，差一点被置于死地。此时，公正在杭州做生意，听到消息，马上日夜兼程赶回家，倾其所有囊中之物，进行全力营救，冤案终于得到昭雪，人也很快被无罪释放了。后来与叔父一道，悠游东山数十年，敬养终老。

余廷瑞，三岁失去母爱，很听父亲的话，明于大义，而志趣不凡，几欲自标一格。当时，家境清寒，束手束脚，居住在东山脚下。到了壮年，气愈扬，志愈勃，想游遍天下，稍展其才。那年，恰巧詹虞陟先生北赴礼闱，邀请他，于是拜别父亲，束装同上。顺流钱塘江，过姑苏，滨长江，抵彭城，访汉高祖遗迹。渡过淮河、黄河，遂到山东，用手轻轻地按着古昔贤人颜渊、闵子骞碑碣，一步一步地移动，唯独未入孔圣阙里睹车服、礼器为憾。由天津卫抵达京师投宿，才得以瞻仰宫殿，知道美富雄杰，而声名文物奔走辐辏，真是天下大观。过了一年，再次抵达太行山，过宁武关，特访蒲州关圣帝君旧址。目睹圣君，想起家父，向詹虞陟先生告辞曰：“天下之大，古今之远，前人所见所游，大概历历目之，独名公大人无所遇。来年家君六十寿，久违远游之训，又恐亲之念我不至也，欲归庆焉。”詹先生即授以寿文，朋友们都赠以诗歌，朗诵过后，遂驾起马车向江南出发。过了一个多月，故乡风景宛然在望了。回到家，展拜高堂，喜惧交集。是时，秋水澄波，黄花耀日，诸位亲朋戚友闻讯送来精制的锦联寿轴，大家举起酒杯为老人祝寿。

赞元公性敦孝友，母病在床半载，侍候汤药，昼夜不离左右。父亲常年客游在外，诸弟幼小，身体衰弱，一切家政责无旁贷，抚育、教训弟弟的责任自然落在自己身上，二十年如一日地对他们友爱备至，把对父母的孝转嫁为对弟弟的悌。

燕山余元恕，子铸三，自幼英姿卓越，非同凡响。只因“瞻依念切，不肯稍离膝下，以致温情之亏”，也就是舍不得离开父母，宁可“以三公易一日之养”，也不想欠下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是以淹留乡里，琢磨之功益力，省定之礼维殷”。这样做的结果，一家之孝礼是尽到责任了，可是耽误了自己“闭门潜修，专心肄业”“攀丹桂”的锦绣前程。等到把双亲送归黄土之后，再去用功考取功名，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待到“授邑宰之职时，年已四十有余矣”！虽然接到通知，兴致勃勃地马上动身，还是来不及了。因为慌里慌张，欲速则不达，加上“忽染时疾”，没有走到目的地就死掉了。“呜呼，悠悠苍天，曷其有极！以公之文学孝行，胡不益之以年，而俾得以小试其才哉？”这能怪天吗？只能怪自己的“书淫”行为，不注重锻炼身体，不把握好天赐良机，一心扑在愚昧无知的“孝”字上。到头来，官位没坐上一天，却把自己宝贵的生命赔了进去。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妇女在行孝方面也非常突出，如东山余大富的妻子鲍孺人，是九朋公的女儿。幼时端庄，不苟言笑。稍长，对待父母非常孝顺。其父曾经告诫诸女说：“当女儿就应当这样。”出嫁之后，尊老爱幼，就象孝顺父母亲那样孝顺公公婆婆。所以她的公公婆婆亦此为榜样，告训其他媳妇说：“做人的媳妇应当象它这样。”又以训自己的女儿说：“做女儿的都应当如此。”三十几岁，丈夫死了，悲号恸绝，恨不得相从于地下。看在孤子无依无靠的份上，勉强起来料理家务。

当地有老虎，鲍孺人抱着幼子余启园坐在家里。忽然闻到一股腥气，又听见“吼地”一声响，一只大老虎偷偷闯了进来，虎视耽耽，张牙舞爪，正想将前爪伸过来抓孩子。她急中生智，一边紧紧捧着启园不放，一边大声叱骂道：“这是我丈夫留下来的亲骨肉，我一个寡妇含辛茹苦，花了多少力气抚养他，孽畜为什么要用爪来抓失去父亲的儿子？”老虎（似乎深受感动）立刻垂着头离开了。有个象老虎一样的家伙，企图破坏她的贞节，用厚利引诱她，她当面骂道：“人间最无耻的事就是失去贞节，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说这些混帐话？”因而拿出刀来割耳朵，以示清白，好容易被邻居妇女劝开。自此以后饮冰茹蘖，清苦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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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县芳山余氏溯源 [复制链接]